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寄禅与圆瑛的爱国思想

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百余年灾难深重的年代，以出世为旨归的佛教，却以积极的态度入世，认为佛教可以济世利民、有益于国家民族，可以“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若人人感化，世间“便成太平盛世矣”，佛教界体现出了强烈爱国救民救时的意识。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眼里，“西学皆源于佛学”，而西学能使佛教“复明于世”，佛教成了整合中学与西学的桥梁，西学来源于中学（佛教），中学（佛教）又依赖于西学而复兴。梁启超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将谭嗣同的这种关于佛教的观念称之为“应用佛学”，佛教在谭嗣同等爱国志士手里成了支持维新变法、救国救民政治革命服务的媒介。其实这种以佛教救国救民的意识在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八指头陀、苏曼殊、虚云、太虚等人那里也得到了典型而突出的表现，他们竭力发掘佛教中慈悲普度、“舍己身救众生”“众生平等”等理论，同时融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观念，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性主义、现代科学精神等现代西方思想，使佛教观念和精神获得新的解释，成为他们抒发翊佐治平的抱负和行动。圆瑛法师同样是他们中极为突出的一员。

寄禅老和尚德相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十分赞赏佛教的观念，认为在大同之世是一种“惟神仙与佛学二者大行”“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的“无家亦无国”的大同极乐境界，并在《大同书成题词》中写道：“现除诸苦法，渐见太平春。一一生花界，人人现佛身。大同犹有道，吾欲度生民。”佛教成为康有为实现大同社会愿景以及政治理想的重要方式。谭嗣同认为只有佛教可以救世，如“救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 等语，即是以佛教的慈悲和无畏精神普度众生、救人救世；学佛教者不再是以出世为目标，而是成为领取山河大地、变法救国、挽救中国命运的救世方法和途径。梁启超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强调“佛教之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兼善而非独善”“入世而非厌世”“无量而非有限”“平等而非差别”“自力而非他力”，赋予了佛教积极入世的意义，将佛教作为了开掘民智、增进新道德的最好工具。章太炎极力肯定佛教的作用，“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 章太炎主张从佛教教义中寻找医治道德沦丧的药方：“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

圆瑛法师德相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对于佛教的看法，都是将佛教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结合起来，期望从佛学思想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将佛教与西方近代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融合起来，使佛教成为济世救民的积极入世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

 

 

二

 

 

 

知识界将佛教作为救国救民的方式和途径，佛教界更是如此，当时的著名高僧八指头陀（寄禅法师）、苏曼殊、虚云、太虚、圆瑛法师等高僧，都将佛教作为爱国救民救时的重要的方式和途径。

寄禅法师主持天童寺十余年，根据其“先世为山谷老人裔孙”的自述，可知其为宋代文人黄庭坚之后裔。寄禅一生苦吟不辍，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对时事和国家命运的抒写是其诗歌的十分重要内容。寄禅对当时国内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深深忧心，其《郑州河决歌》云：“圣人千载不复生，黄河之水何时清。浊浪排空倒山岳，须臾沦没七十城。蛟龙吐雾蔽天黑，不闻哭声闻水声。天子宵衣起长叹，诏起师臣出防捍。帑金万锱添洪流，黄河之工犹未半。精卫含愁河伯怒，桃花水讯益汗漫。明庭下诏罪有司，有司椎胸向天悲。”1887 年黄河郑州段决口，致使千万百姓受灾严重，看到流离失所的灾民，寄禅极度心痛，对统治阶层的腐败亦极度痛恨， 因此写下来这首《郑州河决歌》，并在诗末说自己愿意舍身洪流之中抗灾救灾：“时事艰难乃如此，余独何心惜一死。舍身愿入洪流中，抗涛速使河成功。”又写《江北水灾》诗云：“死者随波涛，生者何所栖相携走泥泞，路滑行步迟。饥来欲乞食，四顾无人炊。儿乳母怀中，母病抱儿啼。仓卒骨肉恩，生死终乖离。不如卖儿去，瘵此须臾饥。男儿三斗谷，女儿五千赀；几日粮又绝，中肠如雷鸣。霜落百草枯，风凋木叶稀。掘草草无根，剥树树无皮。饥啮衣中棉，棉尽寒无衣。冻饿死路隅，无人收其尸。伤心那忍见，人瘦狗独肥。衰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灾。”遭受水灾的民众流离失所之状，令人唏嘘，其“人瘦狗独肥”之句，更是让人卒读，读时心中之悲哀难以掩住。

在敌机空袭轰炸的现场，总能见到“佛”字旗高高飘扬的僧伽救护队。

 

寄禅对当时清政府的内忧外患的命运充满着更深的担忧，《感事呈叶礼部》诗云：“时事已如此，神州将陆沉。宁堪忧国泪，忽上道人襟。” 又如《感事二十一截句》中云：“修罗障日昼重昏，谁补河山破碎痕独上高楼一回首，忍将泪眼看中原。”“茫茫沧海正横流，衔石难填精卫愁。谁谓孤云意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落月哀猿不可听，声声欲唤国魂醒。莫叫遗恨空山里，谁认啼鹃望帝灵。”“漫效先贤歌采薇，风云变幻古今违。夷齐若使生斯世，何处西山叩马归。”“鲸吞蚕蚀各纷争，未卜余生见太平。石烂海枯真有日，生天成佛若为情。”寄禅的忧国忧民之心，几乎是夺胸而出，丝毫看不出苦吟和雕作的痕迹。

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使他创做了大量的爱国诗。《送吴太史嘉瑞入都》诗云：“丈夫既许国，岂容恋岩耕。黄鹄一远举，高飞入苍冥。”诗中展露其“许国”的气概和决心，当国难来临时，不再“容恋岩耕”，而是有不悔的为国捐躯之志。寄禅 在《感事一首酬衡阳令朱太史益濬》中表达了他的许国之志云：“我身如浮云，起灭任所之。香涂等刀割，瞋喜两俱离。惟有君亲恩，欲报嗟无时。尤来曷由拒，泪积不能挥。上念宵旰劳，下悯征役疲。氛埃晦宇宙，腥膻混华夷。鸱枭苟得势，凤凰无宁栖。大棚在其侧，歙翅犹徘徊。忍见百鸟王，坐受微禽欺。猗欤朱夫子，慨然动深哀。忠义夙自许，肝胆谁为披。”寄禅这种许国之心，并不是在纸面上抒发心中之愤怒，确实是付诸行动的。1883 年，中法战争爆发，1884 年法国攻袭台湾基隆及福建闽江口。寄禅听到法军攻袭台湾的消息，十分愤怒，欲到前线“徒手奋击死之”，其云：“甲申法夷犯台湾，官军屡为开花礮所挫，电报至宁波，余方卧病延庆寺，心火内焚，唇舌焦烂，三昼夜不眠，思御礮法不得出，见敌人欲以徒手奋击 死之，为友人所阻，因萌归志。”  以此可见寄禅关心国家安危之心。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后，与日本签订《辛丑条约》，寄禅感奋而写下《〈辛丑条约〉两首》：其一：“落日青山远，浮云白昼昏。衣冠一时盛，肝胆几人存。”其二：“天上玉楼传诏夜，人间金币议和年。哀时哭友无穷泪，夜雨江南应未眠。”感叹衣冠楚楚者虽多，存肝胆者却无；对一味以钱买合议的清政府，只有哀哭泪无穷。

叶德辉论寄禅诗歌具有唐人气象，寄禅的一些接近于边塞诗的诗歌，同样具有唐代边塞诗的气象，如《边将》诗云：“白首尚谈兵，恩深任生死。大旗翻乱雪，归马怯空城。汉将日寥落，匈奴扫未平。黄云连朔漠，辛苦且长征。” 再如《题陈伯麐》：“将军奏凯还，高卧此中闲。绿树覆函谷，白云生远山。雄心销剑气，勋业验刀瘢。万里沙场月，依然照草关。”这两首诗颇具有唐代边塞诗的气象，第二首颇似李白《军行》诗：“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又有《从军行》三首，其一：“十三从军便守边，五千铁骑常相连。长城一战阵亡尽，我心何望图凌烟。”其二：“手把残旗招夕阳，英魂随余还故乡。骷髅忽起作人语，为我附书与耶娘。”其三：“耶娘在家儿远戍，生死不得知其故。儿今已与新鬼邻，儿妇休为故夫误。” 这三首诗与唐代的边塞诗几无二致。

 这些诗歌表现出的是寄禅真挚的爱国之心，他的爱国心一方面通过歌颂一些古代爱国人物表达出来，如歌颂屈原的《九日过屈子祠》诗云：“野径斜云上绿苔，经过此地不胜哀。千年感慨遗湘水，万古离骚识楚才。泽畔行吟还忆昨，庭前谏草已成灰。我来浊世怀高洁，不奠黄花酒一杯。”此诗作于同治十三年（1874），本年 寄禅曾溯湘江北上，由之忆念屈原而发。再如歌颂岳飞《谒岳武穆祠有感》的诗云：“南渡偏安国已亡，宫祠墓木尚苍苍。士无奇节名难著，地有忠魂草也香。风雨湖山犹感恨，往来樵牧亦凄凉。若教二帝生时返，血泪人谁洒夕阳。”当时的中国备 受国外的侵略，所处的境遇与楚国、南宋相比，可谓是更危险，故寄禅通过对屈原  和岳飞等爱国之士的歌颂表达对国家命运安危的关切，不仅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发自真诚的内心的。又有《谒岳武忠公忠》诗云：“我来武穆祠，凭吊不胜悲。金诏 班师日，银瓶坠井时。精魂犹向北，宰木尚南枝。千古纯忠孝，如公更有谁。”诗 中虽然没有明说，但其中所蕴含的要以岳飞为榜样忠心报国的愿望可谓是跃然纸面之上。

寄禅不仅歌颂屈原、岳飞等这些古代的爱国之士，更歌颂当时为国尽忠者。写给易与凡的《赠易与凡》诗云：“拔剑高歌对酒卮，酒酣为说戍边时。梦随关月还家远，马踏河水出塞迟。青冢至今余汉碣，黄沙终古陷秦师。怜君万里封侯愿，赢得西风两鬓丝。”本诗也有边塞诗的风格，“怜君万里封侯愿，赢得西风两鬓丝”更具有宋诗的特色，其意颇近于欧阳修《渔家傲·秋思》词：“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也似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寄禅更颂扬当时为国尽力者，如对尸谏慈禧太后而死的吴可读，作《穆庙讳日读吴侍御可读遗疏》二首，其一：“鼎湖龙去日，岁莫独愁时。已失中兴主，长流四海悲。西风惠陵晚，落日蓟门迟。欲共忠魂语，含凄只垂泪。”其二：“国步艰危际，孤臣涕泪中。前星虚帝座，七庙起悲风。丹槛攀无及，苍梧怨不穷。万方同一哭，谁复殇遗弓。”诗中的“万方同一哭”不仅哭的吴可读，更哭的是清政府的命运。中法战争时，同治中兴的四大名臣之一彭玉麟督师广东，寄禅《挽彭刚直诗》其七云：“忽下天门诏，秋屯粤海营。徒闻马尾战，敢近虎门行铁舰随风远，金戈耀日明。筹边空画策，恨未斩长鲸。”在彭玉麟的镇守下，法军没有在广东过多生事。清军在中越边境取得胜利后，朝廷却以和议罢兵，出现了“不败而败”的结局。彭玉麟作为当时的将领，惟有“看剑泪沾巾”，其八：“一代中兴将，三朝直谏臣。哀时心未已，看剑泪沾巾。忍看长城坏，难留大树春。千古遗蔬在，犹望靖边尘。”又有《即左宗棠旧部在牛庄守卫，与日军作殊死搏斗》诗，颂扬左宗棠旧部与日军在牛庄搏斗事，其一云：“折足将军勇且豪，牛庄一战阵云高。前军己报元戎死，犹自单刀越贼壕。”其五：“弹夹归来旧业空，只留茅屋惹秋风。凄凉莫问军中事，身满枪痕无战功。”这次牛庄的搏斗很激烈，寄禅在《书胡志学守戎牛庄战事后五绝句》序中提到参与战斗的胡志学事说：“胡君志学从左文襄积功至守备，乙未牛庄之役，胡君负营主尸力杀数贼，中炮折足，遂擒羁海城，六月合议成始还。至上海，西人续以木足。戊戌秋晤余长沙，出木足及身上枪痕以示，为之泣下，感为五绝句。”由胡志学的情况可知这次搏斗的激烈。

清政府的腐败，逼迫众多的爱国之士远走他乡，如杨度。杨度搜集、整理和刊刻寄禅的诗集，是深知寄禅者，寄禅同样是深知杨度者。杨度因“经济特科案”远走日本避祸时，寄禅于 1904 年为之作《奉寄杨皙子孝廉远适日本》诗：“借问吾乡杨皙子，一身去国归何时故山猿鹤余清怨，大海波涛动远思。独抱沉忧向穷发， 可堪时局似残棋。秋风莫上田横岛，落日中原涕泪垂。”寄禅在诗中希望杨度能够早日归国，并能够收拾残局，不要如田横一样避居孤岛而亡。寄禅对杨度的期望， 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期望，期望自己能有足够的能力为国尽力。

寄禅诗歌中对于爱国内容的书写，被称为“爱国诗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