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554

原文：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

雨雪、陨霜，杀桑。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

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

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

《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

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柏杨白话版：雨雪交加，大量降霜，桑树纷纷落叶。（桑叶缺少，影响养蚕。蚕数减少，则绸缎价格必然上涨。）

　　九月，大霜再降，农田庄稼全毁，全国严重饥馑。宰相（丞相）于定国、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史高，最高监察长薛广德，为这项天灾，先后引咎辞职（这是“三公”为天变负责，第一次集体辞职）。刘奭批准，赏赐每人安车（有座位的车辆）、四匹马、黄金六十斤，罢免他们的官职。

　　擢升太子师傅（太子太傅）韦玄成当最高监察长。

　　　刘奭当太子的时候，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孔霸，教他学习《尚书》（《书经》）。等到登基，封孔霸当关内侯（准侯爵），称褒成君，兼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刘奭一心一意要请孔霸当宰相级高官，可是孔霸为人谦虚退让，不喜爱权势，常说：如果爵位太贵，官位太高，他的品德和能力，都不能适应。最高监察长几次出缺，刘奭几次都要发表任命，孔霸坚决辞让，至于两次、三次。刘奭确知道他出于诚心，才不再勉强，但对他更为尊敬，赏赐更厚。

　　九月二十四日，任命宫廷随从（侍中）、皇城保安司令（卫尉）王接，当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兼车骑将军。（王接，是王无故的儿子。王无故，是十任宣帝刘病已的舅父，参考前67年。）

　　宫廷政务长（中书令）石显跟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周堪、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张猛，结仇已深，不断在刘奭跟前，打小报告。已经被罢黜成为平民的刘更生，唯恐有一天会被陷害，于是上书说：

　　“我曾经听说，姚重华（舜）任命九位高阶层官员（九官——工程官【司空】、农业官【后稷】、国防官【司徒】、司法官【士】、矿业官【共工】、水利官【朕虞】、祭祀官【秩宗】、音乐官【典乐】、监察官【纳言】），大家济济一堂，感情融洽。高阶层官员在政府中互相和睦，万物在农田中自会欣欣向荣。所以洞箫吹出名《韶》的乐章，只要九遍，凤凰就会飞来朝拜。到了周王朝厉王（十任）姬胡、幽王（十二任）姬宫涅时候，政府官员不再和睦，互相排斥。于是日食、月食，相继而来，冷冽的泉水都会沸腾，高山深谷都会改变位置，不应降霜的时候，都会降下大霜。由此可以了解，和睦可以招来祥瑞，互相仇视则会兴起灾难。祥瑞多则国家平安，灾难多则国家自然陷于危境。这是天地运转的法则，古今一贯的道理。

　　“而今，陛下开创三代（夏、商、周）那种盛世的大业，招揽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文学之士），给他们很好的待遇，宽容他们的过失，使大家同时上进。然而，贤能的人跟一些坏胚混杂在一起，黑白不分，正邪也不分，使忠奸同时挤入政坛。建言的奏章，虽然集中未央宫北门（公车），但因奏章不妥当而被捕下狱的，却满满的囚禁在北军监狱（凡上书皇帝，查出有犯法之处，一律逮捕，交付北军【野战军】收押）。现在政府官员，又互相仇视，意志不合。不断用谗言陷害，惹出许多是非。蛊惑主上耳目，影响主上判断，这种事情太多，无法一一陈明。于是各自结党组帮，同心合力，去陷害正直大臣。正直大臣进，国家治；正直大臣退，国家乱。面对治乱契机，却不知道依靠谁才好。灾难变异，因之屡屡出现，我所以寒心的原因，在此。

　　“陛下登基迄今，已有六年。（自前49年12月刘奭登基之年算起，至本年应共七年。刘更生没有把头一年【前49年】计算在内。）在春秋时代，一连六年都发生灾难天变的情形，从没有像如今这么密集。所以如此，因为奸邪的人进入政府之故。奸邪的人所以进入政府，因为在上位的人，心怀猜疑。既然任用贤能，去推行善政，如果受到陷害，贤能的人被排除，善政也就中止。由于领袖有猜忌的心，才招来奸臣陷害之口；由于领袖不能当机立断，才给歹徒打开大门。奸臣进则贤才退，歹徒太多则正人君子减少。《易经》上有‘否’（不顺利）有‘泰’（平安），小人那一套如果受到欣赏，君子的力量消失，政治就会一天比一天混乱；君子行事如果受到尊重，小人那一套如果受不到欣赏，政治才会渐上轨道。

　　“古代，姒鲧（音gǔn）、共工、驩兜跟姚重华（舜）、姒文命（禹），同在伊祁放勋（尧）的政府中当官。（公元前23世纪黄帝王朝六任帝【尧帝】伊祁放勋时，在一次流血斗争中，姚重华诛杀以姒鲧为首的四位政敌。姚重华后来继承帝位，被儒家学派当做圣君。遂称姒鲧等为“四凶”。姒文命是姒鲧的儿子，最后终于罢黜姚重华。）姬旦（周公）跟姬鲜（管国国君）、姬度（蔡国国君），同时在周王朝政府当官。当时，他们之间，互相打击、流言诽谤，难以详尽描述。而伊祁放勋（黄帝王朝六任帝）、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能够肯定姚重华、姒文命、姬旦贤能，而排除共工、姬鲜、姬度，所以国家治理，荣耀永垂，直到今天。孔丘跟季姓家族、孟姓家族，同时在鲁国当官（跟孔丘同时的两家巨头，是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跟叔孙通，同时在秦王朝当官。而鲁国国君（第二十七任定公）姬宋、秦王朝皇帝嬴政（一任始皇帝），认为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贤能，而排除孔丘、叔孙通，所以国家大乱，恶名一直流传到今天。这可以证明：治和乱，荣和辱，关键在于领袖信任什么人，一旦信任真正贤能，必须坚持，不可动摇。

　　“《诗经》说：‘我的心虽不是石头／你却无法使它转变方向。’说明坚持善行的态度。《易经》说：‘出令如出汗。’说明君王发号施令，犹如出汗，汗既流出，不能再回体内。可是现在的情形是：有关善政的命令，颁布之后，一会工夫，即行取消，是一种‘反汗’现象。任用贤能的人才，不到三十天，便逐出政府，是转动了那块石头。《论语》说：‘看见邪恶，好像用手去探试滚水。’而今，二府（普通情形下，指”宰相府”及”最高监察署”）所弹劾的谄佞之辈，历经数年，仍不能排除。收回成命，如同‘反汗’，任用贤能，却跟转动石头一样的艰难。而驱逐邪恶，简直像拔起一座大山。这种情形下，希望阴阳调和，没有灾荒天变，当然不可能。

　　“现在的情况是，一群小人，到处寻找漏洞，运用文字技巧，随时诋毁诬陷，制造谣言文件，使在民间广为流传，《诗经》有言：‘我心忧如焚／只因为触怒了鲨鱼群。’（“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一群小人物猖獗到如此程度，使人愤慨。从前，孔丘跟他的学生颜渊、端木赐（子贡），互相赞扬夸奖，没有人诋毁他们结党营私。姒文命、姬弃（后稷）、皋陶，互相推荐引用，没有人攻击他们广植党羽。为什么？为的是他们忠心为国，胸无邪念。

　　“而今，奸佞的小人跟贤能的君子，手拿戟剑，同时担任宫廷禁卫。奸佞的小人，结合在一起，共同阴谋，违背善良，走向罪恶，唧唧喳喳，不断设下险恶的圈套，决心使领袖跳进去。可能忽然有一天，领袖会相信他们的忠诚，这正是上苍用天变先行提出警告，而灾难不停发生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从来没有不经过诛杀，就可使国家治理的。所以姚重华对于‘四凶’，有四种刑罚（把共工贬逐幽州，把驩兜贬逐崇山，把三苗贬逐三危，把姒鲧斩首羽山）。而孔丘也曾在两观门诛杀少正卯（两观，鲁国国君的宫门。前496年，代理宰相孔丘，处决国务官【大夫】少正卯），然后圣贤的教化，才能够推行。

　　“以陛下的贤明智慧，诚能深思天地无私的大公之心，警惕到《易经》‘否’‘泰’的卦辞，参考黄帝王朝跟周王朝的措施，作为榜样。而以秦王朝跟鲁国的措施，作为鉴戒。注意到祥瑞应验国家的幸福，跟灾难天变反映国家的灾祸。用以考察当前局势，放逐奸佞邪恶的小人，击破专门从事阴险构陷的集团，关闭歹徒的门户，广开正大光明的道路，不再狐疑犹豫，而应坚决果断，使是非明显。则一百种奇异的天变灾难，都会消灭，各种祥瑞，都会来临。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世的福利。”

　　石显看到这份奏章（石显是宫廷政务长【中书令】，当然先行过目），跟许、史两姓皇亲，结合得更为坚强，把刘更生一帮，恨入骨髓。

读书笔记：“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非常正确的诊断，为政者关键在于用人。张居正在《通鉴直解》中，主任唐玄宗先治后乱时，认前期为玄宗用姚崇、宋璟而治，后期用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并且评论道：“然需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之哉”。历史上治乱兴亡，不断重演，但“亲贤臣，远小人”者治，反之者乱，则是不变的规律。

古代以自然界的灾异对应人事，实在可怕，因为无法论证判断，所以往往成为攻击政敌的武器，因为说谁应该对此负责都适用。

柏杨先生对这件事作如下评价：刘更生这份奏章，是一封战书，煽动刘奭下手诛杀自己的政敌。满口攻击对方奸佞邪恶，却没有指出奸佞邪恶的事实，或举出奸佞邪恶的例证，而只一口咬定对方是“小人”，自己是“君子”。全篇都是大道理、大推论。我们没有看到石显集团如何攻击刘更生，但可以推断，恐怕也会使用同样的语言——一口咬定刘更生一帮是“小人”，而自己是“君子”。这种“小人”“君子”之争，不过刚刚开始闹起，以后越闹越烈，直闹了两千年之久。读者只看到刘更生唾沫横飞，却看不到他所指控的罪行。只看到萧望之的指摘，却看不到皇亲集团什么地方奸佞邪恶，非赶尽杀绝不可。每一个人都用情绪诟骂对手，无怪当皇帝的刘奭，分辨不清谁是“小人”？谁是“君子”？在我们的印象中，皇亲集团不过一群保位固宠的官场混混而已，却只听到萧望之、刘更生一帮，磨刀霍霍。

　　然而我们必须正视孔丘诛杀少正卯的故事。公元前496年，孔丘被赏识他的鲁国二十七任国君（定公）姬宋，任命代理宰相（摄相事），掌权不到三个月，就把一位声望很高，深得国人尊敬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处决，然后宣布少正卯五大罪状：“一、居心阴险，处处迎合人民的意思。二、行为邪恶，不肯接受劝告。三、说的全是谎言，却坚持说的全是实话。四、记忆力很强，学问也很渊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五、自己错误，却把错误润饰成为一件好事。”（“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种烟雾迷蒙的抽象词汇，如果可作为定罪的证据，则凡是有权杀人的人都有福了，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把这顶帽子，扣到任何一个看不顺眼的人的头上。扣到莎士比亚、柏拉图、华盛顿头上，固然适合，扣到孔丘、孟轲、朱熹头上，更是天衣无缝。这桩历史上有名的冤狱，当时就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弹。正主持对上帝大祭的鲁国国君姬宋，在分祭肉的时候，故意不分给孔丘。这是礼教社会中表示最严重的一种厌恶，孔丘只好逃亡，出奔卫国。

在孔丘被尊为圣人之后，这件枉杀无罪的冤狱，竟被儒家学派美化，而且在以后两千年儒家学派当政的日子里，有权大爷只要杀机一动，这件冤狱便会被牵出笼。跟攻击嬴政大帝的情形一样，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没有人敢去追查少正卯被杀真相，而只敢异口同声，一致赞扬孔丘杀得好、杀得妙。刘更生不过百犬吠声中的一犬而已，以后这种一犬分子，车载斗量，为“无罪不能无刑”，找出儒家学派圣人的论据，使杀人的真凶，心安理得。虽然到了后来，有头脑的儒家学者，忽然发现，总有一天会被有思考能力的人予以揭发，也曾著书立说，为孔丘辩护，誓言他并没有杀少正卯。但已无法挽回它在历史上所造成的长期毒害，实在是一件遗憾。

柏杨先生对儒家很有意见，所以对儒家往往过于尖刻。儒者确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是尊崇正义，讲究原则的，他们的斗争对象，特别是宦官，往往没有理想，没有正义，没有道理底线，而后者往往更长于斗争手段，儒家往往吃亏。所以，很多儒者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至于柏杨先生所说的只讲大道理，缺乏事实证据，不是没有事实证据，史实至为明显，刘更生在奏章里不说，是因为中国传统上本就缺乏法制精神，而更重忠孝等道德。尤其是“忠”，对皇帝不忠，是大罪，高级官员一般性的犯法，皇帝并不一定特别在意。刘更生为官多年，沉浮于官场，不可能不知道官场的要害，如此重要的奏章，自然会选择最能打动皇帝的内容。当然，柏杨先生对这种现象的批评豪无疑问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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