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091——知识界驰骛于名利场

原文：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太和四年（公元230年）

尚书琅邪诸葛诞、中书郎南阳邓飏等相与结为党友，更相题表，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诞辈八人为八达。玄，尚之子也。中书监刘放子熙，中书令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近魏讽伏诛建安之末，曹伟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下博耳；人何患其不知己，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帝善其言。

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讲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于是免诞、飏等官。   

    柏杨白话版：230年，曹魏帝国政务署执行官（尚书）、琅邪郡（山东省临沂市）人诸葛诞，立法官（中书郎）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邓飏等结合成一个互相抓痒的小圈圈，你赞美我，我赞美你。宣称：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是“四聪”；诸葛诞等八人是“八达”；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总立法长（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立法署长（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等三人，还没有资格进入圈圈，但因为他们的老爹都是在位的当权人物，特别容纳，称为“三豫”。

　　代理宰相（行司徒事）董昭上书皇帝（二任明帝）曹叡（本年27岁），说：

　　“凡是拥有天下的君王，没有不尊重朴实忠信人士，而痛恨虚伪。因为他们破坏教化，扰乱治安，伤风败俗。最近，魏讽伏诛（参考219年9月）、曹伟在二〇年代处死（参考221年8月）。陛下前后颁布的诏书，无不深刻的斥责浮华不实，打算消灭使人咬牙切齿的邪恶势力。可是，执法的官员，却畏惧邪恶势力，不敢纠举，破坏风俗的行为，遂越来越趋严重。

　　“我暗中观察，现代青年不再把学问当做根本，却专门结交党羽，乐此不疲；高级知识分子不再追求高尚的孝悌清廉境界，却趋炎附势，只为了攫取一点小名小利，结成党派，你恭维我天下第一，我叹息你怀才不遇。把诋毁当做刑杀，把褒扬当做奖赏。对归附自己的，赞美的言论如倾盆大雨；对拒绝归附自己的，就百般挑剔，横肆诬蔑，还互相勉励说：‘现在是什么年头？有什么担心的！只怕你人际关系不够，朋友不多！不要忧虑人家不知道自己，只要纳入小圈圈，就像吃了仙丹妙药，人家对你连说话都会细声细调。’

　　“我又听说，有人教他的家奴或宾客，冒充高级官员的属下差役，出入宫廷，书信来往，探问机密。像这一类事情，都是法令所严禁，刑罚所不赦；即令是魏讽、曹伟的罪行，也不会比他们更重。”

　　曹叡同意董昭的看法。

二月四日，曹叡下诏：“社会风气之朴实和华丽，随着教育文化而改变。兵荒马乱以来，儒家学派经典的研究工作完全荒废。青年们的兴趣和进取方法，不再受经典约束。岂不是教导不恰当，任用官员时，从不考虑他品德的缘故！现在严格调查，从政务署助理（郎吏）开始，学问可以通晓儒家学派一种经典，才干可以担任地方政府首长的，应参加国立大学教授（博士）主持的考试，考试成绩优等的，录用；其他华而不实，不务正道的人，罢黜。”于是，诸葛诞、邓飏免职。

读书笔记：“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中国历史上，除春秋战国和少数战乱时期外，行政无一例外地入侵和控制学术，导致学风败坏，功利主义，尤其以宋以降为重，科举制度的僵化导致学术思想的禁锢，中国人开始落后于世界。所以减少公权力对学术的干预，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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