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557

原文：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

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

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

《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柏杨白话版：公元前42年（永光二年）刘奭向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匡衡上书说：

　　“陛下亲自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人民，误触法网，连年都有赦免，使人民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之福。不过，据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作奸犯科的行为，也没有停止。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天就又犯法，重新坐牢。由于辅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社会风气，贪财贪利，轻视道义，喜爱追逐声色犬马，把豪华奢侈，当做目标。亲族的关系日益稀薄，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用身家来博取财富，万变不离这种倾向。虽然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的认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阔斧，革新社会风气。

　　“中央政府之于国家，犹如筑墙时所用的模板。高级官员如果怒目相对，官吏人民就会兴起斗争的意愿。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势，在下位的人就会兴起拒抗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在下位的人就会兴起杀机。在上位的人如果有贪图财富的大臣，在下位的人必然有偷窃强盗的人民，因为模板是筑墙所用的基本工具。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尽忠职守，政府尊重礼义，文武官员知道谦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从最接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用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

　　“《诗经》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都要模仿。’而今，在西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界，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行动时，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指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指日食）。而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只有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浪费，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正直，疏远伶俐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在京师（首都长安）先发出光芒，美好的声誉，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可以完成，礼义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

　　刘奭欣赏匡衡的意见，擢升他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

荀悦曰：对于囚犯的赦免，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西汉王朝崛起之初，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刘邦约法三章，颁发大赦命令（西汉一任帝刘邦登基时大赦天下，以后就成为一种传统，新皇帝登基，一定大赦）。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后世，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在惠帝（西汉二任帝刘盈）、文帝（西汉五任帝刘恒）时候，天下不需要赦，在孝景皇帝（西汉六任帝刘启）时候，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参考前一五四年）。到了武帝（西汉七任帝刘彻）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再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参考前九一年），巫蛊大祸，全国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等到光武皇帝（东汉一任帝刘秀）上台，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最恰当。

读书笔记：“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匡衡的这段言论切中要害，在中国古代缺乏民主精神，人民都是唯上是从的，在上者有标杆作用，皇帝是大臣的标杆，大臣是卧的标杆，小臣是吏的标杆，吏是人民的标杆。所谓上行下效是也。

所以匡衡提出“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这个建议也非常好，治国当先治吏，亲贤臣，远小人，有贤德、有才能的人充满政府，行仁政，则人民有所法，迁善日进，自然用不着“家至而人说之”。“打老虎，拍苍蝇”，德才兼备者代之，得为政之要义。

荀悦关于大赦的评论也很有见地，为政的“宽”与“严”要根据所面对的具体情况，否则“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赵藩评论诸葛亮的这句话，用在这里也很适合。诸葛亮初入蜀时与法正关于宽、严的对话，也是关于宽、严的经典。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白话文,资治通鉴在线阅读, 资治通鉴简介续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