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通论：汉武帝二十一篇，昭帝三篇，宣帝五篇（19320字）

武帝

（一）

甚矣，秦之流毒也！虽汉高祖之宽大，约法三章，革秦之虐，而挟书之律至废帝始除，文帝之玄默，拱己南面，废肉刑，而风俗犹不改于秦旧。于贾谊之上疏文帝可见，秦俗之恶:“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人道几夷于禽兽，商鞅、申韩之败俗至于此哉！至于汉初：“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劝文帝兴礼乐，移风易俗，而文帝好黄老之学，方务无为，不能行，景帝继之。

武帝即位，尚儒学，怀有为之志，欲变制度矣，而一代儒宗董仲舒遂崛起而上策，劝武帝复古更化，以礼乐德教为重，除秦之流毒，曰：“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至于首重太学，独尊六艺之教，以涵养君子人才，更过贾谊。贾谊之学正而不醇，董仲舒醇矣。

风俗之重也，过于朝政，风俗厚，朝政虽乱，犹可拔乱反正，风俗薄，其乱不可收矣。秦之亡也，不过二世。汉革秦之虐政，亦于风俗去秦之流毒，重经术，而非如秦之偏重吏治；尚道德学问，而非如秦之唯崇功利。而汉祚远过于秦，虽中遭王莽之篡，光武终灭莽复汉，不失旧物，此儒学之教化，移风易俗之善也！培育人才，以影响风俗，实在太学之建，儒学之崇焉。

（二）

窦太后好老子书，儒生辕固生轻之，以为家人言。窦后大怒，乃使固入圈刺野豕，微景帝假之以刃而刺中其心，固几不免矣。怒学术之异见，而使老儒刺野兽，甚哉其蛮也！固敢言于窦后，亦何直哉！儒道之争，于是乎烈矣！至于武帝以年少即位，而知遵用儒术，以儒臣赵赵绾为相，听绾言罢治申商韩非苏张之言也，此儒家抑法家、纵横家之举也。窦婴、田蚡并以尚儒学而受重用，位列三公。又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儒申公。行之一年，而窦太后不约，并以赵绾毋请毋奏事太皇太后事下狱，并及郎中令王臧，皆自杀。相婴、太尉蚡皆免。甚矣，女人之崇黄老之狂，甚于男子也！文帝犹知敬儒，景帝未尝排儒，窦后以女主干政，悍然侮之，公然排之矣，使儒臣以之自颈，窦后之干政，几无异于吕后哉！微景帝之知权，武帝之英武，窦后晚年不盲，母家不如吕氏之强，几蹈吕后之辙也。儒道之争，几如水火不容。窦后恶儒学之兴，欲持黄老，一旦而儒臣尽贬。虽然，窦后老矣，而武帝春秋方壮，黄老之弊显矣，不足以治强，而儒学之兴方隆，势不可挡，儒学复兴，取代黄老为汉代官学，理之必至，势所必然，岂窦后一老妪所能阻哉！

黄老之学，高帝承战国秦项战乱之余，民婴战乱之苦，死者相枕，而以之休养生息也，惠帝、吕后、文景皆以为治，而兵戈渐息，民生渐安，国以富庶，于当时之效，未必非道也。然文章不兴而治道苟简，礼乐不尚而风俗衰薄。内则诸侯强大，而为患中央，虽景帝平七国之乱，而乱萌未息，淮南犹谋叛逆；外则蛮夷强横，侵扰中国，而为和亲以姑息之，承此而不改，汉将分裂而成战国之弊，或浸弱如宋之不振也。

儒学重礼乐，礼以移风易俗，乐以安上治下，儒学尊王攘夷，春秋大齐襄九世复仇。儒学有富贵之气，非如黄老之俭啬；儒学有开物成务之能，非如黄老之唯求苟安也。欲建设进取，非尊儒术不可。武帝阻于一时，而不改儒学之尊崇，窦后在时，已置《五经》博士。窦后崩后，更听董仲舒之策而独尊儒术。儒道之更替，亦无为与进取，和亲与反击之变乎！

（三）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船山以为存三代之精义，然也。道自秦而降，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汤武王道，以德行仁也，仁本于诚；桓文霸道，以力假仁者也，仁出于利。王霸之辨，粹与驳，诚与利而已。秦则仁义无所假矣，自商鞅以来，以法为教，以力是竞，以诈相尚，无道也，是霸术也。周之君臣以义合，秦之君臣以利结。以义合者，君臣相保；以利结者，君臣相残。周之分封，其待功臣可谓厚矣；而为秦谋天下之功臣商鞅、范雎、白起、魏冉、吕不韦、蒙恬、李斯皆不免于放逐诛夷之祸，何秦君之寡恩而秦臣之愚耶！

无他，怀利以事君也，虽秦君之寡恩，亦秦臣自取之也。所为秦君谋者，皆非人道之正。鞅之黥公子虔，欺魏将卬，以严刑酷法治秦之民，白起之攻六国也，杀人百余万，长平之战，四十万尽坑之，书契以来之始见也！李斯为秦制酷刑，劝秦皇焚书坑儒，灭三代之王道，何其与殷周之贤臣相悖也！桀纣之佞臣不过于是！始皇修长城，而蒙恬兄弟阿意兴功。非孟子所谓逢君之恶，其罪大者乎？惟功利是为务，图一旦之富贵，则不计君之仁与不仁矣。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如此，则斥鞅等为民贼，抑何过哉！刑人，杀人亦多矣，不仁于人者，而欲使君无忌者，岂可得乎？呜呼！仁义之风荡然于秦之君臣，臣怀利以事其君，君亦利诱其臣，君臣之相与之道，惟出于利，利尽则恩绝，又何怪乎？岂独秦之君臣，六国之君臣亦多以利相亲也，春秋礼崩乐坏，而王道衰；战国争战以力，而仁义绝。天下诸侯皆无德，诈力足者胜，秦之灭六国，极诈力耳。此孟子所以谆谆而言仁义，斥功利，以尧舜之道贬时君所务之卑也。而时君皆沈溺于功利之习深，以之为迂阔而不行，见不及也，歆一时之利不顾后世之害也。世俗亦多笑其迂远，然观之于秦汉，秦以诈力取天下，又以刑威守之，乃二世而亡，远不及周，汉高祖虽不闻仁义，然所行者多近仁义，不嗜杀人，率以宽大，以覆秦灭楚，汉祚四百，周汉与秦之得失远迥矣。孟子曰：“不嗜杀人者，惟能一之。”真明验也。曰：“仁者无敌于天下”，又岂虚言哉！高祖非仁者也，不嗜杀人而已，而所取所得如此，况行仁义，必沛然如水之就下而莫能御也！而何困于匈奴，有平城之围，和亲之辱哉！

孟子曰：“不嗜杀人者惟能一之。”孟子常以尧舜之道说时君，皆不悟，而战国风俗之坏不可挽，亦知王道不可复兴，则其预后世君主之得天下，惟不嗜杀人而已。道之降也，孔孟之大圣大贤不能挽其逆流，终成秦之暴统，悲哉！三代以上，仁义足者王；三代以下，不嗜杀人者一。战国杀伐多，而戾气深，真如地之大旱而望雨露之降，屋之至暗而求灯火之明。高祖行宽大之法，秦之暴也，释子婴而不诛，赦秦民而不罪，秦法苛细，而矫之以简，约法三章，杀人者死，非如武王之散鹿台之财，伐罪吊民，而秦民已悦矣，久受其暴，稍宽之，则感为大恩，戴为大德，雍齿之叛而不戮，其攻城也，惟以劝降为主，不以杀人为能，则项羽之攻城屠城，坑秦兵二十万，远不逮也，而韩信之贪功伐齐义死食其，亦不及也。势不及秦，力不及项羽，才不如韩信，惟其宽大，容纳豪杰，不嗜杀人而已，而天下归之，苏民之毒，得民之心也。

然汉矫秦之苛严，率为宽简，而礼乐不兴，不能望殷周之盛，高帝之疏，远逊汤武之文。鲁两生鄙高帝之德而以礼乐须待百年而兴，四皓亦隐居不事。贾谊劝文帝兴礼乐，而文帝崇黄老无为，谦让不遑。至孝武立，知崇儒，董仲舒劝之继周，复古更化，然惜其不醇，武帝亦用之不终，而三代王道，遂不可复兴，岂人之不臧，抑时不可也？

董子虽未能佐君兴王道，而其策首重太学，以涵育人才，实甚秦之以法为教。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知本也，请折中于孔子，知圣也。诸子百家出于道术之裂，皆有所蔽，老庄高矣，而不正；荀子正矣，而不醇；孟子醇矣，而不全。惟孔子修六经，集群圣之大成，仁智不蔽。高矣，正矣，醇矣，全矣，无有过矣！群言淆乱，战国之竞难息；秦以法抑之，而适以相激。黄老之无为，而有和亲之耻，文景之治，而有淮南之逆，七国之乱，非表彰六经，折中孔子，何以平乎？行之千年而不易，仲舒之有大功于圣教也！今人或非其尊儒而伤百家，为文化专制，则若战国之百家争鸣而乱不已为然乎？百家本出道术之裂，王道衰而异端横议，罢百家而彰六经，返本以救末也，折中孔子，以圣学统异端也。且虽罢百家，惟不以为官学而已，不禁于民间流行，岂如秦之焚百家言而以法为教，坑术士，耶教之一统欧州而烧哲学书，杀异教徒之为暴乎！表彰六经，尊孔子，董子之功也，武帝之卓识也，王道未有尽泯，华夏赖以久立，今人乃以为罪，固近代国衰，以儒为垢，蔽于一时之成败，而不知千古之得失也！

（四）

汉武帝之尊儒，或以为利用儒家以维护其统治也，岂知武帝哉！纯以恶意揣测古人，古之帝王，此今人之不厚道也。夫武帝之尊儒，岂唯利用而无欣赏？近人牟宗三以为武帝乃生命洋溢丰富之人，能接受理想，肯定理想，其接受之理想，非奇特浪漫而具孤僻性之理想，而为具有富丽堂皇，光明正大，带有正统性之理想，“武帝不好黄老，非尽教育之力，必其内心有此种子。黄老之俭啬，虚与委蛇，非其本性之所好也。墨家非儒，即一方面表示墨家之寒伧气与实利性（案：墨盖荀子所讥鄙夫知其实不恤其文者，故简礼薄葬非乐。法家亦刻薄，不厚道。），一方表示儒家礼乐文化之富贵气与理想性。《易》曰：‘富有之谓大业。’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礼器》云：‘礼之以多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德发扬，诩万物，大理物博。如此，则不得以多为贵乎？故君子乐其发也。’此皆表示儒家思想之富贵气与理想性，而正为武帝内心生活之所好。（当然，儒家思想不只此义，而武帝契此，亦由于气质成分多，不必由于德业之纯粹。然古今帝王能积极地欣赏此义而又恰相应于历史进程中之时代使命或事业表现，惟武帝一人而已。）”知武帝也。

汲黯讥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黄老以多欲为患。牟宗三以为“生命强者，不能多欲。多欲固不必佳，然其发扬进取，大理物博之义，未可忽视也。汲黯之性格固不能知武帝心中之所蕴也。多欲，富想象，好诞，然亦能引而至于正，则其好怪诞即可说其生命中之夹杂，气质中之渣滓也。”呜呼！以武帝之雄才大略，而又富有理想，观其诏书慕尧舜之至德，欲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理想之博大，后世帝王所罕见也，若有孔孟之大儒导之于正，加以诚意正心之功，则可与三王比隆矣！惜乎无其师，无其臣也！唯一董仲舒之粗陈古道，武帝之不终，发扬有余，蕴藉不足，故须加以诚意正心之功，而无有能格君心之非者。武帝，天才也，天才能尽气而不能尽理，尽理者，圣贤也。无如孔孟者为之师，伊周傅说者为之臣，故德不及三代之主也。然固黄帝以后第一雄主，尊儒术以除秦之恶俗，攘四夷而扩中国之疆土，岂可没欤！

富丽堂皇，正大光明，文雅蕴藉，崇高庄严，此儒家也！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周礼备文盛，富丽堂皇，肃穆庄严，过于殷周。秦之刻薄粗暴，狭矣。黄老俭啬，墨家寒酸，法家刻薄，纵横诡诈，阴阳怪诞，岂足以治泱泱之中国哉！皆不及儒家之浩然大气，此武帝所以尊儒也。

（五）

刘安谏伐南越，陋儒称其远虑恤民，中武帝穷兵之弊。武帝固穷兵，其过也，开辟南越，广中国之疆土，挞伐匈奴，雪中国之仇耻，非过也，乃天理之自然，本分之所当为。船山之言韪矣，越之不可不收为中国，乃天地固然之形势，即为天下固然之理，船山所谓“中国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山，南穷炎海，自合浦而北至于碣石，皆海之所环也。形势合，则风气相为嘘吸；风气相为嘘吸，则人之生质相为俦类；生质相为俦类，则性情相属而感以必通。南越固海内之坏也。”夫荒远不毛之地，固不可贪，有之无益，反为吾累，若近处接通者，而曰隔内外，岂王者无外之义乎！古有用夏变夷，荆扬于西周皆夷也，何异于南越，秦汉则为诸夏矣，岂不能变南越为诸夏乎！船山责其“讦天子之过以摇人心，背汉而德己，岂有忧国恤民仁义之心哉！”其后欲袭汉而自立，其先发之意乎？

汉武之伐南越，其于国，大略也，以备匈奴；其于后世，大仁也，变蛮夷之地为中华礼义之乡。武帝平瓯、闽，开南越，即今浙江温州、福建、广东等地，而后成文教之乡，朱子大儒，闽地所诞也，明末抗清者陈邦彦、屈大均、张家玉，近代孙中山公皆为越人。而宋之置燕云于胡虏，使之沦没四百年，民乃渐染胡俗，于是文明南移。于以见汉武开拓之伟功，宋室沦亡之大罪。至于安南乘五代僭立，而与中国隔绝，唯明成祖乘其内乱收之，然旋踵失之，未使重将镇之也，明太祖使沐英世代镇守云南，云南至今在版图之内。西藏、内蒙向与中国为敌国，今亦在中国之内矣，况越南本多中国遗民，声气文物皆近于中国，土地文俗，非西藏，内蒙之比也，其收为中国，尤甚于西藏、内蒙。宋明之偷，不及汉唐，任越南与中国隔绝千年，愈远愈隔，乃有排华之心，则今之收复也难矣！后有王者作，继汉武之略，用夏变夷，置越南为广南广北省，则为绳祖武，福后嗣也。

（六）

马邑之谋，固王恢躁以失败，然韩安国和亲之说，苟安之论也。汉高帝之和亲匈奴，天下方平，疮痍之余，民务休息也。至于武帝承文景之富庶，大驰之后必欲一张，何为不可战哉！且以中国之大，而屈与夷狄和亲，不亦耻乎！文帝欲报之矣，为非其时，武帝报之，正为其时，春秋严华夷之辨，公羊大复仇之义，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纪，同为诸侯也，匈奴，不并立之夷虏也，尤当反击，以雪数世之耻，虽虞舜、文王之不欲，亦不能违也。安国者，非惟不知时也，亦不知义也。善哉何去非之《备论》曰：“西汉之兴，历五君而至于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诛强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乱，征不服，迄终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余年。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惮言而厌用之也，可谓知天下之势矣。孝景之于汉也，盖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时也。然而，即位未几，卒然警于七国之变。故其志气创艾，亦姑安天下之无事，未暇为天下之势虑也。然其为汉之势，亦浸以趋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泽，知夫天下之势将就强而不振，所当济之以威强而抗武节之时也。方是时也，内无奸变之臣，外无强逼之国，而世为汉患者独匈奴耳。夫匈奴自楚、汉之起，乘秦之乱，复践河南之地，而其势始强。高帝曾以三十万之众困于白登之围，盖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归，不思有以复之，而和亲始议矣。高后被其嫚书之辱，临朝而震怒矣，终之以婉辞顺礼慰适其桀骜之情。凡此者，皆欲与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顺悦输遗者甚，至饰遣宗女以固其欢。盖送车未返，而彼已大举深入，候骑达于甘泉、雍梁矣。其后乍亲乍绝，盖为寇患至于近，严霸上、棘门、细柳之屯以卫京都。以孝文之宽仁镇静，摄衣发奋，亲驾而驱之者再，乃至乎辍饭搏髀而思颇、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悦奉之情与夫遗给之数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纷然其不止也。由是观之，汉之于匈奴，非深惩而大治之，则其为后患也，可胜备哉？”使武帝而犹承文景和亲之策，则汉将不振，如弱宋之祸矣，匈奴之不可不战也。夷狄之悍不知义，非大惩而痛击之，何以戢其豺狼之心哉！昧者乃曰武帝从王恢之言，而兵革之祸起，武帝之开边固有过也，攘夷伐匈奴，义之正也，岂有失哉！武帝挞伐匈奴，虽劳民一时，而除夷狄大患，宣帝之时，使单于稽颡，元成哀平之衰，亦稽首称臣，两汉生灵，并受其福，一劳而久安，其为后世远虑也。岂如宋室苟安，求一时之安，弃北伐大计，忍耻和戎，终陷亡天下之祸哉！于赵宋之巨祸，尤见汉武帝之伟功。

（七）

凡人多喜同恶异，人主莫不用与己同者，而绌与己异者，虽知其忠贤，而不用，与己异也；虽知其不肖，而用之，与己同也。同己者可与成事，异己者难与共谋。其能超同异，兼收而用之，可不谓贤智乎！汉武帝是矣。挞伐匈奴，雪数世之耻，扬中国之威，武帝之志也。而有主父偃、徐乐、严安上书谏伐匈奴，武帝召见之，拜为郎中，其何能如此哉？爱其才也，知其言之忠也，兴兵伐戎，一时之权宜，修德安民，万世之长虑也。曹操之北征乌桓，破之而赏谏者，知其为万安虑，亦仿佛此意。袁绍违田丰之谏，败于官渡而杀之，度量相去远矣，曹袁之兴亡，决于此也。武帝尝曰：“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则非不知征伐之劳民，黩武之过，以汉之不振而将趋于弱，匈奴之横而必为中国患，欲一张挞伐，振中国，安天下，固后嗣。晚年知兵兴之虚耗海内，亦罢兵休养，托于霍光，复有昭宣之治，流俗之陋，竟与秦皇黩武同诋，岂知人哉？主父、徐严之谏，引秦为鉴，为汉之后世虑，谠言也。武帝喜而用之，以为汉之后世谋，用偃策以推恩削藩，而除尾大不掉之弊，徙豪杰于茂陵，而强中央。后偃乃劝武帝城朔方以为灭胡之本，汉之疆日扩。则又能使异己者为己谋也，武帝之用人，岂不神哉！高祖犹不及也。故得人之盛，历代鲜比，雄才大量有以召之也。

（八）

人多鄙公孙弘之佞顺，称汲黯之忠直，而怪武帝用弘为宰相，黯则贬之不用。按武帝知人善任，几无不成其功，用公孙弘而文学盛，用主父偃而中央强，用严助而瓯越平，用司马相如而南夷通，用卫青、霍去病而北虏破，惟晚年智昏，用李广利而败降匈奴，宠江充而有巫蛊之祸。然感千秋之言而诛充，悼太子，终托霍光、金日而安后世，犹有明也。一时之蔽，岂足以损其长久之明哉！则武帝之用弘而不用黯，亦有道矣。史称弘外宽内忌，杀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弘之谋也。然偃乃反复倾险之人，得志而横，自取其死，非必弘排之而死也。董仲舒学足以为模，而才不足以经邦，徙为江都王相，王敬之而无恙，非随弘之意也。弘以答策为武帝所赏，若无其他才，显见于功者，然读《淮南王传》载伍被之对淮南王安曰：“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僰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时弘为相也，朱买臣难弘者十，弘不能答，而用弘为相，则知宰相自有体也。有机辩，有计谋，有胆勇，一器耳，文学博士郡守偏将之任。宰相不器，宰相之体，辅天子燮理阴阳，抚四方，使百姓亲附，群臣称职。观弘之相武帝，固有其治矣，伍被称之若是。若黯者，忠直有余，器量不足。初，武帝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而退居田里，武帝乃召为中大夫，则居之，以职位高低为意也。夫君子不患无位，患不能称。黯所重者职也，而非道也。后以为淮阳守，又自泣，恐填沟壑，不复见陛下，愿为中郎。武帝曰：“君薄淮阳邪？”知其心矣。公孙弘、张汤前为黯之下，后居重位，在黯之上，黯妒之，常非毁弘、汤，责弘布被之诈，不责其大，而责其小，其诈又何知？知而言之，又何为！其器量小矣。又怨望武帝用臣如积薪，后来居上，不甘处弘、汤之下也，武帝以此讥黯之不学，知其人矣。史又曰其性倨，少礼，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弗能忍见，偏狭之人也。黯学黄老，则不满武帝之崇儒。武帝举贤良，招文学儒者，欲有所为，兴教化，成太平之治，其意美且善也，黯不能赞之，乃讽之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岂为谏哉？偏心悻辞之发也，虽以汉文帝、唐太宗之宽，且不能堪也，而武帝优容之，其待黯不可谓不宽矣。黯喜同恶异，亦常人之情，乃为学术门户之见，党同伐异，武帝尊儒，黯则常毁儒，武帝重用弘、汤，黯则常毁弘、汤，弘尚儒雅，汤用刑名，而黯尚无为，务少事，与之异也。而常言与胡和亲，不识武帝攘除夷患，安固后世之旨，抑何迂也！以职位高低而为怏怏，不容异己而多所非毁，如此器量，岂堪重任！怀门户之私，陷同异之见，武帝薄之不用，诚有以也。知其忠而礼之，薄其器小而不用，武帝之待臣不可谓非贤也。而史益之曰近古社稷之臣，器量如此狭隘，不容异己，安能和群臣，持国事！司马迁为谤史，美李广而薄卫霍，称汲黯而贬公孙弘，亦有悻悻怨望之意也。弘虽不如黯之直，而被佞顺之讥，然无甚恶，黯常毁弘，弘无报也，朱卖臣难弘，弘无与为隙也，未见其诋人之非，排异己，才任宰相，事武帝二十年而无过，始终信任，则其必有过人之处矣。武帝以此托孤霍光而安汉，武帝知人也，用弘必有其道，又何怨黯之不用，而以诋弘之不诚哉！

（九）

古今善于削藩者莫如汉武，惩晁错之激也，听主父偃之计，承景帝之势，下推恩之令，多封王侯，既削强藩之地，又广亲亲之恩，无有为乱者，不动一刃，过于汉景。明之建文强力削藩，迫死藩王，才不如景帝，将不如周亚夫，而举动甚于景帝之刻，晁错之激，以激成祖之反，身死国篡，何其不知法武帝之法也！

（十）

儒生非议郭解，解客断其舌而杀之，解不知杀者，公孙弘以为“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而族诛解。韪哉其议也，解以平生睚眦杀人甚众，未伏于法，至于游交大将军，以任侠行权，非议彼者不免于死，权拟人主，亦不过是也，游侠之流于此也，族之而抑侠者之权，伸国家之法。

（十一）

公孙弘请禁民挟弓弩，欲以止盗，吾丘寿王驳之，曰：“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秦兼天下，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鉯、棰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韪哉其言也！兵以讨恶，非以相害。教化为本，禁防为末，禁防虽严，而邪人为害深，虽良民亦反。秦销甲兵，欲息天下之乱也，而卒自农夫亦以耰鉯、棰梃击秦之吏卒教反秦，刑法重而教化薄也。大奸不避重诛，良民无利器以自卫，则纵盗贼之害矣。若夫外夷入寇，吏不足御，民亦无器以御之，尤使夷之残戮生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况禁民之器，而使之不能战哉！明之禁民之器，而无以御满虏之侵，任满虏之屠戮而不能抗也。今中国虽不能美国之不禁枪支，若夫用枪之术，岂可不教乎？

（十二）

汉武未可与秦皇并论也，秦皇之劳民修长城，阿房宫，伐匈奴，皆私欲也。汉武之伐匈奴，固有春秋大义支持，复仇雪耻。其劳民也几几矣，而所以济民者，亦不惜其费。虚郡国仓弜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呜呼！岂不至矣哉！而史讥其费以亿计，然则漠视民之死亡而不救乎？王允所以称司马迁为谤史也。故能得士民之死力，屡出兵伐胡，民之担负者甚重，而民不怨也，不能厚民之所欲，拯民之将亡，而穷民力，则如秦之土崩耳。后世岂有人主如汉武不惜亿计之费以救民者哉？民喜于得生，又以实边，足以捍御匈奴，两全之策也。汉文之俭也，俭于己而不俭于民，不以己志加人；汉武之侈也，侈于己而亦侈于民，能以己欲施人，文景以休养生喜而民生静，武帝劳民屡矣而终不怨。徒知俭，而于民生亦俭之，隋文之俭终不得民，侈于己而吝于民，则如隋炀速亡而已！

（十三）

王允谓汉武帝不杀史迁，使留谤书。王船山亦曰司马迁谤史也，无所不谤也。初不以为然，及细读之，而知其作史有怀爱憎之私也，怀腐刑之怨，多书汉武帝之过，而略其功，怨武帝而亦不满卫霍，卫霍有破匈奴之大功，其为卫霍合传，平平无奇，惟记斩获之绩，不载破敌之谋。李广无甚功，为之独立作传，颇多溢美，形其英武，而表其不遇之叹。李广虽勇，偏裨之将耳，且尝为匈奴生擒，不可独遇敌，而广自负其勇，欲当单于，大将军不许，固辞不得，愠怒出东道，军无导而失道，大将军责广，广耻对刀笔之吏而自刎，其气量亦不足矣，安可为大帅哉！卫霍，帅才也，帅才者，谋勇兼备，非徒恃勇；兼善将将，非独将兵也。观卫霍督诸将伐强虏，百战百胜，斩获甚众，直捣单于台，高下自见。 其《淮南王传》亦载伍被对淮南王刘安曰：“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 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则卫青之光终不可掩也。不言李广，而言卫青，青之威名德望远闻也，司马迁抑之，若无称者，何哉？迁多毁武帝所为，《淮南王传》亦载伍被称武帝之治曰：“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僰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则武帝之功，亦终不可得盖也。迁之积怨武帝，及卫青，而无心借反王智囊之言誉其美，天显民衹之不可掩，有如是哉！ 又所为《汲黯传》，多美汲黯，黯虽忠直，而亦偏狭矣，所为偏狭者，以门户为见而毁儒也，黯尚黄老，不满武帝表彰六经，崇奖儒术，而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其责武帝多欲，可也，而曰奈何效唐虞之治，不亦轻薄乎？船山曰武帝之不终于崇儒，黯有以启之也。黄老之清静无为，多以儒者多事，黯亦然。而其常言与胡和亲，亦其识之不远，黄老以少事为贵，黯所言者，为所学也，为其所学，忠于所学，可也，因以毁儒，毁儒而专诋武帝所用之臣，党同伐异，匹夫之悻悻也。而史引严助之言，以黯近古社稷之臣，过矣。淮南王之谋逆，而忌黯，淮南王安亦为黄老之学，畏所尚耳，安之狂愚，恶足以知人！其智囊伍被则以卫青难可当也。

（十四）

北狄逐水草而居，出没无常，行踪难定，中国出兵伐之也难，虽胜而斩获不多。王恢以二十万伐之，一虏不可得，况欲折其锋锐乎！至元狩五年，卫青、霍去病以骑兵五万伐匈奴，步兵数十万继之，汉多步兵，而少骑兵，而匈奴多骑兵，乃青至幕北围单于，斩首一万九千级，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杀虏垂十万，封狼居胥而还，不可谓非赫赫之功也！自古出塞杀胡未有如此之多也！窦宪、李靖之犁虏庭，斩首不过万级耳，明成祖之五征蒙古，最多不过数千。卫霍当方盛之匈奴，而李靖对已衰之突厥，斩匈奴首垂十万，而匈奴犹不臣，斩突厥万余，而可汗虏，突厥亡，匈奴之猛悍倔强，非突厥比也。汉武之善于择将，一战而威匈奴，成旷古未有斩胡之功，亦何其明也！而后世讨胡之将者，每以卫霍为楷模也。

（十五）

千古伐胡之将莫不以卫霍为称首，犁庭扫穴，封狼居胥，万人艳羡，攘夷振华，有大功于华夏也。曹操子彰曰：“丈夫一为卫、霍，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而霍去病之称也尤著，唐诗称引者多矣，曹景宗诗曰：“何如霍去病。”武将崇之，文人慕之。霍去病以青年，不过二十余岁，而横扫匈奴，斩匈奴首级十余万，猛将也，天才之特出者。然又非徒以其才也，吾甚取其志，武帝为治第，而曰：“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忧国忘家，志灭胡虏，为华夏谋万世之安，去病以早逝而未得成，岳飞以冤死而不能完其愿，二者皆吾华夏大英雄也。去病铁血杀胡，振吾华夏国威，匈奴之势以衰，漠南无王庭，旷古奇功，关乎华夷之屈伸，民族国家之大义，而不得庙祠之。关羽忠于刘备，未有攘胡之绩也，与孙权争荆州而死，去之远矣，乃得庙祠之千年，封王封帝，何其不公乃尔！有明王兴，当黜其号，复其侯封，而尊去病为王，以去病为楷模，则尽心为国者多矣，其励武将之节，岂不远哉！

（十六）

汉武之铁血好强也，匈奴之侵害吏民，辄以数倍十倍报之，如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数千人。使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匈奴入上谷，杀数百人。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斩首八千余级。将军去病、公孙敖出又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余级。匈奴入雁门，杀略数百人。遣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皆出右北平。杀匈奴三千余人。定襄之战，卫霍斩首垂十万，封狼居胥山，尤其赫赫者也。武帝至身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以威匈奴。譬如横扫北美，以兵入华盛顿，立于白宫宣威也。日本之杀我军民数千万，我军杀彼不过四十万，礼送其俘虏回国，安得如汉武者报之乎！苏武骂卫律曰：“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而斩杀者甚多，四夷所以畏汉而不敢欺也。夷狄多畏威，而鲜怀德也，彼固服于武力，微汉武之铁血反击，安能詟其胆，敛其侵略之心！

（十七）

李陵以步兵五千杀匈奴骑兵万余，匈奴八万不能当，单于自将围之，矢尽力疲而降。可见汉兵之武力，能以一当十也。惜李陵之骁勇，一战威匈奴，而以兵寡无援降虏，未尽其才，徒辱其名。李陵轻许之，汉武轻用之，无将援之，皆有过也！ 李陵欲以五千涉单于庭，谈何容易哉！匈奴之猛悍，当时夷狄之最者，逐水草而居，游行无定，以逸待劳，卫青、霍去病之娴于将略，将帅之杰，欲擒单于，步骑出者至数十万人，犹不能得单于，况李陵数千步卒哉？何武帝轻许之？岂武帝老矣，未虑及此哉？而后亦悔陵无救矣。

（十八）

汉武虽崇儒术，而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郡、国二千石为治者大多酷暴，吏民益轻犯法，盗以滋起，长吏不能禁，乃发兵兴击，至斩首万级。武帝之不仁也！尊儒不终，而杂用申韩，岂其独尊儒术哉！武帝之所以致盛世者，表彰六经崇儒也，晚年多过者，杂用申韩也。若使诚尊儒术，不杂申韩，岂不与文武比隆哉！法愈严而盗愈多，吏相匿，故明王之治，宽简清静而已。宽则不怨，简则无隐，清静则不乱，武帝之狂，累于多欲，而不知此也。

（十九）

虎毒不食子，而帝王多有杀子者，妃妾多，子多，而与妻子相疏也。武帝晚年与诸子疏，皇后希得见，父子夫妻之情益薄，使小人苏文、江充得以构太子，而武帝信之，巫蛊之害，太子不能忍，而杀江充，武帝怒，发兵捕太子，至于父子相残，死者数万人，岂不悲哉！扶苏甘受赵高之矫诏而自裁，愚也，刘据忿忿不忍，杀江充，发武库兵，又近乎戾矣。秦皇汉武之法重，扶苏以始皇之必不容己，刘据知己之不免而发兵自卫也。法重而毒民，亦以伤父子之情，可不诫哉！

（二十）

武帝之劳民也几，晚年杀人也多，至于父子相残，似蹈秦皇之覆辙矣。然其改之也速，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皆闻而悲之，所以挽父子之情。又下罪己诏，自称所为狂悖，悉罢所费劳民者，以安民心，又以为方士所欺，以神仙之说为妖妄，而异端黜。轮台之悔，息民重农，霍光、昭帝承之，以布宽大之政，汉之所以不亡，而复苏如此之快也！虽崇儒不终，而儒术之熏陶，知适可而止，有以生其忏悔之心乎！

（二十一）

汉武帝之知人也！“知人为哲，唯帝难之”，高居于上，难见于下也。汉武帝托幼子于霍光、金日磾，委霍光以周公之任，而汉室安，不可谓不知人也。光，去病之弟也，拔之而情非私，终能成其大节；日磾，夷狄之人也，举之而人不测，世代不易其忠。而武帝知霍光，在其小心谨慎，沈静详审，止进有常，不失尺寸，知磾在己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宫女而不近，不迩声色，恶其子淫乱而杀之。光之谨慎，磾之严敬如此，则不妄作，由小而察大。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洵知人之法也。唯失于上官桀，为其佞所惑，而光之权足以制桀，则暂危而终安。非魏明帝之可及也，唐太宗之托孤长孙无忌与李勣，亦失之矣！

昭帝

（一）

或曰：金日磾与霍光、上官桀、桑弘羊同为汉武帝托孤大臣。霍氏、上官氏、桑氏后皆灭族，独金氏世著忠节，福祚七代，岂可以血统论华夷哉？曰：固有夷类效忠者，然特殊之人非可概全，忠勋如金日磾，李光弼，祸乱则如侯景、安禄山、史思明。然以金氏之世著忠节，亦不委以政权，兵权，执政者霍光辈也，武帝固以周公之任属之霍光，非属之日磾，光以让日磾，日磾自以外国人推让而不敢居。以李光弼平安史之功，而兵柄终属郭子仪，功名以郭子仪为冠。此夷狄之至忠者，且有轻重之分也，而况其他，岂可不慎哉！功则李光弼，乱则安史，光弼之功终不如安史祸乱之大。兵权不可假之胡人也！

善哉丘琼山之言曰：“蕃将之中如汉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谓无人，然而为治之道当循其常、从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废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异其地，地有不同则其生智习性自然殊别，及其混处之久则不知不觉而合为一矣，方当无事之秋，聚居而托处，联络而亲比，日染月化，遂认并州为故乡者多矣，彼其感恩思报之心、忠君亲上之念固未尝无，非惟无异梦，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风尘之警、疆场之变，我之势方强、气方壮、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异志，不幸而我弱彼强、我负彼胜，则彼将持两端观成败以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无也。”人之党同也，不忘本也，汉匈之战，能保匈奴之臣尽心于汉乎？汉弱而匈奴强，能保其无异志乎？以汉武帝之盛，不以兵权假之胡人，唐太宗用胡将，亦以汉将居前，皆有华夷之防，至唐玄宗多用胡将，委之兵权，而安史之乱作，唐以衰，夷狄崛起，为中夏之患。

（二）

汉武帝非但知臣，亦知子也，舍长立幼，乱道也，于武帝乃为得。昭帝十三四岁，童蒙之年也，而能信任霍光，不信上官之谮，禁毁霍光者，何其如武帝之知人。“知人为哲，唯帝难之”，况昭帝之年少者乎！周成王于此有惭德矣，以周公之亲，而以管蔡流言疑之，后幸知之。文景亦不及也，汉文以谗言疏季布，景帝以怏怏迫周亚夫以死。而昭帝知人之明，如此之夙也，惜乎早世以终，不显功著德也，不然，何逊于成康之化哉！

（三）

楼兰阳事汉而阴为匈奴间，数遮杀汉使，傅介子乃诱斩楼兰王。司马光论曰：“王者之于戎狄，叛则讨之，服则舍之。今楼兰王既服其罪，又从而诛之，后有叛者，不可得而怀矣。必以为有罪而讨之，则宜陈师鞠旅，明致其罚。今乃遣使者诱以金币而杀之，后有奉使诸国者，复可信乎！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不亦可羞哉！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奇功，过矣！”王船山则曰：“人与人相于，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之相于而已矣；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蠭虿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义以与楚盟，秉信义以与楚战，兵败身伤而为中国羞。于楚且然，况其与狄为徒，而螫嘬及人者乎！楼兰王阳事汉而阴为匈奴间，傅介子奉诏以责而服罪。夷狄不知有耻，何惜于一服，未几而匈奴之使在其国矣。信其服而推诚以待之，必受其诈；疑其不服而兴大师以讨之，既劳师绝域以疲中国，且挟匈奴以相抗，兵挫于坚城之下，殆犹夫宋公之自衄于泓也。傅介子诱其主而斩之，以夺其魄，而寒匈奴之胆，讵不伟哉！”

船山之言是矣，温公之言何其迂也，船山犹言之未尽。《传》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夷狄无信，反复于汉，彼数遮杀汉使，岂能恕之？曰：“叛则讨之，服则舍之。”楼兰叛而未有讨也，其服何诚？吾今诱杀其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且公然杀之，阴而阳也，复汉使之仇，示大汉之威，寒匈奴之胆，而不用一兵，不可谓其功之非奇也！杀我使者，则杀其王，孔子所为以直报怨，蛮夷悚惧而不敢犯矣。于蛮夷为诈，于中国为正。若“言必信，行必果”，孔子所谓 “硜硜小人哉！”人之不信，吾何以信待人！君子有经有权，待夷狄者，岂可不知权哉？若欲陈师伐之，劳师远征以疲中国，又未必保其顺，温公知经而不知权，欲以正待夷，而不知其或害于中国也。不烦一师，不劳一民，而服楼兰，岂不贤乎！所谓“擒贼先擒王”，杀其王，国人皆震恐矣，更足以示威，杀大而惩小，诛其魁而无不震服也。既以成汉之威名，亦以全楼兰之生民。顾以信义责为盗贼之谋哉！汉之能以此报夷狄，而震慑四夷也，宋之不振而辱于夷狄，何讥汉之无信！日本杀使者，而明太祖忍之，其后倭寇为患于明，亦不如汉也。

宣帝

（一）

霍光以谨厚见信武帝，受阿衡之任，辅少主以镇群臣，废昏立明以安汉室，功比伊周，而死后受赤族之惨，论者痛之。夫以人臣而执人君之柄，形似乎僭，未有不危者也，光之能全其躯而不及其身，亦已幸矣，赤族之祸恶能免哉！

且周公之能制礼乐，下贤士，至圣也；为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至亲也。而代成王摄政，召公为之不悦，管蔡散以流言，而成王疑之，公几不免。光之圣孰与周公，亲孰与周公？专大柄而不让，受燕王、盖主、上官之怨，通谋谮光，微昭帝之明，光其不免于馋言之诛矣！犹不知诫，专权自若，违众而立昌邑，昌邑既立不明，光之失也，弗能正谏以善，复谋于群臣，假于太后废之，群臣侧目之也已久矣。

夫伊尹之于太甲，放之于桐宫，令其思过，亦服丧三年之意也，未尝立他，太甲改过思善，复迎立之，归政而退，故天下不以为逆。而光则异于是矣，擅易君位，古未有也，行天下未有之权，恶得而不慎，而光以兵胁群臣，闭殿以禁昌邑群臣之入，以惊昌邑，其为事也张皇；既假太后之令废之，复亲手夺其玺组，其为人也横霸；既废之后，杀昌邑群臣二百，其为刑也酷滥；立宣帝，而犹秉权，诸事皆先白光，上礼下之也甚，光名虽臣，而实君也，其于权也贪恋，文武岂有不侧目而畏怒者哉！且汤以至仁伐桀而放之，犹曰惭德，惧留后世口实，昌邑之暴不若桀，光立之不明，以威废之而无惭，光能免于其身之诛，后世之谤，实已幸矣！

《汉书》载宣帝谒高庙，光从骖乘，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世曰霍光之祸萌于骖乘。秉政二十年，其行权也久，诛燕王、盖主、上官，废昌邑，其立威也赫，骄溢不自觉形于其容，而使人主畏忌之。夫光之事武帝，以小心谨慎见信；至后之废昌邑，行事何其厉也！立宣帝，乃以骄溢见畏，权之移人之情也甚哉！班固讥其不学无术，仅言不学无术也略矣。夫光之所以不保后嗣者，不能师古，学圣贤之道也。太史公之讥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霍光亦然也，自恃威权，杂以私心而不能希贤。其与桑弘、上官争权，杀桑弘、上官足矣，而尽族其党，其诛杀也有不仁；昭帝崩，无子，武帝六子惟广陵王胥在，群臣皆议立胥，而光恐立之不利，违众而立昌邑，其置君也不公；废昌邑，而惧其复位，杀其臣二百以削其党，其处心也不义。故宣帝即立，则有严延年颏奏光擅废帝，无人臣礼，已有不满于光者矣。

为光者，当学周公之谦恭，小心翼翼，一沐三捉，一饭三吐，起以待士，以不敢失天下之人，既还成王政，北面归臣位，匔匔如畏然。周公之亲与圣且如此，而光何敢肆行无忌哉！夫周公之圣不易学也。其次则可学曾子之告孟敬子，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群臣何为而侧目，宣帝何为而严惮哉！曾子又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乎！”夫曾子为布衣，且如此之慎而惧有失，况光之居宰执，举一大事，恶可不慎哉！以此临渊履冰之心，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岂必张皇于废立，而使群臣震恐，昌邑惊惧哉！或如诸葛孔明之“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薄田十五，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栗，以负陛下。”淡泊则操心也公正无私，宁静则为术也圆融无碍，俭则无忌于人，此诸葛之所以摄一国之政，而使群臣不怨，人主不疑也。两字概之，诚也，公也，杀人而不怨，专权而无疑，此诸葛之不可及，而称誉后世也。而光则怀权而不释，纵子弟而不教，公为奢侈，邪妻鸩杀许后而不能治，临死乃复请宣帝分邑三千以与兄孙山，惜乎未能学于此也。

昔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何以持满，孔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光之为大司马大将军，居摄政之位，诛猾臣，废昏主，威震天下，而不能谦卑自抑，持满自损，复使子袭博陆侯，为大司马，子弟皆荫重封，宗族夷灭之祸，焉能免乎！后世居高位，掌大权者，其有鉴于斯哉！

虽然，光能始终以安社稷，奉臣节，不萌篡逆之心，贤于后世权臣矣。而宣帝明知霍氏之盛，复增其封以尊之，霍氏骄侈无度，不能以法制之，已而宠许史，夺禹印授，迫禹之萌逆谋，乃诛灭显、禹、云、山等，相坐者数千家，使功臣无后，如郑庄之纵段而后灭段，宣帝亦诡谲寡恩哉！

（二）

霍光受汉武帝托孤之任，行周公之事，拥昭立宣，前后秉政二十年，人臣之尊，秉权之久，功名之全，盖未有及光者矣。周公秉政七年，诸葛亮秉政十一年。位为臣，而权似乎君，虽有安社稷之功，而夷其宗。威权震主，鲜有善终者，霍光之免于身，亦已幸矣！夫以周公之亲，且致成王之疑，几不免于流言之祸；周勃有诛诸吕，安刘氏之功，以汉文之贤，亦使下狱，受狱吏之辱。光之亲未与周公，功亦未比周勃，诛上官，摧燕王，废昌邑，行非常之权，亦使盈廷震动。周公见成王长大，而归政成王，恭守臣礼，昭帝年已二十余岁，而光犹秉政，昭帝早死，立昌邑，旋踵废之，群臣惊之。立宣帝，宣帝十九岁，欲归政，而不受，秉政至终。光之不保其宗，贪权不放，盈满不戒也。二十年，以人臣行君权，制海内，主弱臣强，则大臣固有侧目，新君必有不忿矣。诸葛亮幸后主无猜险之性，得全其宗；霍光不幸逢宣帝刻薄之主，终灭其族，悲夫！盈满不退，未有不亡者，光犹幸死得其时，保其功名，不祸于身，而祸于子孙。然以光之威权倾天下，不萌异志，终守臣节，亦为难能矣，惜乎不学于圣贤也。

（三）

匈奴分为南北，内讧甚烈，汉之群议多欲乘乱灭之，而萧望之引称《春秋》，以晋士逾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欲辅其微弱，救其灾患，使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而匈奴臣服，为德之盛者。萧望之说《春秋》失矣！晋齐同为诸夏也，汉与匈奴，华夷之别也，岂其类哉！《春秋》内夏外夷，伐诸侯不献捷，伐夷狄献捷，大攘夷之功。匈奴之为害中国深矣，武帝倾全国之力方得破之，而望之欲以比之诸侯乎！华夷不辨，引称失类，不思华夏久安之计，乃欲以仁义施之反复无常，鸷悍不仁之夷狄，岂不悖乎！宣帝从之，不知周公兼东夷之大功，而博仁义之虚名，不能因此遂灭匈奴，以为永安之算，惜哉！使武帝当此，必兼北狄而郡县之矣，岂复有后世鲜卑、突厥、蒙古据此为患哉！宣帝慕虚名而不知为实计，岂足以继武帝哉？武帝有其志而不逢其时，宣帝有其时失其机。而萧望之以经术自矜，每反奇功大略，冯奉世之破莎车杀其王而扬汉威，望之以为矫制，生事夷狄而抑其功，亦可叹也！何宣帝听之重之，宣帝为君固亦不足也。

船山以为“辅其弱而强之，强而弗可制也；救其患而安之，安而不可复摇也。”隋之突厥，岂非千秋之诫哉！辅东突厥以对西突厥，至隋末，东突厥强而莫能制，围炀帝于雁门，后更凭陵中国，欲效拓拔之入主中国，明扶女真以对蒙古，后更成吞噬华夏之祸而莫能御矣。岂如周公兼并之为万世之安哉！夷狄反复，岂感我扶彼之恩，强则不顺，且相陵矣，且反噬矣，何后世庸主具臣不知为诫也！

（四）

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多因刺讥诛，而劝之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世多称孝宣之明，而以汉之衰归咎于元帝，岂知由哉！或者且以薄儒之无用，曰宣帝崇法而治，元帝用儒而乱，尤为悖道矣。宣帝之苛察为其渐也，宣帝刻薄寡恩，霍光受武帝托孤之任，有废昏立明，安社稷之大功，禹虽逆，而光之功不可无血食也，乃夷灭霍氏，相连者数千家。禹之逆，亦宣帝养之，欲擒故纵，其用心也险，仁人寒心矣。天下虽治，而用刑刻深，大臣有所不堪；抑刚直而奖柔顺，风俗以此衰降。赵广汉、韩延寿、杨恽、盖宽饶等大臣皆以无罪死，而用宦官石显。秦尚法术，用宦官，二世而亡，宣帝亦崇之用之，不若秦之亡，为杂用王霸，儒术未废也，而亦以启汉衰之渐矣。论者徒见宣帝之世治强，元帝之世不及，不复察其衰实肇于宣帝，元帝益之耳，而可厚责元帝，过誉宣帝哉！宣帝之治过严，严则近乎酷，而涵养之教缺；元帝之治过宽，宽则近乎弱，而奸猾之徒横。一张一弛，相矫相激，未可徒责元帝也。 元帝虽优柔寡断，宠用石显，以迫死萧望之，而固无伤于天下，显亦不委以重权可以跋扈也。听显言以使望之就吏，望之性刚不堪自杀耳，非元帝诛之也，元帝闻之亦泣矣。元帝才能虽不及宣帝，而居心涵养固厚于宣帝。且望之，宣帝所授以辅元帝者也，而为佞臣所陷，不堪而死，宣帝亦为不知人矣。武帝托于霍光，光诛权奸以安汉；宣帝托于望之，望之为馋臣所害而使汉乱，知人何其不如也！ 宣帝轻儒，诋曰俗儒，宣帝固不知儒也，何知大儒哉！萧望之，亦儒者也，宣帝乃授以辅政之任，望之岂大儒哉！望之器小，可小受而不可大任也，且于君子之道有缺矣，韩延寿良吏，忌其名而陷之死；丙吉贤相，倨傲无礼，以老侮之，若此之人，可授以辅政大任哉？宣帝托之，盖喜其与己同味，好察人之非，望之虽有经术，而无儒者雍容之度也。轻儒而所任之儒非任，固不知儒，而亦奚怪太子之好儒，以太子乱我家？宣帝性严，太子性柔，宣帝尚法，太子好儒，故不喜耳。若夫元帝虽好儒，而未深于儒，知儒学之精意，则亦不知儒者之贤否，所用皆非大儒，固不足以治，然亦足以守成，汉之衰也渐，王氏之起也突，元帝不能料也，宣帝又岂料石显之乱政乎！至于曰汉本杂王霸，此汉之所以胜秦，而不能比隆三代也，以元帝纯为王道乎？以王为德，霸为刑乎？亦不识王霸也，王道德刑相济，先德后刑耳。霸道不废德，足于刑而不足于德耳。王霸，醇驳诚假之分也。

（五）

甚矣，萧望之之言好与人异也！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丞相、御史皆曰圣王之制，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单于来朝之礼仪当如诸侯王，位次在下，是也。望之乃曰单于非正朔所加，为敌国，当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其何据哉？夫《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匈奴虽远，犹在五服之内，何独外而不臣哉？正朔不加，礼教不加，势不能及，稽颡来恭，王者何让？待以敌国之礼，非所以尊华也。文景休养，不遑用兵，暂与匈奴为敌国之礼，而贾谊犹有首足倒悬之叹，谓天子，首也，夷狄，足也，自古贵华贱夷，文景之事，不得已也。昔我弱彼强。故为敌国之礼，今我强彼弱，犹为敌国之礼，华夷无序，夷狄僭越，当吾之弱，何以对之？单于高于王公，则几等于天子，则亦可陵于天子矣。《礼》云：“夷狄虽大曰子。”在侯伯之下，贵贱殊矣，今乃加于王公之上，无贵贱之分矣，非先诸夏后夷狄也，何以尊华攘夷哉？荀悦斥其乱天常，正论也！宣帝采之，不亦惑乎！

后世有高丽称臣朝唐，唐高祖以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温彦博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若与高丽抗礼，则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比列星，理无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从之是矣。惜乎不以闻之宣帝也！降尊于夷狄，则何以令夷狄畏仰哉！匈奴之始恭而终倨也。

又案《礼记·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

于此可见，蛮夷之君卑于中国之诸侯甚矣，不如最低之男爵，而蛮夷之君又有分焉，狄在夷蛮戎之下也。周礼之尊华卑夷也如此。汉初不胜匈奴，与之和亲，乃始为敌国之礼。武帝欲雪耻振华，使匈奴臣服，复三代之尊，而非其时，虽胜匈奴，而汉亦疲，匈奴终不恭。宣帝得其时矣，乘其弊，匈奴弱乱已久，而犹循文景之故事，待匈奴以宾礼，位在诸侯王之上，岂非周礼之罪人哉！自是之后，华夷尊卑失序。诸侯王益卑，而夷狄之君乃如上宾之见敬。两汉之时，单于犹朝天子，至于宋明，优礼夷君益甚，不令朝见矣。中国之弃周礼也久矣！乃复见于胡元之世，使外国之君莫不朝见，为五服之礼，岂非中华之耻哉！洪武欲复之，而未能行。孰有明王作而行之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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