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之恶也，为保夷清之祚，不惜屠戮千万汉人，喋血于天京，“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之言出于其书而无怵也。希特勒之恶也，为成主宰世界之野心，屠杀六百万犹太人，不惜驱数百万之军民争死于苏俄，“非吾人践敌人之血去，则敌人践吾人之血来”为其种族争斗不并存者也。而曾为阴鸷，希为狠愎也。曾保异族而戮同胞，希驱同族而戮异族。阴鸷者，无所不用卑劣之术以胜敌，虽败而复起，终以殄灭之；狠愎者，终其攫食之欲，不得则欲破坏之，毁灭之。一为藏于内，一为显于外，而阴鸷尤险尤可恶矣！况以其术扶异类而戮同种哉！则曾国藩之恶，比之于希特勒，吾犹嫌其不肖也。
且希特勒固出身底层者，其家也乱，父不慈而母早逝，其受教也不深，其为学也不正，其经历也多磨折，其早年生活也多困苦，受人所不堪之窘辱，则其崛起为元首，而生报复世界之心，犹可解也。而曾国藩异也，世代书香士林也，亦中举为官矣，读圣贤之书，浴圣贤之教，其受教非不深也，其为学非不正也，非有摧折穷辱，固以士大夫自命，以儒家标榜者，何其欲成一己之功名，甘为胡朝之鹰犬，忍戕千万之汉人，欲阻汉室之光复哉！诚不可解也。而今人多崇之，学儒家，自号儒生者，亦推尊之，且扬其“平贼”之功，称为“圣战”，曰灭邪教，卫圣教，理甚直，气甚壮，安庆天京之屠，剥皮凌迟之刑，生吞人肉之令，千万汉人之死，而无所悯焉，无有于此不仁之恶焉，且曰当也。又比之纳粹之徒，亦不相及也。儒家之言仁者爱人，华夷大辨，岂宜如是哉？吾宁人之崇希，而不欲人之崇曾也。
附：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迫咸丰逃亡热河，而曾国藩等汉臣不出兵救之，专剿长毛，满清不记北京破城之恨，后乃勾结英法镇压太平天国。盖满清与西洋，争权利而已，满清与太平天国，则为你死我亡之争。曾国藩之不救北京而抗洋，畏洋乎？亦更綦太平军，以太平军为心腹之患乎？
西洋与满清皆盗也，盗与盗，争利而已，非有深仇大恨也。若夫太平天国之起，志在驱满复汉，且宣言屠满矣，满清所惧也，故宁舍京都被破之恨，不惜勾结洋鬼，以芟内患乎？
太平天国亦有结好西洋以除鞑妖之意，然天国不欲承认与西洋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严西洋人之出入，西洋以为不利于己，亦患太平天国之强甚于满清，故亦宁助满清以镇压太平乎？
嗟夫！曾李之流，助索虏以戕同类，已为大诟矣，不顾西洋之寇，专力剿灭汉人义军，肆屠城以立威，极凌迟剥皮之刑，天津教案，亦诛同胞以谢洋人，是何人心乎？何忍于同胞，何忠于建虏，何让于洋夷？
而以当时之恶计之，西洋以鸦片弱吾中国之民，固为可恨，而未至占据吾内地，肆意虐杀吾人民，凌迟剥皮之酷刑，满清与汉奸所以施于义军俘虏也，非洋人也。而满清之仇为重，西洋为轻，故革命者亦志在先驱鞑虏也。民之疾满亦更甚于洋也。湘军挖女俘之心，李鸿章苏州之屠，虽洋人见之，亦为不齿矣，以为甚无人道也。
曹操固后世所谓奸雄也，曹操之奸雄，以比桓文而罪之，若比乎后世萧道成、朱温之流，则相去乎远矣！近代曾国藩者，世俗所谓圣贤也，而以较之曹操，亦愧恧多矣！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兵戈纷纷，灾疫横生，而曹操赋诗曰：“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恻隐之心不禁而发，非可谓之伪也。虽屠徐州，而为复父仇，故不觉其滥也，而平黄巾，收降卒三十万，男女百万余口，其后征伐，亦多收降。曾国藩之诗文，其有恻隐之怀乎？教其弟曰：“既已带兵，则不以多杀人为悔。”又曰：“劫数之大，良可叹悸，然使尧舜周孔生今之世，亦不能谓此贼不应痛剿。”狠厉而绝其恻隐之良矣。故安庆屠数万，快之，九江屠数万，快之，杀敌多，莫不以为快，欲其不留遗种，降者每多戮之，且教弟之杀降，其徒李鸿章，亦承之，好杀降。金陵之屠，太平军及百姓数十万悉歼之而无遗，人物凋残，数十年而不能恢复其元气。曾氏者，岂徒孔孟桓文之罪人哉，亦曹操之罪人也！而曹操历膺奸雄之贬，曾国藩乃博圣贤之誉，俗论之不公也，风俗厚薄之相去也，如此其极哉！使曾氏为常人，则曹操圣贤矣。使曾氏不为不仁，则曹操岂不仁义君子哉！况曹操又有北破乌桓，威服四夷之功，曾国藩则扶夷挞夏，且辱华媚洋，固曹操所不屑与论者也。诟曹操而颂曾国藩者，何其惑乎！诟曹操，非以止奸也，颂国藩，乃以长毒矣。
责曾国藩之杀戮，伪儒名慎独者护之曰：“曾公杀贼卫道，何害？长毛邪教，不适吾华也。”姑无论长毛之邪教是否，何天地会等会党，捻军，曾氏亦欲赶尽杀绝哉？且曰无分良民而斩刈草菅之，以求转胜之机也，斯言之发，不可谓曾氏有人之心。儒家之斥异教，距其说耳，岂绝其人哉！如欧夷宗教之争之为残乎？邪说不知距，唯务人之戮，适见吾之不仁，安见彼之为邪。君子之恶不仁，不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非使不仁者不留遗种于天下也，况杀戮良民以冒功，欲以转胜也哉！责曾氏杀戮太酷，则有伪儒曰慈不掌兵，呜呼！儒者而为是言，曾异端之不如哉！老子异端之魁，犹曰：“夫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如以慈卫之。”老氏不尚刑杀，恶于多杀，犹近儒也，何后世败类伪儒乃悖之哉！孟子曰仁者无敌于天下，尤吾儒之旨也。荀子议兵曰：“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涣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又曰：“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贼，则是亦贼也。”曾氏行军何多悖之？慈不掌兵，彼以为慈如妇人之慈，不能令行禁止，杀敌制胜乎？而不知君子之慈也，使上下一心，无不用力，吊民伐罪，百姓悦服，孰有如慈者之掌兵者？天下之害，生民之毒，正由于掌兵者多不慈也，狠厉而肆杀戮，屠戮百万，人物凋残，杀良民而冒功，杀降而违信，生民几何安生哉？自曾氏湘军起，中国之纷乱，何以至百年而方定，国初犹踵其戾气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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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陶扬鸿：曾国藩希特勒论发布于2021-07-06 00:3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