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于儒家,但被儒家所用。有的易友直观地认为,周易是家的。其实,周易在道家和儒家形成之前早已存在了。中华传统文化有相通性,而儒家、道家都是证道的学问。宇宙中真正的“道”必然只有一个,只是这个“道”在不同层次面对不三命通会巫咸撮要群,它会有不同的要求和显现。如果世间有几个完全不同且相互矛盾的“道”,那才必然是假的,那才叫不折不扣的封建迷信。周易在证道方面突出的优势,既被儒家所用,又被道家所用,这就好比道士也吃大米、儒生也吃大米一样,何必去争论大米属于哪一家?

孔子六经、传六艺。六经者,《易》、《书》、《诗》《礼》、《乐》、《春秋》;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孔子教学生的基本教材。其中,《周易》是每一个儒生的必修课。六经与六艺相对应,经为道,艺为术。六艺中的这个“数”,有的人认为是算术。我比较认同百度百科的解释:“数,指理数、气数(运用方法时的规律),即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运动规律。”而且,即便是古代的算术学,也是起源于周易。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以汉代《九章算术》的出现为重要标志。古代数学家把数学的起源归于《周易》以及“河图洛书”,如宋朝大数学家秦九韶言:“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而人事之变无不该,之情莫能隐矣。”因此,六经对六艺,周易对术数,这很符合孔子的教学体系。

六经和六艺互相佐证,互为补充,印证圣言圣教。可以说,缺乏术数印证的儒家,是瘸腿的儒家,只剩下空泛的大道理。但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里,儒家被奉为国教,不得不忍痛割掉这条腿,以迎合统治者王权稳固的需要。让我们来一起补一下儒家与术数这段不得不说的历史吧。

                 (一)道术相证的教学方法

我们先脑补一段孔子教育学生的画面:

孔子说:同学们啊!君子要重义不重利。要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热心帮助乡亲们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底下子路同学举手发言:老师,我武功高强,嫉恶如仇,昨天隔壁老王家来了个飞贼,被我一举抓获。

孔子说:善。以身行道,必有余庆。信不信为师给你起一卦。

得卦见在田。老师解释道:刚健地执行天道的人已经崭露头角,必然会得到官方的认可。利见大人。

不出三天,子路被官府披红带彩,还奖励肥牛一头。卦验。

子路因此对行侠仗义上了瘾。随时随地寻找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机会,做了不少惩奸除恶的好事。一时名闻乡里。这天,又在老师面前自夸:“隔壁老张欺负女人打老婆,被我狠狠教训了一顿,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张狂!”

孔子把他叫到身边说:子路啊!你有正义感没错,但应当审时度势而行。你现在风头过劲,很多人都看你不顺眼。更何况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这可不叫做好事啊!信不信为师再给你占一卦?

 占得亢龙有悔,子路你就等着吃官司吧。

 果然第二天,老张和乡亲们联名把子路告到了派出所,说子路仗着几招三脚猫功夫横行乡里,是为地方一霸,连人家家务事都要插手。

子路被关守所里默默地想,老师教导我们的看来都是真理。君子立身处世,既要坚守天道的原则,但又不能太过张扬奉行个人主义。我今后一定要严守老师教导的君子之道,才不会有大的过失。

这就是孔子的道术相证教学方法。以术证道,道能服人;以道驭术,术不偏失。后世儒家,把它阐发成为“格物致知”。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


                  (二)成也谶纬,败也谶纬

 由于周易术数具证道功用,被孔子极力推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还说:“不知命者,无以为君子”。

既然圣人都这么推崇备至,那玩术数应当是一个很高尚的事情了?非也。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对周易术数讳莫如深。试想,如果全民都信占卜,而某天一位大师突然宣布他才是真命天子,你让皇上情何以堪?所以,历朝历代,朝廷虽然推崇儒家,但又害怕术数。甚至,用尽一切手段,抹黑、打击、妖魔化术数。

实际上在中国,各类占卜术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源于周易。朝廷面临的尴尬在于,儒教治国,不得不提周易;而周易衍生的国运占,却是历代帝王大忌。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对圣人的言说,能为我所用则用,不能为我所用则视而不见。“诸经注我”,只重周易本经,贬低周易占卜中国古代,有的朝代只是禁演星相太乙这些国运学;而有的朝代对术数学不分青红皂白予以打击。

儒家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家、汉儒、宋儒、明儒四个比较大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的理论又不完全一样,这又说起来话长了,可以写好几本书。如果有兴趣的人多,以后我也可以专门写写这些,这里只能一笔带过。

儒学发展到汉代,大致包含两部分,一者经学,一者纬学。经学是原始的圣言圣教,纬学是后人对儒学经典的解释。由于孔子对占卜的肯定态度,导致纬学中有一支逐渐壮大,叫做谶纬学。谶纬学,就是以占卜或者天象预测来证明圣人说得都是对的。这一门本来是佐证经典的,西汉大儒董仲舒把它发展到了极致,提出了“天人感应”说。

客观说起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在汉武帝时期被董仲舒提出,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不是说皇帝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要求天子要严格遵从天道,否则将受天谴。这个理论本身是为了约束皇权而产生,结果传到了后世渐渐地变了味。

董仲舒在现代也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这里不多评价,以免冲淡了主题。

在汉代,谶纬学兴盛。特别是东汉,刘秀就是靠谶纬发家的。王莽当政末期,穰人蔡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刘秀的姐夫邓晨便鼓励刘秀去夺取天下。刘秀在河北发展起自己的势力后,随从劝其称帝,他的太学同学、颍川人张华又及时送来了赤伏符,其中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遂借此宣扬,自己起兵是"答天神,塞群望"的义举,由此在众多起义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夺取了天下。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谶纬崇信更甚,在用人施政时也都以谶纬"决定嫌疑",并最终"宣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成为国宪。谶纬之学遂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盛行一时。到了后来,"五经之义,皆以谶决,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人人"崇尚谶纬",不引谶纬,人不尊经。本末倒置,这也就不正常了。

孔子早就警告过“易之失,贼”’,当人们忘记周易的载道功能,把它矮化为决策的工具的时候,易道也就危险了。正如当下的很多大师推广宣传周易说,周易可以辅助人生决策,帮大家选择一条最有利的路。这个理由听起来好像很正确,其实对于周易的正常发展是深有妨碍的。

最终东汉起于谶纬,败于谶纬。黄巾大起义也是靠的预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大伤东汉元气。后世的统治者注意到了谶纬学的负面效果,开始逐步限制其发展。

《旧唐书·方伎传》:“圣王禁星纬之书,良有以也。”正因为上述原因,统治者对民间术数和研习和应用逐步加以限制甚至禁止。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禁止私人收藏纬书图谶;

 炀帝即位,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

 唐玄宗开元十年,禁止卜相占候之人出入百官之家。

 玄宗开元二十七年,敕令诸阴阳术数除婚丧嫁娶外,皆禁之。

 唐宝应元年,敕令禁藏天文图谶及僧道卜筮

《元史·世祖纪》:“诏禁天文、图谶等书”,又“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成宗纪》:“(大德五年七月)诏禁畏吾儿僧、阴阳、巫觋、道人师,自今有大祠祷,必请而行,违者罪之。”

 明朝对民间术数的禁止更为严厉。明太祖本人颇通占候,亦因此对术数和术士防范甚深。定鼎之后,他对谶纬、天文及所谓“妖书”等皆严加禁止:“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  “本朝谶纬之书,皆有厉禁” ,“阴阳谶卜诸书勿列学宫”,民间不得传习。有明一代,太祖祖制贯穿始终,“私习兵法天文,谋不轨事”为重大之罪。

  满清入关前,即有“巫觋星士并禁止之”之令,入关后禁限民间术数活动主要是星相等国运占。《大清律例》卷十七:“凡私家收藏天象器物如旋玑玉衡、浑天仪之类、图谶图象谶纬之书推治乱、应禁之书, 杖一百,并于犯人名下追银一十两,给付告人充赏。器物等项并追入官。”卷二十三:“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 若他人造传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清雍正皇帝杀年羹尧,罗列罪状第一条就是与术士谋为不轨,可见其非寻常罪名可比。至于清廷严厉镇压各种民间宗教和术数活动,人所熟知,不多举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一种术数禁忌


                (三)尊儒贬术的背后

 今人学易,常叹真诀难得,有人责怪老祖宗自私,好东西只传给自家子孙。我想他大概不太了解术数史,不考虑客观历史条件,随意以今人的私心揣度古人的想法是不对的。经历无数次血雨腥风的打击,民间要吗私下家传,因为只有自家的儿子不会举报自己;要吗就在空门中传,因为道士什么的也不问世事,在山上关着门研究下星象朝廷也不担心。所以,学易想得真传,一般从这两个渠道去找。

在这里,顺便向冒着极大危险将术数学尤其是星纬学等传承下来的祖师爷们致敬,没有对真理的无比热爱,没有对后人的高度负责精神,谁也不愿意去干这些既不能发大财又没有社会地位,还随时可能被抄家的事情。

 那么,术数学在历代帝王心中,到底是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是不是真的象某些人说的那样,有识之士都视其为赘疣?事实上,封建王朝一方面不断试图限制和禁止民间的术数活动,另一方面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试图垄断术数权力。纵观中国历史,术数作为专制王权的统治工具的确是千古不易。这一点,只要看历代王朝无不讲究祥瑞灾异,而设司天台、钦天监、阴阳学等专门机构并拥有众多卜、祝、史官乃至于巫觋之流,“战战兢兢,以事百神” ,从事“究天人之际”的有关术数活动,就足以证明。

朝廷任职的星象官员,由于朝廷优厚的待遇和环境,读的书不可谓不多。但占卜这玩意,知识不是决定占卜准确度的唯一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要依靠修为和灵力的。卦神不会因为你官大或者有钱就偏爱你,而官员们恰恰会因为俗务缠身名利熏心而难以保持无为的心态,功力自然不会高到哪里去。朝廷垄断术数权力的结果,多导致官方术数机构的人才缺乏、僵化无能和绩效不佳。明朝四大“不靠谱”之一就是“历学之固陋,无如钦天监” 。到清代,昏庸颟顸的司天官员败于西方传教士的手下,实为必然。所以,尽管各王朝也曾经重视和致力于术数人才的培养,如设立专门的学习机构,对朝廷术数人员予以种种优待,并限制其转事他业,但历史证明这种努力的效果十分有限,甚至适得其反。如宋明帝泰始六年立总明观,征学士20人充之,“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其结果却是“言阴阳者遂无其人”,“阴阳律数之学废矣!”

      由于血统纯正的钦天监实在无能,朝廷也挺发愁,又不得不从民间召集能人异士。从战国秦汉到满清王朝,一直都有向民间征集术士的传统,“拔擢天士,任以大职。”汉武帝时,就有所谓“公车方士” 。元帝初元三年,诏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平帝元始五年,征天下能为天文方术图谶兵法教授者,至者数千人。直到光绪十九年,满清政府还下令“命直省择保精晓天文、医理、卜筮、数学及娴于堪舆者,上之内务府”,汲汲于求取方术之士。这时,历史已快要进入20世纪。至于在广大官僚、贵族之中,延揽民间术士入幕更是极其普遍。

   所以,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讲:历朝历代,帝王虽然打击术数,形成全社会贬低术数学的主流认识,但他们自己却从没放弃过术数。只尊儒不尊数,就是这么回事。

                      

                (四)宋朝术数的小复兴

    汉代和两宋,都是术数兴盛的黄金时代。汉有京房,宋有邵雍、徐子平,都是术数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

    终宋朝一世,虽然朝廷也屡次颁布过一些禁止术数的政令,但主要出发点还是禁止利用术数反叛朝廷、坑蒙拐骗等极端活动,对一般预测人生祸福的行为持比较宽松的态度。何况皇帝本人就带头参与算命,并给予术士优厚待遇。宋太祖不惜纡尊降贵,深山访陈抟老祖。宋太宗本人对相术颇为精通。景德元年,真宗“诏民间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纳所司焚之,匿不言者死”,但据《渑水燕谈录》记载:“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龙图阁,放从行,真宗垂手援放以上。”而这位种放正是当时的易学高人。朝廷对术数的高调推崇和表面禁令形成了两张皮,对民间术数的禁止也基本流于形式。

      朝廷的默许态度,致使术数学重新开始兴盛,回归到它与儒家水乳交融的真实状态。北宋五子,无不研易。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都知道的名篇《爱莲说》,它的作者-----周敦颐,不为教材所提到的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宋代理学祖师、北宋五子之首、一代大儒。他还有一部更有分量的作品《太极图说》。“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从本体到现象"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其公式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另方面,从万到一,从现象到本体"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其公式为:万物→五行→阴阳→太极→无极。“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大家看这些理论是不是眼熟?咱们前面的文章已经多次提到过了。

邵雍,是北宋五子中术数功夫最好的一个,连欧阳修也是他的真爱粉。他还敢写下具有国运预测功能的皇极经世书,这要是换个朝代,怕是早已人头不保。还有苏洵、苏澈、苏轼这“三苏”父子,集两代人之力研易创作的《苏氏易传》。宋朝还出现了徐子平,对,他就是当下流行的子平法的祖师爷。把子平术放在宋朝这个儒文化兴盛的时代背景下来考量,它想脱离儒家思想的影响都难。八字学在宋以前也有,主要是命法体系;宋以后子平法大盛,逐渐成为八字学的大宗之法。子平八字学作为周易学的一小分支,以其并不关心天下兴亡、专攻寻常百姓身家祸福的特点,走的是小家碧玉的路线,朝廷基本不屑于打击,是以子平命学跨越宋元明清时代在民间扎根,比较完整地传承了下来。

     必须要说的是,宋朝积弱,屡遭外侮,但确实是一个文化的黄金时代。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那个朝代,经济富有、人民安逸、文化发达,政治相对开明,社会相对民主。对于宋朝的真实生态,对历史不了解的小喷油,建议读读宋史,或者《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这本书,相对不那么沉重,读起来比较轻松。实际上,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呆板印象,主要是来自于大清朝。但清朝并不能代表全部的古代。唐宋都是比较开明的时代。邵雍认为继三皇五帝时代之后,宋朝算得上是一个小盛世。这主要是从文化和人心的角度出发而言的。王夫之言:“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五)帝王之术与外儒内法

满清入关后,为了加强对汉人的统治,大兴文字狱。除了对术数学保持高度警惕外,还大肆篡改经典加强思想奴役。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 吴晗称“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康熙查禁《天工开物》,禁止前明时期大发展的火药技术;限制民间冶炼钢铁,消灭造船技术。因为这个所谓圣皇帝,只对培育奴隶和愚民感兴趣,对社会的进步和自由毫无兴趣。而儒家道统追求的是真正经世致用的“国士”! 

  孟子云:“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当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强调君臣人格平等的他,被清室愤恨,于是拆其牌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庭要烧毁阳明、王夫之、李贽等人的书籍。而搞笑的是,干了这么多坑儒事件的清朝王室,却无时不标榜自己是儒家治国的正统。 

  明清之后,儒家思想逐渐被掏空,“外儒内法”治国之路越走越远。我也不止一次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抹黑儒家、推崇法家,把近代中国的腐朽没落全部归罪于儒家。儒家和法家的问题,要谈起来也很深,不是那么简单地衡量的,事实上历史上所有的朝代都不是单一治国方略。儒家是向道之学,法家是帝王之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走的是圣贤教化治国路线;在儒家眼中,完美的帝王人格必然对应着完美的盛世。在这样的语境下,要求帝王本身就是一个毫无私心杂念、拥有高度智慧的“圣人”。可是翻遍中华文明史,试问谁家君王能达此境界?所以,一向视天下为私产的封建帝王,仅仅用儒家思想是治不了国的。他们无不在儒家和法家之间选择最佳平衡点,挂着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这是帝王家不可言说的秘密。只不过有时候儒家成分多,有时候法家成分多。

法家是什么?不可否认法家的可取之处,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也是个不世的天才。韩非对道德经的研究极深,《解老》《喻老》就是解读道德经的著作,韩非的很多思想受老子的启发,愚民思想就是其中之一(不是说道德经不好,道德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诸子百家的思想几乎都有道德经的影子。老子所谓的“愚民”和法家的愚民所站的高度和角度是不同的)。法、术、势是法家的三板斧。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主而诛臣,焉有过?”君主有绝对的权威,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个理念,在统治者的刻意混淆下,黑锅让儒家背了。而儒家要求臣子的忠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君仁”。汤武伐纣,儒家视为正义之战;而在法家眼中,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法家倡导弱民、辱民、愚民。认为“民辱则尊官贵爵”,“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法家商鞅的这些削弱民智、强调思想舆论控制的观点,市井百姓一直认为是儒家,儒家再次为法家背了黑锅。而孔子是主张开发民智、言论自由的。《左传》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子产执政时不毁乡校、保护民众“妄议朝政”的权利的故事。孔子对此的评价是:“仁”!

      儒家和儒教,两回事;民间儒学和皇家儒学,两回事;原始儒家和新儒家,也是两回事。辩证唯物主义,真的就是你所知道的辨证唯物主义吗?唯心主义,真的就是书上讲的唯心主义吗?

       统治者大兴科考,重五经而轻六艺,射御数皆不用。即便是榜眼高中,儒士的真正本领,又学会几成?秀才≠儒士!现在的人不深查历史亦不读古书,仅凭教科书和影视剧的肤浅印象轻易谤圣毁贤,可教科书和影视剧又有几处是真?

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周易术数,一直以他证道的使命,执守坤道,从未缺席于真儒。当下世间,乾坤移位,物欲横流;河不出图,易不载道。世人共争不急之务,谁能独醒于天地之间?出淤泥而不染,方显大英雄本色;濯清涟而不妖,始验真名士风流。诸学子!莫为浮华遮望眼,吹尽狂沙终见金!

丈夫在世当有为,凤兮凤兮思高举,世乱时危久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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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儒家与周易术数不得不说的故事发布于2021-05-10 09: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