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细驳曾粉为曾国藩屠杀辩护等

去年遇一曾粉，为曾国藩之屠杀辩护，曰不得已，曰以杀止杀，曰所杀者贼，所抚者民，曰大仁，余甚恶其佞，力驳其非，今犹觉不足，复细驳之，兼明儒家义理。

曾粉曰：近史于曾国藩之定评貌似不甚高。究其因，其一，盖吾党自起义而来，多仗工农之力，于农民起事多褒许、同情也。而曾剿发匪、平捻贼，非降即杀，屠戮殆尽，如金陵之役，既无一降者，则十万之众，尸骸枕藉，流血漂橹，旬日而殄灭，故其功也下金陵，其非也屠金陵，世所谓曾剃头，盖谓此也。然孔圣倡恕道，意谓易地而处，推己及人。设或今之人处曾之形势，能不以屠为事乎？以区区五万之众，降十万之兵，不啻蛇之吞象乎？非数倍于敌军之力，纳降终于善策，故象之不可吞明矣！彼时南方十数省，非清廷有，尺寸之地，克复非易；纳降无善策，遣散无余饷，纵之成敌国，转瞬又启兵烽，故自古多有杀降者，白起坑赵卒，项羽杀秦兵，皆先纳降而后诛，非好杀也，彼非不好令名而致千古骂名，恐亦有不得已。国共相争，润之亦曾指示：诛杀敌人有生力量。故曾每以此常自悚惕，语诸弟曰：厕身戎伍，不易有功，常遗千古之非。然思退乏策，遍地皆警，弥海狼烟，朝廷方倚为股肱，天下盼救如云霓之望，一朝投笔，势成骑虎矣。故观其奏稿家书，曾外畏清议，内顾身家，非好杀也，势所不许，有所不得已也，虽负后世谤议，为天下所非，亦不顾也。其二，曾处清廷式微之时，南有发匪，北有捻贼，天下大半，已不复清廷所有。曾以万余众，东出楚国以救天下，次第翦灭，延清祚，续帝统，使昏朽之朝廷，延其残喘，议者谓曾不以此时除满立汉，遂至列强陵夷，天下汹汹，终至不可措手。以此篡夺之责，责之以曾，亦非不解曾之为人。曾非不可为权臣者，彼时天下劲旅多出湘军，贤才多出门下，若振臂一呼，南联洪发，北结张捻，外抚诸夷，清廷何患？曾以醇儒自许，以贤圣自期，若责之以救国可也，责之以篡夺则不可也，岂有食清廷之禄，而不忠清廷之事乎？公忠体国，礼之教也，欲令曾违其本心，从篡逆之事，背千古明训，必非曾氏之所不敢许也。故曾氏非不能如曹氏之专权也，亦未必不可如司马氏之篡魏也，醇儒之士，自奉之严，时怀敬畏，非不能为，实不敢也。亦不止不敢为，凡一身有权臣之迹象者，则舍之惟恐不去也。故金陵未下，即思裁汰湘军；金陵已下，虽捻之未平，亦裁之务尽。当僧王被诛，捻扰畿辅，朝中大震，速勅北上，曾亦以淮军为主，仅以三千湘军为亲兵，此举殆虽有成门人鸿章之美，不亦有自惜毛羽、渐退之心乎？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故文正公外畏清议，内忧身家，时怀悚惧。故金陵未下辄思裁兵，发捻未平屡求让位，每有功则自谢愚庸何敢居焉，每推贤则甘辞美之惟恐不尽。彼时苏杭先克，金陵未下，群议蜂起，一时扬李贬曾者有之。将奏稿与家书参而读之，文正公之胸次盖出天下人之上远甚，古今罕有其匹。彼诫其弟国荃曰：苏杭克复，李鸿章风头无两，此恰为吾兄弟引退之机；奏请淮勇援缴金陵，分功于人，正是全身远祸之道。曾氏兄弟，若久窃高位，挟不赏之功，有震主之妨，徒自取祸而已。故裁兵让权，屡见于奏稿之上；分功进贤，每形之尺素之中。长兄风仪如此，无怪乎国荃下金陵辄思退隐，寻即致仕，虽位列侯伯，弃之不惜，逍遥林下，甘为老农，躬耕南亩，型于山荆，教训子侄，未历官场十数年矣。此何人哉，必圣也欤？“功成弗居，惟其弗居，是以不去。”余每疑此语乃道宗诳语，其辞高渺难期，按诸千载，能行之者，不过数人而已。曾国藩任事辄毅然以天下为己任，邀功则每让时贤，未尝一言及己。他人做官，恒恐位之不尊、爵之不高，曾氏辄辞之惟恐不去，“贵得人和而不尚权势，贵求实际而不务虚名”。所谓“无欲则刚”，其斯之谓乎？近读斯人之书，感斯人之行，慕斯人之义而已。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然于其闻见，内审于灵台，外绳乎德义，若有其凿凿而不为时人所闻见者，不敢不谨陈其陋以供贤者之所择焉。

余驳曰：近史于曾之评价不高，且多恶评，以曾之为满清镇压汉人起义也，辛亥革命者多以曾为汉奸民贼，岂自本朝始哉！辛亥革命者之取于太平天国，以其反满复汉也，光复将成，而曾胡等扼杀之，此革命志士所以叹惜于洪杨而痛恨于曾胡也！

邹容《革命军》曰：“曾国藩也，左宗棠也，李鸿章也，此大清朝皇帝所谥为文正、文襄、文忠者也，此当道名人所推尊为中兴三杰，此庸夫俗子所羡为封侯拜相，此科举后生所悬拟崇拜不置者。然吾闻德相毕士麻克呵李鸿章曰：‘我欧洲人以平异种为功，未闻以残戮同胞为功。’嗟夫！吾安得起曾、左百闻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前之曾、左而共闻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后士曾、左，上自独当一面之官府，下至不足轻重之官吏，而亦共同是言！夫曾、左、李三人者。亦自谓为读书有得，比肩贤哲之人也。而犹忍心害理，屠戮同胞，为满洲人忠顺之奴隶也如是，其他何足论。吾无以比之，比之以李自成、张献忠，吾犹嫌其不肖，李、张之所以屠戮同胞，而使满洲人入主中国也，李、张因无常识，不读书，又为明之敝政所迫，而使之不得不然，吾犹为之恕。曾、左、李三人者，明明白白知为汉种也，为封妻荫子，屠戮同胞以请满洲人再主中国也，吾百解而不能为之恕。”为异族杀同胞，而使满清继主中国，固革命者所痛恨而不能谅也，亦吾辈汉民族主义者所共疾也。

章太炎《馗书》曰：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厌之则为元凶。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也。……满洲既与汉人殊种，曾国藩者．渴于富贵，以造鸱枭破镜之逆谋；既狃大戾，始效泰西船械以自封。

孙中山《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自广西，东南诸省指顾而定，西北 则张乐行等风驰云卷，天下已非满洲所有，其督师大臣赛尚 阿、和春一败涂地，事无可为；及汉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练湘军、淮军以与太平天国相杀，前后十二 年，汉人相屠殆尽，满人复安坐以有中国。凡此皆百年来事， 我父老子弟耳熟能详者也。汉人不起义则已，苟其起义，必非满人所能敌，亦至明矣。 所最可恨者，同是汉人，同处满洲政府之下，同为亡国之民，乃不念国耻，为人爪牙，自残骨肉。彼杨、曾、胡、左、 李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国既将存而复亡，使其同胞既将自由而复为奴隶乎？

明言最可恨者乃曾胡等为满助虐之汉奸。

以曾左与吴洪并论，明言其为汉奸也。

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始焉为忘祖，为昧祖，终焉因忘祖、昧祖而谓他人父，乃至有自命忠孝者，背祖忘宗，剿杀同胞以媚父仇，恶逆如曾国藩者，真狗彘之不若，糜烂其肉，不足食也。

更痛斥曾国藩背祖忘宗，猪狗不如，虽糜烂其肉，亦不足食，革命者之恨曾可谓极矣。

陈天华《猛回头》曰：“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陈天华，湖南长沙人，愤满清之虐政，对太平天国寄予深厚同情，“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唾弃不顾，而有愧色。

武昌起义功臣蒋翊武为学生时，有满清官员来校训言，告诫学生勿学洪杨，而当学曾左。蒋翊武即起身驳斥曰：“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者？”

章士钊《孙逸仙》曰：“曾左起于湘中，大奋其奴隶之力，翦灭我同胞之革命军……”

章士钊《汉奸辨》曰：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教单于进兵之管敢，劝石勒灭晋之张託，以父事契丹之石敬塘，率犬羊残同类之赵延寿，为元灭宋之张宏范，扶清灭明之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助满洲歼灭太平王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今日之死汉奸也。

《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曰：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

《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由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都督发布，痛责曾国藩、胡林翼为逆贼，曰：“…… 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贼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 凡我湘人，实无以对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

辛亥革命军起，“所到之处，曾文正公祠尽毁灭”，满清官员恽毓鼎亦记述：“湖南乱党掘毁曾文正、左文襄坟墓。南京拆毁曾文正公祠，改祀洪秀全。上海李文忠铜像，则于颈下悬一牌，曰‘满洲奴隶’，而用白布缠其头及左肩。”革命者几无不痛斥曾胡，痛恨曾胡至于毁其祠，掘其墓，本朝亦不及也。而屠杀之恶，“曾剃头”，“曾屠户”之称，岂无由哉！

足下亦知曾国藩之镇压起义，杀戮过重矣，乃为之辩者，何心也？足下曰今人易地而处，亦当如曾之屠杀，曾国藩亦曰：“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何尽诬今人，曾乃诬周孔生今今亦谋诛灭以自解，呜呼！不仁哉！圣人岂能为不仁乎？人多言曹操奸雄，吾以曹操之比乎曾氏，可谓圣贤矣，何谓也？曹操镇压黄巾，而收降青州黄巾三十万，男女百万余口，曾氏之破金陵，二十万太平军杀绝，并及平民，其杀戮之惨，书契以来之罕见，金陵人口本来百万，经曾军之屠，三十年后，且不到五十万，其屠杀必在五十万之上，其去曹操，岂不远乎？曹军亦不过数万，何曹操之能收降黄巾军三十万，而曾国藩不能受降太平军二十万，君以圣贤誉曾，而所为不及曹操，曹操不尤为圣贤乎？然而非也，曹操，固论者所谓奸雄也，曾国藩乃远不如奸雄，而可称为圣贤乎？曹操能受三十万之降，而谓今人易地而处，亦如曾氏乎？周孔之圣人，不更胜于曹操乎？圣人神武而不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岂务多杀哉！南方十余省不复清廷有，汉人思乱，图光复也，朝廷腐朽已极，天厌其德，必大乱而后治，而曾氏犹扶持之，逆时而违天矣。甚矣，君之为曾氏辩也，既称曾国藩为圣贤，而又引屠夫白起、项羽之屠以为由，曰不得已，为曾氏辩，由而又为白起、项羽之屠杀辩，甚而满鞑多铎之屠杀扬州八十万，汝亦当辩耶？言之不仁矣，数十万之戮死，于汝之言，惟轻松之“不得已”而已乎？无所哀于死者之众欤？而为杀人屠夫恶魔辩？

曾氏仇恨义军，嗜杀成性，非不得已也，其书信常书杀戮之快意，如安庆之屠，与弟国荃书曰：““安庆克复，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心。”且教其弟勿以多杀为悔：“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毫无恻隐之心也，人性尽泯矣。其与李元度书曰：“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不分民之顺逆，一并斩刈，其卑劣之图欲使民之畏彼，远过于畏贼，此亦为不得已乎？足下既言清为昏朽之廷矣，曾氏扶持之，固为不义矣，君子责曾氏不乘其军之盛以除满复汉，民族大义之责也，而君犹为之袒，曰除满使天下汹汹不可措手，辛亥革命者排满，康有为亦曰排满招列强瓜分，反对革命之论，何同一辙也！然而外患暂缓，何惧列强之干涉？内寇犹据，正谋汉人之光复。曾以醇儒自许，儒言华夷之辨，而曾助夷以屠华；以贤圣自期，而曾助桀以戮民。责其屠杀，而君曰不得已；责其不除满复汉，而君曰为篡夺。隋文帝亦尝为北周之臣，而夺北周之位，君子不责其篡，以中国代夷狄也，华夷之伦大于君臣之分，驱除盘据两百年之夷酋，恢复皇汉之山河，民族大义也，何篡之责？使曾如曹氏，中国必安矣。醇儒乎？伪儒之大成，口言仁义，而身为桀纣之行，文称孔孟，而法比商韩之酷。以戮千万之汉人同胞可也，以覆奴我汉人两百余年之满虏，则不能，其于主子咸丰曰：“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而惧篡夺之名？然而为杀戮同胞之罪甚于篡夺，革命者所重责也。足下言“非不为也，实不敢也。”彼固满清之犬奴，岂敢也哉！彼为满清立大功，而满清反疑之，乃功成身退，解散湘军以消其疑耳，惟知一之身保全，不顾万民之生死，何足称哉！

彼又曰：腐儒自古不可语大义。管仲仁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然孔子以为仁也。曾文正公仁乎？彼时天下扰扰，匪过如篦，兵过如洗，兵匪相乘，兵以杀民邀功，匪以裹胁自壮，万民如在倒悬，百姓淹溺待救。曾练军之暇，屡申屡诫于湘军，不可扰民，言语谆谆，三致意焉。当其东出以救天下，誓挽民心于将隳，故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百姓夹于兵匪之际，如失怙恃，如丧考妣，当此之时，惟湘勇能不扰民，惟文正公能安民，百姓视之若父母，望之若云霓。文正公仁乎？余必曰仁矣。有腐儒曰：“曾氏杀人者众矣，焉为仁？”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谓易地而处，推己及人，可谓恕道矣。若立曾之时，处曾之势，君将若何？发匪蹂躏南方十八省，裹胁而至桑梓之邦，两湖将沦化外之域。当此之时，曾以守制之身，愤而出山，移孝作忠，处非官非绅之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所图者何？窃高位乎？因其不终制，寸心常愧负，屡于奏稿中申明但有寸功，不邀褒叙。其后总督两江，节制数省，均百辞而不得。故知其不为高位也。窃财利乎？常以私饷犒军，誓不多取军饷一分以遗家室。身死之际，家无遗财，门生故友捐其赀，朝廷颁恤银，方得死尽哀荣，故知其不贪也。故其出也，保桑梓，救天下而已。曾以区区文臣（礼部侍郎）厕身行伍，建湘军，南平洪发，北剿张捻，焉可不以杀为事乎？所杀者贼也，所抚者民也。以杀止杀，终定天下，民得归其所，士得安其居，此谓大仁矣。孔孟固圣人哉，徒饰仁义之说，又何有于春秋战国之世哉？非战无以一统，非杀无以平乱。以战达统，以杀止乱，然后百姓得以安，天下得以平，此千秋不易之理，万古之公义也。故以此观之，文正公仁乎？余必曰大仁也哉！

驳曰：君言大义，当时大义孰有过于华夷者乎？管仲辅桓公攘夷保夏，故孔子称其仁，曾氏扶满酋，助夷杀华，与仲相反也，而可以为拟哉？于此于彼，管仲为仁，而曾氏扶垂亡之满清，杀千万之汉人，为大不仁，孔子知之，必所唾弃。曾之诫湘军不扰民，空文而已，湘军不扰民乎？杀民亦多矣，曾国荃之攻安庆，而曾氏教之曰：“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于是攻克安庆，不分军民而皆屠之矣。当时《华北先驱报》载：“湘军曾国荃、杨载福等收复安庆省城时已空无敌军矣。湘军入城，开始屠杀，全城人民，不分男女老幼，死者万余人，尸骸尽弃长江中，乱挤成团。时有英舰两艘泊限于江心，为围绕的尸体障碍行动。”民视曾氏如父母乎？曾氏所杀者皆为贼乎？而金陵之克，“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此国藩幕僚赵烈文所记也，犹述其恶，言其非。谭嗣同曰：“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兵勇拆毁房屋，一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据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十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三四十年后，谭嗣同去南京时，目南京“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指太平军，按清方称谓)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曾剃头，曾屠户之名，非虚加也，民疾之矣。而曰安民？而曰大仁？何其言之悖乎！比诸曾国藩，比诸湘军，石达开、李秀成所率之太平军，则严军纪，不扰民，安民矣。石达开攻破江西吉安城时，除歼灭抵抗之敌军外,“不戮一人，有掳民间一草一木者，立斩以徇。” 时有文人邹树荣写有纪事诗曰：“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而于湘军，则曰：“伐树拆屋摧民墙，妇女逃窜毁容妆……相近数里各村庄，用器食物皆夺攘，关门闭户天昏黄，或有畸寒小地方，深夜公然上妇床。”李应珏于《浙中发匪纪略》一书云李秀成“初入浙三日后，即禁止杀掠。”沈梓于《避寇日记》云，太平军攻克杭州，彼询问自杭州城出来人关于城区之情，其人答曰：“杭州将军自刎，满营官兵放火自烧而死，其余官员之自刎者不少。城中百姓不甚伤。”“因忠王有令不许伤百姓一人，故杭州百姓并不加兵。”罗惇曧《太平天国战记》载：“师止嘉兴，以分军守郡县，兵单不任进也。乱民曰掠，旬曰不止，左右请剿之。秀成曰：‘民苦锋镝，不安家室，不得已为暴，吾宁忍以兵诛之？’乃亲率数十人，巡乡镇，乱民千百，执戈环之，秀成曰：‘我忠王也，奉命取姑苏，尔民无罪，各宁尔居，以安生业。吾断不戮尔。’皆释戈罗拜，匝曰而乱定。召官吏千余人至，慰之曰：‘若曹愿留者留，愿去者听，无川资者给之。农失业者给牛种，穷民失业者助其资。’散库钱十余万缗，粮万余石，苏民安辑。”“秀成驻苏州，恤鳏寡，兴义学，豁租税，问民疾苦，苏民感之。”梁启超《李鸿章传》曰：“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对于李秀成，曾国藩亦认其甚得民心：“询及李秀成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逸乡间，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去，杀而投诸水中，若代李逆报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即长跪请安。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以仁义爱民而得民心也，而曾氏恶之。此君之所谓贼也，而仁于曾氏远矣！

君子责曾氏之多杀，而君反问若易地而处曾之势，君将若何？吾若处正之势，当联合天下豪杰士大夫共同反清，光复汉家，建立新朝。先覆满清，然后削平群雄。对洪杨如光武帝招抚铜马赤眉贼为己用，不能招抚，如朱洪武荡平陈友谅，杀其主，不屠其民，抚其余部，拔其勇将、贤将。如隋明复汉统，则岂有后来数十年之曲折哉！无民国军阀混战，无国共之争，无五四新文化，文化大革命之劫。为将固不免于杀，而非务于多杀，曾氏多杀，且教弟以多杀为务，于俘虏亦多虐杀，观彼奏折自述：“杀之以祭壕头堡阵亡将士，诸勇犹痛憾切齿，争啖其肉”、 “各营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仅予枭首不足恨，概令剜目凌迟”、 “生擒老贼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挂树，磔石，见者无不凛凛”。忠王已降，曾国藩还“辄于七月初六日将李秀成凌迟处死，传首发逆所到各省，以快人心。”于洪秀全之胞兄，曾国藩自述曰：“其伪福王洪仁达一犯，系洪秀全之胞兄，与其长兄洪仁发皆暴虐恣横，多行不义，为李秀成等所深憾，亦于初四日凌迟处死。”于俘虏，甚至割肉生吞：““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决”；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由此见之，实为残忍之性肆发，非不得已，如此杀人狂魔，而曰大仁，君之是非何颠倒如斯之极也？白起、希特勒亦大仁也哉！

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又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张子曰：“恶不仁，故不善未尝不知。徒好仁而不恶不仁，则习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尽义，徒是未必尽仁；好仁而恶不仁，然后尽仁义之道。”于曾氏之大不仁，当恶之。君不恶不仁，反为此大不仁者辩，称曰大仁，则杀人之屠夫孰不以此自辩？孰惮于多杀？皆以以杀止杀，以杀平乱自解矣。恶君言之邪佞，故复详细驳之。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咸丰之荒淫无道，亦如桀纣，曾氏乃辅桀也，既为辅桀，又为助夷，正孟子所谓民贼，孙中山所谓汉奸，罪不止于飞廉、恶来而已。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於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满清虐政，迫民之反，曾氏之攻战，多屠全城，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虽标榜儒家，而实违背儒家之道，虽言称孔孟，而实孔孟之所弃。标榜儒家而助夷屠华，杀人如麻，致生灵死者无数，而儒家招天下恶，太平虽灭，而捻人继起，辛亥革命卒覆满清，民国军阀混战，国共之争，文化大革命，乱数十年而方定，曾某者，华夏之罪人，亦儒家之罪人，实为大不仁。为之辩者，亦不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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