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高的父亲是赵鹏说起

——历史虚无主义要不得

前几日听网友讲了一则故事：“赵高的父亲是赵鹏。秦王嬴政母子从赵国的回国路上遭到伏击，因赵鹏尽力的保护才化险为夷，所有赵鹏受到秦王的重用。后来赵鹏在函谷关之战中阵亡，留下赵高母子，赵高在宫中陪嬴政读书，因老师看赵高不顺眼，认为赵高是乱国之人，于是把赵高阉割了。从此赵高开始痛恨秦国，发誓一定要让秦国灭亡。”

故事耐人寻味，也非常有意思，却经不起推敲。那名网友说这个故事出自《尚书》、《左转》、或是《吕氏春秋》，似乎也不是很确定，那我得较个真啦！《左转》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四六八年）早于嬴政父子二百多年；《尚书》是孔子编撰，而孔子到秦始皇父子也有一百年的事情，即便从记载内容来看，尚书最晚讲述的也是西周初年的事情。可见这两本书根本不可能有关于赵鹏的事迹记载。

哪会不会是记载于《吕氏春秋》呢？那我们还是回到网友的这个故事里来分析，其中最大的纰漏就是说赵高父亲赵鹏死于函谷关大战，函谷关之战发生于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也就是秦惠文王刚刚继位期间。秦惠文王作为嬴政父亲的爷爷的爷爷，赵高的父亲怎么可能死于早于他近一百年的函谷关之战？如果是这样，那赵高这个遗腹子可比哪吒怀三年零六月厉害多啦。

由此看来这个赵鹏只是一个凭空杜撰的人物，当然赵高肯定是有父亲的，即使假设他父亲名赵鹏，但总不能煞有其事的凭空捏造其英雄事迹吧！历史还是不要随便戏说得好，即使戏说也万不可当真才对。据我有限的知识，翻遍史书也没有找到赵高父亲赵鹏的记载，咳咳，难道是我孤陋且寡闻了？

小说为艺术加工而虚构人物当然无可厚非，如果一定要把自己编撰的人物说成历史，甚至认认真真的胡说历史，质疑历史，那可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之所以对历史不尊重就是对中国历史的怀疑和不信任，这跟一百多年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影响有很大的关系。赵鹏故事的产生也是疑古派历史虚无主义影响在年青人身上的一种集中体现。

通过这件事情我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理水》？里有个叫鸟头先生的人物。鲁迅先生在书中写道：“这这些些都是废话”。接着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都受了谣言的骗啦，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会治水吗？”鲁迅先生用精彩的语言，把书中鸟头先生的迂腐和荒唐讽刺的体无完肤。（书中的鸟头先生隐射的就是著名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

顾颉刚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历史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他根据根据《说文》：“禹，虫也。”进而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疑古派亦称“古史辨派”，是“五四运动”以后史学研究中出现的以“疑古辨伪”为主旨的学派。当时主要代表人物还有胡适、钱玄同等，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他们提出“打破治古史‘考信于六艺’”的传统见解，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这种疑古精神具有反封建传统的意义，对当时也有比较大的影响。但他们只注重研究关于古代历史传说的变化，而对历史文献持一味怀疑的态度，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自从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海战惨败后，中国的国力跌到了历史低谷，一些知识分子在清朝屡次失败情况下对中国文化失去了信心，由过度的自信变成极度的自卑，甚至认为必须抛弃中国文化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相当多的中国文人，或者言必称希腊，或者言必贬中国，对中国的历史文明产生强烈的疏远和否定情绪，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疑古派。

疑古派的大师们全面怀疑先秦以前的历史记录，怀疑商周时期中国历史，甚至全盘否定中国有远古文明，并把商周以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统统称之为“神话”。可他们却看不到上古神话是世界历史各个民族的共同现象。其实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深入研究各自国家的远古神话传说（如果有的话），并期冀着从中解读出本民族的远古文明信息。例如，以色列人，就对《新旧约全书》（《圣经》）中，特别是摩西五经里面的内容进行着永不疲倦的历史信息解读，包括大量的实地考证和田野作业，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即使对于某些看起来实在“荒唐”的内容，他们也不肯轻易的否定，而是保持存而不论的精神，留待以后再去解读。

从基督教的圣经和希腊文神话，以及其他民族人类起源都有不可避免的神话成分。我们可以看出在世界史当中，几乎各个民族的上古史都或多或少据有神话色彩。难道因为有神话成分就可以全盘否定历史吗，难道可以因封神演义而否定商周存在，难道可以因西游记的存在而否定玄奘取经的历史，难道因为关羽是佛教的伽蓝菩萨神话而否定关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这种“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研究态度是何等极端！这难道不是因部分而否定整体，进而质疑整个中国的上古历史极端言论吗？

今天回过头来看，疑古派文人一直以贬低中国远古文明为所谓的学者之风雅，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政治幼稚病，大肆贩卖西方学者之唾余，以历史虚无主义误导中国社会。直到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为代表的古史新证的重建，学术界才逐渐走出了“疑古时代”。王国维说：“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一味地疑古，如此极端的偏见，早已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本来意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思潮又有重新回潮之势，与二三十年代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他们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嘲笑中华黄河文明是一种落后愚昧的文明，中国几千年历史是中世纪黑暗的巫史文明，把中国传统的中医和周易说成带有迷信色彩的巫术。他们甚至公开宣扬抛弃黄河文明迎接欧美的蓝色海洋文明，如此才是黄河文明走向现代化唯一出路；他们认为中国只有文化思想西方化、宗教信仰基督化、政治方式欧美化，总之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中国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

更有甚者居然宣称：“中国的发展必须殖民三百年方可进步。”这些人以西方中心论为原点，以西方价值观为工具，质疑、否定、虚化、抹杀中国历史的存在价值和合理性。今天这股思潮也影响到很多青年朋友，他们肆意的质疑历史、调侃历史，无限的嘲弄一切，把中国古代的一些东西简单粗暴的贬斥为落后和迷信。这难道不是对中国历史和先贤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吗？

赵高的父亲是赵鹏的来历其本质就是这种思潮影响的结果。陈寅恪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

我们看待和研究历史当然不是只会点头而不敢质疑的好古、信古，当然也不是只凭只鳞片甲的痕迹就完全否定历史的疑古，更不是带着有罪推定的成见任意拼凑历史，而是像胡适说的那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充分证据和事实，就不要妄下定论，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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