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韦伯神话——《儒教与道教》发表百年后之反思座谈会”述要

2016年1月22日，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与弘道书院联合主办的“走出韦伯神话——《儒教与道教》发表百年后之反思座谈会”在文津国际酒店四层满朝歌厅会议室成功举办。

《开放时代》特约主编，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弘道书院院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弘道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锋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苏国勋研究员、原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研究员黄万盛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洪范研究所所长梁治平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方朝晖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增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马小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何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泮伟江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赖骏楠讲师等十五位来自儒学、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学者参与了本次座谈会。

 图：“走出韦伯神话——《儒教与道教》发表百年后之反思座谈会”会场图：弘道书院院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 图：《开放时代》特约主编，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

弘道书院院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作为主持人首先对各位学者参与本次座谈会表示感谢，并指出今年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发表一百周年，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从不同的学科和视野对《儒教与道教》做一个重新的思考，从而更平实、更准确地认知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是举办此次座谈会的一个初衷。

《开放时代》特约主编，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致开幕辞，向在场学者介绍了《开放时代》及其近年的活动，并表示《开放时代》将对本次座谈会的讨论做一个专题。

 
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苏国勋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苏国勋研究员首先发言，指出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韦伯仍处于消化的阶段，韦伯尚未达到神话的程度。同时强调研究韦伯，掌握资料是很重要的，韦伯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但却不只以这本著作为限。韦伯的其他著作，如《经济与社会》和《印度教与佛教》，都涉及到中国宗教问题，对这些资料都应予以关注。

苏国勋研究员接着谈到韦伯的宗教研究带来的启发，指出韦伯在其比较宗教研究中，对于行动和结构之间二元张力的弥合，对于利益—动机—制度分析与社会类型—文化—结构分析二者的结合；韦伯在论证宗教信仰对经济活动影响时所采取的多元因果分析；以及韦伯对于唯心唯物对立的超越，都是对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启发。

苏国勋研究员指出，从具体的文本上看，《儒教与道教》一书含有西方中心论思想，这是韦伯最大的问题。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是带有明显和强烈的价值判断的。例如，韦伯认为距离基督新教越远的宗教，其理性化程度越低；将基督教看做普遍历史，其他宗教看做历史的个体，历史个体要向普遍历史看齐；认为基督教是坐标，是人类历史必须要走的路等论述，都体现出韦伯的西方中心思想。

苏国勋教授最后指出，韦伯认为中国文化缺少理性，认为中国儒教是传统主义，道教是民信巫术，以及韦伯对中国的天人合一和祖先崇拜的论述，都体现出韦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存在曲解和误读的。《儒教与道教》一书虽然存在不少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但其中也有洞见，误读和洞见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对韦伯的误读与真知灼见进行分析性的梳理。

 
图：原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研究员黄万盛教授

原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研究员黄万盛教授指出，韦伯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伟大的学者，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具解释典范。但随着新的要素的出现和典范的解释力的削弱，典范是需要被突破的。突破韦伯的解释模式，是当今中国学者努力的方向。

黄万盛教授指出，韦伯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资源，对于韦伯资源的利用仍有待开发。例如，韦伯对于整个大的宗教形态有着深刻的研究。韦伯在未来的意义可能会更多地体现在比较宗教学领域。黄万盛教授强调，韦伯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精神，而今天中国学者更多地是讨论资本主义，把“精神”两个字遗漏了。今天研究韦伯，需要回到韦伯探究的问题，关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时，黄万盛教授指出，研究韦伯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从学术谱系的角度来认识韦伯。

黄万盛教授同时谈论了韦伯文本的误读问题，指出文本的误读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他者的阅读带有地方经验和有主观性，误读是必然的。但我们不要怕误读，重要的是要形成误读的公共性，这个公共性使文本的思想价值和潜在意义被揭示出来。最后黄万盛教授指出，神话是非现实，平面化的，也是去历史的，把韦伯视为可以离开现实和历史而永恒存在和解释一切的，这是把韦伯作为神话，对此是需要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图：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认为，走出韦伯神话，是指走出对韦伯的误解，需要的是对韦伯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对韦伯需要进行同情的理解。吴飞教授指出，韦伯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问题。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也是在探寻为何在世界其他宗教中没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之后吴飞教授强调，韦伯并非只从正面上讲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韦伯也有对现代性的批判，而这是被许多学者所忽略的一个面向。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地理解韦伯。例如反思韦伯对于中国文化没有伦理性这个论断，需要真正理解韦伯的伦理性这个概念。吴飞教授指出，新教的伦理性是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强烈的紧张和焦虑，这使新教伦理可以与资本主义精神相结合。新教与世界所有其他宗教的不同在于，新教带来的不是内心的和平，而是人格的焦虑。而在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中，并不存在禁欲生活和尘世追求之间的一个紧张。吴飞教授认为，现代性的实质就是给人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一种焦虑和紧张。

 
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何蓉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何蓉研究员认为，当前在媒体和普通读者中，韦伯具有相当高的热度，但对其却缺乏严肃的阅读。关于韦伯神话，何蓉研究员认为，韦伯神话确实是存在的。这是说存在对韦伯的神秘化，将韦伯置于虚设的神圣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韦伯的文本进行切割式的而不是整体的阅读。在评价韦伯及其著作时，需要立足文本，真正地理解韦伯的意图及其问题意识。

关于《儒教与道教》一书，何蓉研究员指出，韦伯在其比较宗教研究中采取了否定式地提问方式。韦伯以世界其他宗教为何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提问作为一个框架，来进行比较宗教研究。何蓉研究员接着谈到韦伯中国研究的资料问题，指出不能说韦伯的资料获取是猎奇式的。相反，韦伯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英国、法国、德国等国际汉学界内容广泛的研究著作与翻译。最后何蓉教授指出，反思韦伯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回到文本，考察韦伯的思想脉络。通过考察韦伯写作的时间与写作的脉络，可以看到韦伯在不同阶段所关注的不同重点。

 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洪范研究所所长梁治平教授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洪范研究所所长梁治平教授指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韦伯的影响是深刻和广泛的。韦伯之所以具有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韦伯是问题的设定者。韦伯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兴起，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性，现代社会是怎样产生的这类问题，同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套解释。梁志平教授接着谈到，中国学者在接受韦伯的过程中，存在着对于韦伯思想的简化，改造和误读，从而造成韦伯神话的出现。

此后梁志平教授对韦伯的西方中心主义，理性化概念和理想类型进行了讨论，指出韦伯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是对照性的研究。韦伯是从西方来反向观照中国宗教，对于中西差异性进行了突出，显化与扩大，这容易产生许多问题。此外，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自身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理想类型容易简化经验，产生概念与经验之间的张力。而注重求异的类型化方法会导致二元化思维和两两对立的概念格局，削减事实的丰富性。最后梁治平教授指出，对待韦伯，我们需有持有一个学习的心态，保持开放性。要善用韦伯，透过韦伯来更好地看我们自己。韦伯基于中西差异和对比，对于中国文化做出许多基本判断，对中国学者来说是有启发性的。

 
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马小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马小红教授指出，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以及法律演变的研究另辟蹊径，给中国学者带来很多启发。但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也存在的不足。马小红教授指出，韦伯对于中国文化是存在文化隔膜的，其对于中国文化的论述并不反应中国的实际，韦伯的论述中是存在价值判断的。

马小红教授指出，韦伯在法史学界的神话，是中国学界自己造成的。不通过史料而简单地接受韦伯关于中国传统法的论述和评价，是韦伯神话出现的一个原因。就中国传统法律的确定性问题，马小红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应该立足于丰富的史料，从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出发，来认识和讨论中国传统法律的确定性，形成自己的看法。最后马小红教授谈到，中国古代是以礼来调节社会生活的，这究竟是缺陷，还是智慧的体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冸伟江副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冸伟江副教授就“韦伯神话”指出，韦伯神话与韦伯本身无关，而源于我们对韦伯的塑造，误读和想象。冸伟江副教授认为，我们在反思韦伯时，实际上仍在使用韦伯的一些概念或者视角。这表明西方给我们以概念和思想上规定性，构成了我们的思考所身处的世界本身。这里的原因何在，是我们在反思韦伯时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冸伟江副教授接着谈到，讨论中国法律的确定性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确定性”这个概念本身，准确把握韦伯所讲的确定性概念。冸伟江副教授认为韦伯的确定性是以西方法律传统和概念为基准而得出的，是指共享同一套法律思维方法、法律概念和法律文化。西方法律的确定性与中国传统法律的确定在实质上是不一样的。最后冸伟江副教授指出，就中国法律传统和现代性的关系而言，中国传统法律与西方法律是不同旨趣的和不同志向的，是根本无意于进入西方现代性的脉络中的。

 
图：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赖骏楠讲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赖骏楠讲师则谈论了其研读韦伯的原因以及在阅读和研究韦伯中时的一些体会，指出韦伯用清晰的概念体系把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各个面向都进行了清楚的描绘。韦伯对于现代性的法律、经济、文化、宗教各个维度，都进行了清晰地界定。因此我们思考现代性问题，就需要回到韦伯的文本和思想。

赖骏楠博士指出，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向现代的转型，就需要理解什么是现代，需要回到韦伯的文本，理解韦伯所讲的现代的官僚制，现代的宪法和现代的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同时，我们认识中国传统也需要回到韦伯的文本，阅读韦伯对中国文化，法律和政治的研究，论述和评价。赖骏楠博士接着指出，韦伯的研究，包括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不纯粹是一个纯思辨的、理论性的研究，而同时是社会科学意义下的经验研究。

关于韦伯中国研究的资料问题，赖骏楠博士认为韦伯可以说基本上已经穷尽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关于中国的一手和二手外文文献。韦伯在掌握经验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其概念体系，提出了一些既有经验，又有理论的命题和结论。赖骏楠博指出，韦伯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概念体系，都是经验研究的学科可以借鉴的。韦伯也存在问题，例如韦伯的基督新教中心主义，韦伯的宗教史观中所暗含的线性史观。关于韦伯神话，赖骏楠博士认为，因为在学术研究中能够采取客观中立的研究态度，在像自己这样的85后年轻学者身上，其实并不存在韦伯神话。最后赖骏楠博士就如何对待韦伯的问题，认为与韦伯进行对话交流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利用现在能够获得的新的经验材料，例如大量的诉讼档案和地方州县档案，来展开与韦伯的理论对话，进而去修正和丰富韦伯，做出更好的社会科学的理论。

 
图：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增定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增定教授从哲学角度谈论了对于韦伯的认识和反思。吴增定教授认为，韦伯神话如果能成立，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近代中国对于现代化的迫切追寻，这背后有一个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再一个就与韦伯自身的思想有关，也就是韦伯将理性主义精神视为现在性的核心，并且是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根本特征，认为理性主义精神在新教伦理中得到最强的表现。

吴增定教授接着谈论了韦伯问题意识的来源，指出韦伯在哲学谱系上属于新康德主义，其源头是康德。韦伯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了区分，认为人类世界不同于自然世界，人类的行为是有意义的，可以理解的。这是韦伯的一个核心的方法论，也是其实证主义的前提。事实和价值的二分是韦伯的实证主义所秉承的最基本的原则。吴增定教授指出，韦伯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价值本身是主观，任意和非理性的，价值、信仰、道德等问题只能诉诸人的非理性的决断。这使得韦伯对人类的宗教和道德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外在式的理解。

吴增定教授认为，韦伯注重外在的相似性，从而牺牲了宗教和道德这些精神现象内在的丰富性。韦伯不关心儒家和基督教真正的，内心的信仰到底有何差别，更无法回答儒家和基督教到底谁是对的这类问题。所以说韦伯是不关心宗教和道德现象内在的价值的。之后吴增定教授指出，韦伯的比较文明研究存在随意性和非历史性，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论述。

 最后吴增定教授谈到，通过韦伯，反倒可以看到一些中国文化的优点。例如，韦伯认为中国文化非超越性的，中国文化过于乐观主义，没有基督教文化的一种焦虑感。但是如果反过来，站在中国文化内部来看，这种非超越性，这种乐观主义，自强不息和对现实世界的肯定，可能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优点。

 
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指出，走出韦伯神话的一个方法是通过实证的研究，来对韦伯提出的命题进行检验，看其是否成立。高超群研究员接着谈到韦伯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认为韦伯的影响较小，不及马克思和斯密。韦伯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经济思想史领域，经济组织研究领域和企业史研究领域。

此后，高超群研究员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韦伯提出的，新教是唯一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儒家阻碍资本主义生成和发展，这两个命题进行了反思。高超群研究员指出，许多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比韦伯的结论，要更为复杂。例如，关于宗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许多研究认为，在宏观上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在微观上，宗教通过提供公共品和提高教徒之间的信任程度，又是可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实证研究指出是识字率而不是新教带来经济的发展。高超群研究员指出，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是复杂的，还有更多可以探讨的空间。高超群研究员最后从企业史研究的角度，谈论了儒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指出中国近代企业家常常是使用中国传统的资源，来构建企业内部秩序，对工人的精神和道德的塑造的。中国近代企业家与儒家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图：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明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明教授首先指出，可以从近三十年来韦伯在中国的影响，也就是从影响反思的角度，来讨论走出韦伯神话的问题。陈明教授认为，韦伯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从公共性或超个人性的角度来讨论儒教，而我们以前经常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讨论，这是非常不够的。

此后，陈明教授谈到，韦伯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是基于西方中心的。韦伯以新教来作为一个参照，通过放大差异性，省略相似性，来建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陈明教授认为，我们需要讨论和辩论的是，韦伯对于儒教的否定，其内在的逻辑是否存在矛盾性，或者其否定是不是基于对儒家的误读。例如，韦伯认为儒教的理性化程度低，是因为韦伯对儒教的解读是存在缺陷的，并没有认识到儒教所经历的变化。陈明教授指出，在纣王的“我生有命在天”里面，确实存在神与人的血缘性的联结，但周公的“皇天无亲，惟德是依”，已经对此进行了否定和超越，而孔子将天与德构建了联系，就完成了理性化和人文化的转向，完成了从自然宗教到人文宗教的转变。陈明教授指出，儒家伦理是以德义的天作为前提的，并且儒家伦理也讲紧张，讲“人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这里面就有自我超越，自我提升，从而与天合一。

  图：清华大学历史系方朝晖教授

清华大学历史系方朝晖教授指出，我们讨论走出韦伯神话，并不仅仅是反思神话，里面还有一个建设性的思路，也就是为中国文明的兴起找到一条新的途径。关于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方朝晖教授认为中国，或说东亚，现在的这种经济形态，与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仍是存在差别的。例如，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在市民社会，权力高度多元化和政教分离的背景下，自发地和自下而上地形成的，而东亚则是国家的主导下，在政府积极的推动下形成的，并且是与东亚过去几千年的经济形态和发展传统一脉相承的。此外，真正的工具理性是不被东亚文化接受的，将人作为机器的一个螺丝钉的这种高度形式化的工具理性到现在依然是与中国文化相隔阂的。

方朝晖教授认为，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不一定要追问儒家思想或中国传统能否成为资本主义精神，而是思考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宗教传统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作用，会将中国的经济制度带向何方。 方朝晖教授接着谈论了超越性的问题，指出西方讲的超越是指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总体，当做一个要否定的对象来对待。而中国传统总是要回到这个世界，把世界整体建设好，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意义所在。在儒家文化中，人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死后的世界，而是要参与这个世界的整体。因此，中国文化寻求驯化资本主义，将经济生活生活化和它意义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图：弘道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锋副教授

弘道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锋副教授，从儒学传统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关系，超越性问题和中国传统的法政理性，三个方面对于韦伯命题的影响进行了观察和讨论，指出韦伯为中国研究带来的一个启示是使学者去关注和思考，儒学传统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任锋副教授谈到，中国传统的理学具有道德宗教性，并且是与现实世界存在张力的，含有改变世界的实践冲力。这种宗教性格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之间是存在深刻联系的。

关于超越性问题，任锋副教授指出，超越性这个概念具有高度的争议性。超越性所讨论的核心是中国的天，以及天人秩序的特质的问题。重要的是，中国的天人秩序和一神教的秩序是存在根本不同的，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对于“天”的理解。此外，中国传统在其独特的天人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法政理性。任锋副教授认为，对于作为一种宪制的儒家传统，我们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是，儒家宪制的构成元素、政治参与的主题和发展过程。

任锋副教授接着谈论了走出韦伯的两个面向，指出一是要把事实认识清楚，二是要把握中国自身文明的价值。基于史料，对于中国文明各方面的发展进行事实的开拓是非常重要的。任锋副教授最后谈到中国文明的理论突破，认为儒学发展关乎中国社会科学的新生转进，两者的关系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双向增长的。儒学的现代发展一定是一个进入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学习韦伯，学习怎样提出概念、命题和理论，从而对于中国人的秩序构想和社会制度创新，提出一套新的东西。反思韦伯命题、韦伯神话，其实是在推进现代新儒学的成长，其最终目标是中国文明的理论突破，来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图：弘道书院院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

弘道书院院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首先讲述了自己对于韦伯观感的一个变化历程，谈到自己对于韦伯的接触是从翻译《韦伯传》开始的。在此之后的对于英国普通法翻译和研究，逐渐产生出一个困惑，即英国普通法是否能被归为韦伯所说的高度形式化的、理性主义的法律体系，由此对韦伯的命题产生怀疑，开始了对韦伯的反思。

姚中秋教授接着谈论了韦伯的问题意识及其神话构造，指出作为现代化的后发者，德国的知识分子存在一个身份的焦虑感，喜欢编制世界历史的宏达叙事，并有意无意地夸大西方的，而根本上是德国本身的优越性，把西方，尤其是把德国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终点。姚中秋教授指出，历史终结论是韦伯的研究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预设和思考方式，而寻求整个西方文明的特殊性，是韦伯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意识。姚中秋教授接着谈到，在一战爆发后，中国知识精英开始对西方文明展开了深刻的反思，由此出现了新儒学。可以说，儒学或中国文明，相对于韦伯，更早地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对进行了反思。

姚中秋教授最后指出，我们要超越韦伯问题。姚中秋教授认为，对于今天的读书人来说，也许问题已经转换了。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是如何发生的，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成为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了。我们面对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现代性是否是必然的，是宿命和终点。这里需要一种视角的转换，其核心是把历史真正的历史化，把类型真正的类型化。不要假设历史有一个终点，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持续的过程，这是中国文明或者儒家思想带给我们的视野和概念。姚中秋教授指出，儒家，或中国文化可以做出的一个贡献就是以一个多中心的、去终点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人类不同的文明，思考不同文明所走过的路和未来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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