原文: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尚书郎乐安廉昭以才能得幸,昭好抉擿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见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志意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

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今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独臣不尽忠,亦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乂乎!

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疑其私报所憎,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遂使疏者不敢毁誉,以至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之节,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将遂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

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书》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知,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患能者进,闇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

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能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

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寺门,斯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

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廉昭等乎!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迕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将何乐焉!”恕,畿之子也。

帝尝卒至尚书门,陈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帝尝问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

    柏杨白话版:政务署助理官(尚书郎)、乐安郡(山东省邹平县东北)人廉昭,以才能卓越受到皇帝曹叡的宠信,喜爱挑剔官员们细小过失,向曹叡表态。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

  “我看到廉昭弹劾政务署左秘书长(左丞)曹璠,认为曹璠被指控有罪,而向上级提出报告时,没有依据诏书规定,应深入追究。陛下遂再下诏责备质问,说:‘其他应该处罚的人,另行奏报。’政务署长(尚书令)陈矫,上书只敢说不敢逃避责任惩罚,却不敢陈述理由答辩,辞意恳切悲恻,我暗中为政府惋惜。

  “古代帝王,所以能维持世风,抚育人民,没有一人不是因为得到民心的爱戴,竭尽群臣的贡献。而今,陛下日理万机,十分辛劳,有时还在灯火之下,处理公务。可是很多事情,仍然停顿,刑法禁令,也都废弛,追究原因,不仅仅由于臣属没有尽到忠心,而更是主上用人并不恰当。

  “百里奚在虞国时,不过一个愚劣之辈,但到秦国之后,却成为国君的智囊(参考前338年)。豫让在中行家里,不过一个苟且偷安之徒,但到了智家,却显示他的忠烈(参考前403年)。古人方面,这是明显的例证。如果陛下认为当今之世没有优秀人才,使政府缺乏贤能的辅佐,那么,岂能追寻已逝的姬弃(后稷·周王朝远祖)、子契(商王朝远祖)?或者坐着等待未来的俊杰?

  “现在被称为贤能的人,都已经做了大官,而且享受丰厚的俸禄;然而,侍奉君王的节操,并没有建立;奉公守法的精,也并没有表现;原因何在?在于对他们从不授权,而忌讳又多。我认为,忠臣不一定就是亲信,而亲信也未必都忠心耿耿。平常疏远的臣属,批评别人,陛下疑心他公报私仇;称赞别人,陛下又疑心他怀有偏见,并不公正。于是,左右亲信遂利用这种态势,更为强调疏远臣属们的罪过,使他们对恶的不敢批评,对善的不敢称赞;因为,无论如何反映,都有罪嫌。

  “陛下应当考虑的是,如何鼓励官员们有开阔的心胸,培养官员们有正道的气节;使他们能自行向古人看齐,名垂史册。而陛下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使像廉昭这种人,在其中挑拨离间。我恐怕发展的结果,高级官员终于会装聋作哑,为了保持官位,占据一个栖身之地后,坐在那里,睁大眼睛瞧着政治上失误,一语不发。这对后代而言,可是一个鉴戒。

  “从前,姬旦(周公)警告他的儿子鲁国第一任国君姬伯禽说:‘不要使大臣抱怨你不信任他!’他如果没有才干,就不可以让他当大臣;既让他当大臣,就不能不信任。《书经》记载:伊祁放勋黄帝王朝六任帝)不断谈论姚重华(黄帝王朝七任帝)的功劳,褒扬他除去四凶(共工、驩兜、姒鲧、三苗。参考864月注),并不认为对有罪的可以不问,对犯小过的也要像对犯大过的同等处罚。

  “政府中官员没有人承认自己没有才干,而只认为陛下对他们不信任;也没有人承认自己无知,而只认为陛下并没有向他发问。陛下为什么不遵照姬旦对善人信任、姚重华对恶人排除的指示?命高级咨询官(侍中)、政务署秘书(尚书),坐的时候在中枢襄助,行的时候随从御驾;由陛下亲自垂询,让他们尽言。则文武百官的品德行为,可以完全了解;忠良者擢升,愚劣者屏退,谁还敢推托犹豫,不竭尽才能?

  “以陛下的英明,亲自跟臣僚讨论政事,使文武百官都能贡献才智。则贤能和愚劣,干练和昏弱,完全看陛下如何适当的交给他们工作。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用这种方法建立功业,什么功业不能建立?每逢边疆告警,陛下诏书上总是说:‘谁对此事忧心?只我自己忧心!’最近诏书上又说:‘忧虑公事,忘掉私事的,不会有这种人。只要先忧虑公事,再忧虑私事,就可把事情办妥!’

  “恭读这些诏令,深佩陛下对于下情,了如指掌;但也怪陛下不追本探源,而只指出末节。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受他先天禀赋的限制。就是由我观察,我也认为政府中没有一位官员能够称职。英明君王使用人才,应使有能力的人毫无保留的竭尽全力;而对没有能力的人,应该不准他盘踞官位。遴选时没有遴选到真正人才,不是过错;整个中央政府竟容纳这种不适当的人,才十分怪异。

  “陛下明知道某人没有竭尽全力,却代他忧愁没有竭尽全力;明知道某人根本没有才能,却教他负责处理业务;岂止是君王辛劳,臣下安逸而已。而是纵令圣贤同时并出于世,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陛下常担心政务署(台阁)不能保守秘密,人情请托不能彻底断绝,特别制定‘出入法条’,还派遣凶狠的官吏,防守大门;这些措施,只不过治标,不能治本。

  “从前,东汉王朝六任帝刘祜时,宫廷供应部长(少府)窦嘉,延聘司法部长(廷尉)郭躬一身清白的侄儿(当时郭躬已经去世多年),引起强烈反应,大家纷纷指控,提出弹劾。而最近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孔羡,延聘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懿放荡的弟弟(司马通),有关单位却不说一句话。那种望着风向,迎合脸色的态度,比受到指示还要顺服。这都是不按实情遴选人才的后果。窦嘉身是皇亲(窦嘉是东汉王朝三任帝刘炟正妻窦皇后的娘家人,参考926月表解),郭躬又不是国家重臣,尚且如此;用今天的情形跟古代相比,都归因于陛下没有坚持有罪必罚,没有阻塞结党营私的源头。

  “制定出入禁令,派遣恶吏守门,都不是治世常规。假使我的建议中一小部分蒙陛下采纳,何至担心邪恶不消灭,而去豢养像廉昭之辈?本来,揭发奸恶,就是尽忠。然而,小人去做此事,世人却万分憎恶,为的是,他们不了解情理,而只知道苟苟且且,一味向上进取。如果陛下再不考察事件去脉,必然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违背舆论,跟全国人民对抗的,才是为公忘私;窥探别人隐秘,打别人小报告的,才是履行节操。一个以国家为己任的盘盘大才,岂能做出此事!他们依照正道,不肯如此。假使天下人都背弃正道而去谋取眼前一点政治利益,最值得人担忧,陛下怎么能够快乐起来!”

  杜恕是杜畿的儿子(杜畿,参考20510月)

  曹叡曾经突然前往政务署,政务署长(尚书令)陈矫阻住大门,跪下问说:“陛下要去哪里?”曹叡说:“我想看看公文。”陈矫说:“这是我分内的工作,陛下不适宜做这种事。如果我不称职,则请免我的职;陛下应该回去。”曹叡惭愧,乘车返宫。

  曹叡曾经问陈矫:“司马懿忠贞不贰,能不能称为国家大臣?”陈矫说:“政府官员对他都很仰望,但国家能不能依靠他,我不知道。”

读书笔记:朝廷的风气是在上者引领的,宽和严的平衡点要把握好。过于宽,则大臣皆擅权,朝政必大乱;过于严,则“大臣将遂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不敢言得失,“举朝共容非其人,举朝共容错误政策。在专制时代,只有少数明君能因势利导,把握好平衡点。而在民主时代,在法律框架下,授权明确,监督到位,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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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读《资治通鉴》1097——杜恕论用人发布于2021-07-08 10: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