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疑案金匮之盟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我们应该怎么读历史？这是个问题。当然我没有能力决定一个规则，更没有资格对前辈们指指点点。虽然如此，小子无知无畏，愿以一家之言，解读出历史的另一种味道。若有不妥当的地方，还望大家多多包涵。

历史上的疑案很多，其中的真实性早已不重要，留下的故事任人评说。唐宋并称，在其第二代的皇位继承却都留下一段疑案。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宋太宗留下斧声烛影及金匮之盟。千年都已过去，其中的是非谁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呢？当历代前辈们纠结于其中真假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匹政治遮羞布，其目的仅仅是遮丑而已，其中的权谋谲诈恐怕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丰富。经过有心人的剪裁，历史早已面目全非。玄武门之变，我们暂且不提。小子不才，愿意拾起金匮之盟这个话题，讨论这匹遮羞布是如何去打扮历史。

杜太后，生赵匡胤、赵光义、赵廷美，“犹爱光义”。当陈桥兵变的时候，杜太后闻之而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观其言，不似一般老太太的话，好似见过很多大场面，对此并没有惊恐。我记得郭威兵变时，其家在京城者全部被杀，杜太后肯定是知晓的，造反兵变不是请客吃饭，热热闹闹一场就完成了权力的交接。造反是要流血的，对于身处京城的杜太后，淡然的说出儿有大志之类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她绝非一般老太太。

960年正月，陈桥兵变之后，杜太后被尊为皇太后，她反而愀然不乐，接下来还为赵匡胤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诚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而不可得，是吾所忧也。”全然不是暴发户的姿态，反以“为人君难”劝诫身为九五之尊的赵匡胤。从这些侧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对她的评价“聪明有智度”是可信的。

961年六月，杜太后崩。以其身份和智度，临终时提出金匮之盟或许就不显得意外了。“后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呜咽不能对。后曰：‘吾自老死，哭无益也，吾方语汝以大事，而但哭耶？’问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余庆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上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藏其书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这就是金匮之盟的由来。

但我们仔细分析，其中很多地方不近常理。其一，赵匡胤的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并不是继承，从这点来看，与杜太后没有关系。杜太后居然干预皇位的继承问题，难通常理。如西汉时窦太后喜爱梁王刘武，希望汉景帝百年之后传位于刘武，来个兄终弟及，汉景帝迫于其母而犹豫再三，但终不能传位于其弟。窦太后的影响力远超过杜太后，杜太后的一句话怎能左右皇位的继承问题？其二，赵匡胤此时才34岁，正当壮年，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即使一旦不幸，完全可以让赵光义担任辅政大臣，没有必要继承皇位。杜太后干预皇位的继承，肯定会犯赵匡胤的忌讳，说不定还会为赵光义惹来杀身之祸。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是否有理由这么认为，杜太后确有临终遗言，但内容并不是简单的兄终弟及。甚至我们还可以大胆假设，杜太后的临终遗言确实提到了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但是否形成一纸盟约并被保管，恐怕更值得商榷。因为赵光义976年十月登基的时候，并没有拿出金匮之盟。正因为如此，杜太后的遗言，在赵光义继承皇位之后，被赵普所利用，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变成了金匮之盟的大戏，成为政治的一匹遮羞布。

如果，仅仅是如果，但历史没有如果。赵匡胤死了，死于976年十月，享年49岁，虽非壮年，亦难说寿终。对于“斧声烛影”我暂且不讨论其真实性，只就事论事来讲，赵匡胤到底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需要传位给赵光义？

金匮之盟的约定到底是啥？现在难以说清，一种是单传约，赵匡胤死后传位于赵光义；另一种是三传约，赵匡胤死后传给赵光义，赵光义死后传给赵廷美，赵廷美死后在传给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赵德昭死后再传给……，感觉都乱了套。第一种有始无终，明显有杜撰的痕迹，难道赵匡胤打下江山就为了传给赵光义，明显说不通。对于第二种，根本行不通，春秋时公子光使专诸刺吴王僚，就是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惹的祸。

中国之所以为文明古国，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中嫡长继承制绝对是伟大的发明。从西方的继承制度来看，之所以一直处于分封制度，而我们很早就进入大一统，嫡长继承制居功至伟。在这里我就不论证了，有兴趣的自己去查相关资料。嫡长继承制不仅仅是确保继承的顺序而已，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规矩，杜绝很多不必要的非分之想。纵观历史，虽偶有打破这个规矩的，但都是少数，因为道义自在人心，谁打破它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明成祖朱棣吃不好睡不香，一直希望找到建文帝就是这个原因，人家是合法的，自己是篡）。

976年十月，距离961年杜太后之死已经15年，杜太后提出的所谓孤儿寡母的假设早已不存在。赵匡胤的长子赵德秀早亡，我们姑且不论，次子赵德昭，生于951年，此时25岁；赵德芳，生于959年，此时17岁。虽是寡母，却非孤儿！金匮之盟即使是真的，把他拿出来，也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假设不存在了，其盟约还有谁会当真？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本不存在赵匡胤传位于赵光义的理由，但赵匡胤一死，事情的发展亦非他能掌握。

权力不相信眼泪。当赵匡胤前脚刚走，后面的蠢蠢欲动就开始了。首先登场的是宋皇后，“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为什么不立赵德昭而准备立赵德芳？赵德昭合法性明显要高于赵德芳，难道就因为不是亲生的吗？赵德昭确实不是宋皇后所生，其母是孝惠皇后贺氏，赵匡胤的原配，死于958年。那么问题来了，赵德芳就是宋皇后亲生的吗？宋皇后生于952年，赵德芳生于959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赵德芳与宋皇后没有血缘关系。那么宋皇后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对于今天的我们，即使发挥福尔摩斯的逻辑推理，恐怕也难以得出一个服众的答案。我们可以猜测：宋皇后与赵德昭母子关系不合；也有可能是宋皇后别有用心，希望通过立赵德芳为自己争取权力。

对于“别有用心”这个词，要是高人用了心，就叫运筹帷幄；一般人的用心，就叫居心叵测。宋皇后属于一般人，她信任了一个不该信任的人——王继恩。“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德玄者，荥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玄对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王继恩违背宋皇后的交代，并没有去召赵德芳，反而直接跑去找赵光义，对于权力交接之际，这可是提着脑袋在玩命，他一身中玩过两次，这是第一次。我们不知道赵光义私下是否给了他好处，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心向赵光义，肯定不是心血来潮，激情玩命而已。从后来赵光义对王继恩加官封赏来说，王继恩玩命是值得的。

王继恩遇到了左押衙程德玄，历史记载来看仅是偶遇，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甚至可以猜测程德玄绝非是为了看病，他作为一个武职，在关键时刻，是不可否缺的。即使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有备无患才是王道，赵光义是懂这个道理的。在王继恩的劝说下，或许根本不用劝，赵光义随同王继恩来到宫中。

“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当宋皇后还傻傻的等待王继恩，被卖了才醒悟过来。见到晋王的时候，知道大事已定，不得不认可这个既成事实。“甲寅，太宗即位，群臣谒见万岁殿之东楹，帝号恸殒绝。”大家要注意这个日子，甲寅，也就是赵匡胤死的第二天，赵光义登基，时间之迫切，确实也表现出对事久生变的担忧。同年十二月，改元太平兴国，不逾年而改元，有违礼制。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出，赵光义希望尽快摆脱赵匡胤的影响，及早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假如真的存在金匮之盟，在登基的时候，赵光义为啥没有拿出来？从这些可以说明他在登基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的合法性得力于十五年前的那纸盟约，而是自己的努力及实力起了作用，那一张纸在这个时刻根本没有半点用处。一旦根基已稳，如何欺骗世人，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些，金匮之盟就承担其政治遮羞布的功能。就像做贼之后的心虚，需要掩饰自己的丑行。比如唐太宗因为有玄武门之变这块疙瘩，后来总是疑神疑鬼，甚至把史官写的记录拿来看，这是有违规矩的；赵光义也是如此，因为言不正名不顺，也不得不在杜太后的遗言上大做文章（对于金匮之盟是否存在，我是持否定意见的，在这里我用“遗言”代替“金匮之盟”，就是不想陷入盟约的真假之争），与唐太宗的行为动机如出一辙。

赵普，生于922年，年龄比赵匡胤大5岁。因为资历老，年岁大，所以杜太后对其信任有加，成为杜太后临终遗言的书写者。赵普虽被赵匡胤依仗为重要的左膀右臂，身居宰相之位，但绝不是一个权相。赵匡胤的手腕足以成为一代有作为的君主，朝中大臣不过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问题。

“他日，上因出，忽幸普第。时吴越王俶方遗普书及海物十瓶列庑下。会车驾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普以实对。上曰：‘引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普皇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此，若知此，当奏闻而却之。’上笑曰：‘但受之，无害。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固命普谢而受之。”

这个故事反映出，赵匡胤对于权力拿捏的举重若轻，反观后代的很多君主，对于权力小心翼翼，唯恐其失，在赵匡胤的气势面前，不知被甩出多少条街。974年，由于种种原因，赵普被疏远了，被罢免了相职。当然并不是因为赵匡胤心胸狭窄，而是作为一种制度上的长远安排，如邓小南教授分析的那样——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其观点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里面，我有篇读后感，可以查阅相关观点）。

981年九月，距离赵光义登基已经近五年，金匮之盟却突然被赵普翻出来。“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郁郁不得志。普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女。承宗适知潭州，受诏归阙成婚，礼未愈月，多逊白遣归任，普由是愤怒。会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召问普，普对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复密奏：‘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遂大感寤。”

赵普翻出这段陈年往事，完全是因为“郁郁不得志”，在加上卢多逊的咄咄逼人。赵普作为朝中元老，对于赵光义登基之后的心虚肯定揣摩得到——赵光义需要一个合理的遮羞布。但对于杜太后的遗言是否有利用的价值，他其实心里没底，不然也不会五年之后才提出来。当他逼不得已提出来的时候，赵光义认同了这个遗言的价值，认为有必要发挥一下，于是演出了一出金匮之盟的大戏，成为证明赵光义合法性的一张遮羞布。（有人或许会说，金匮之盟既然藏在宫中，赵普提出来，赵光义就找到了，足以证明金匮之盟的真实。这其实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比如宋真宗时代，宫中出现天书，各地上报种种祥瑞，这些肯定不是真的，只是演出的一场政治戏而已，金匮之盟也可能如此，从这点是不能证明其真实性的。）

从赵普提出这件事的动机来看，他是被迫的行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动机并不单纯。当金匮之盟得到赵光义的认可，需要发挥其价值的时候，他们却用两套标准在实践。赵光义继承皇位变成合法，传给赵廷美却置之不提。政治就是如此，永远都是利用对自己有价值的部分，对自己不利的一概否定，权力才是其中的主人。

“或曰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上复传之廷美，而廷美将复传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开封，德恭授贵州防御使，实称皇子，皆缘昭宪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谋。他日，上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于是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

赵普再次入相，因为他帮助赵光义解决了登基的合法性，又同时解决了赵廷美不能继承的问题。所谓的金匮之盟，难道不就是一个幌子吗？赵普利用了他，又践踏了他。赵光义与赵普名利双收，而赵德昭、赵德芳、赵廷美成为政治下的牺牲品，不得不死的牺牲品。 

金匮之盟的前提假设是“孤儿寡母论”，不管是三传约还是单传约，一旦赵光义登基之后，除了利用它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对其内容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这些疑点，我们都可以看出，金匮之盟的真假根本不重要，即使是真的又能说明什么呢？他只是政治上的一匹遮羞布而已。接下来我们看看赵德昭、赵德芳、赵廷美的结局。

979年，赵光义意气风发的收复了太原，北汉降。面对“大好局面”，决意收复幽、蓟地区，完成中国的大一统。对于“馈饷且尽，军士罢之。会刘继元降，人人有希赏意，而上将遂伐契丹，取幽蓟，诸将皆不愿行”的局面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北伐契丹的失败就自然而然了。由于北征的受挫，对平太原之功久不行赏，“德昭乘间入言，帝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惶恐，还宫，谓左右曰：‘带刀乎？’左右辞以宫中不敢带。德昭因入茶酒阁，拒户，取割果刀自刎。帝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邪！’追封魏王，谥曰懿。”德昭就这么死了，看起来很像今天的某些大学生，面对压力，一时想不通就冲动的结束了生命。赵光义留下几滴鳄鱼的眼泪，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981年三月，“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德芳卒，年二十三。赠中书令，追封岐王，谥康惠。”历史上的记载就这么简单，我们无从知晓其中是否存在阴谋。赵匡胤的两个儿子死了，从根本上杜绝了皇位不可能如金匮之盟所说的三传约，这个条件一旦消失，剩下的赵廷美将何去何从？

981年九月，“会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这些矛头直接指向赵廷美，不仅要把他的名声搞臭，还将其与阴谋叛乱联系起来，这些都似证明，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掌控局势的发展，希望置赵廷美于死地，而柴禹锡等只是一颗棋子。此时的赵普郁郁不得志，把早已被人遗忘的金匮之盟翻了出来，并且把杜太后的遗言重新加工，粉饰赵光义合法性的同时，把赵廷美彻底逐出朝廷。“于是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赵普不仅是金匮之盟的导演，还充当权力的打手。

982年三月，“赐秦王廷美袭衣通犀带、钱十万、绢采各万匹、银万两、西京甲第一区。又赐留守判官阎矩、河南判官王遹钱各百万。”赵廷美离开开封，也就离开了权力的中心，讽刺的是赵光义居然赏赐西京留守判官阎矩、河南判官王遹钱各百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政治中的暗语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用一个“你懂得”便解释的清清楚楚。五月，“赵普以秦王廷美谪居西洛非便，教知开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丙辰，降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984年正月，“涪陵县公廷美至房州，颇自咎责，因忧悸成疾而卒。”

973年，后周的末代皇帝柴宗训死于房州；984年，被逐出权力中心的赵廷美也死于房州。不知是巧合还是上天的安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死是一个必然。历史就是如此，被权力抛弃的人，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奢望，而死亡反而是家常便饭。胜利者不仅赢得政治上的胜利，还将站在道义的制高点来打扮历史。不管是“太祖碑誓”还是“金匮之盟”，都只是胜利者手中的道具，掩盖其中的肮脏。

 隔壁老王家灭亡了，有人趁机去他家偷钟。想要背着它逃跑，但是这口钟太大了，背不动，于是就用槌子把钟砸碎。刚一砸，钟锽锽的响声很大，他害怕别人听到了钟声，急忙捂住自己的耳朵。这时，路人甲听见了钟声，赶上去阻止他，他掏出身上的手枪，当场打死了路人甲。紧接着来了路人乙，看见倒在血泊中的路人甲，赶紧捂上了自己的耳朵跑开了。一会儿又来了路人丙，看到地上的场景，不仅捂上自己的耳朵，还闭上眼睛，晃晃悠悠的走了。

对于历史，很多人是谈古而论今，牵强而附会，把历史当作一遍遍重复的故事，从中学会的尽是权谋之术，而非治世之道。这不是读历史，而是带着有色眼睛，用今人的观点强奸古人的思想。对于这些，我只能呵呵了。（小子我是否也是如此呢？诸君辨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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