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鼠疫》的读书笔记

能把《鼠疫》全文看完，对于我这样一个懒人而言还挺难得的。毕竟，它所讲述的不是一个很轻松的故事。坦白地说，故事的大致梗概是非常容易在前几章就有个预判的，但令人惊叹的是，在叙述过程中加缪有补充的精密的人物设定和大量的珍贵思考。这些可贵之处，我的理解是基于加缪的叙述视角。

在读完全文之后，我做了两件事。首先是非常好奇，加缪是否有经历过类似“鼠疫”这样的灾难。事实是有的，他1941年不仅在阿尔及利亚经历过瘟疫，且当时也算是在二战法西斯席卷西欧的时期。这也就解释了，《鼠疫》在临近尾声的一个篇章里，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关于暴乱和瘟疫的对比思考（后述）。

另一件事，涉及到起初我读这本书的动机——原本是想参加一个读书会。后来读完之后，放弃的理由却是和文中的罪犯“柯塔”的心路重叠，觉得这一切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了。（这也是我认为《鼠疫》的确经典的一个理由）

回过头来说叙述视角的问题，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一种奇妙的体验。诚然，从大众的阅读习惯而言，李尔医生该像是个男主角，面对瘟疫的那份坚定心智和不懈努力，令人肃然起敬。而我却明显能感受到的是，在人物塑造上，加缪的不偏不倚——对每一个角色的深入剖析和观察，理解（至少是中性叙述）而不贬斥。个人认为，他对每一个角色都投入了最深的同情和关怀。

这是种奇特的圣人视角，试想下一个重罪犯人“柯塔”和顶着英雄光环的主角“李尔”会产生深入平和的交流，他们不算至交也至少该是好友。再试想下，瘟疫封城，记者“蓝伯”想要偷渡出城与妻子团聚，身为奋战在抗疫前线的英雄代表“李尔”却表示充分的理解，并不加以反对。

如果不是加入了对人物命运的充分共情，这些情节是难以想象的。

罪犯柯塔：让所有的东西被毁灭。

不知道我是否有遗漏部分细节，《鼠疫》文本里对于柯塔的“罪犯”身份总有些刻意隐瞒的操作。他最初是以市政职员“格兰”邻居的身份，在自杀事件里登场。原本我以为，这只是一个非常忧郁且孤僻，甚至带些反社会倾向的角色。慢慢地，他的故事线展开，人物形象丰满，最终在瘟疫结束后被警察逮捕收尾。我才觉得，我也理解了这个人物。

瘟疫临城，居然能有人觉得是好事的，大概就是柯塔这类人。但柯塔又绝不是单纯的恶人，我产生的想法是，柯塔在鼠疫面前，重新获得了一个平等的机会。即便是他，也在渴望救赎。当现行的社会秩序被打乱，无人追究他曾经的作为时，柯塔也可以同他人享受相似的生活（尽管瘟疫流行的生活并不那么美好），与平等的友情。他喜欢瘟疫带给他的别样安全感，甚至也能向身边的人释放一些善意。他也许是全文中唯一希望瘟疫不要被解决，即便自己有一天也被传染上，甚至也不重要。

毕竟还有什么东西比“自由平等”，能让一个试图自杀的罪犯更觉得珍贵呢，也许生命也不能。在他的经历中，我能观察到“扭曲”人性中最合理的本质诉求，这同样可说是闪光的人生了。同时，能给自己救赎的，从来都不是别人，瘟疫过去柯塔被捕，清算的时刻总要到来。外在的规则即使被破坏也有重新建构的一天，而真正的救赎该是内心自我的议题。

记者蓝伯：我期待的生活就是和所爱的人同生共死。

蓝伯不是瘟疫发生地“俄兰城”的居民，算是因工作滞留，受封城波及而无法离开。文本里，蓝伯有数次为偷渡离城而努力，只为回家与爱人团聚。按他本人所述，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英雄主义者，在与“李尔”医生的交流中，他始终很好奇，为什么对方似乎没有一刻的犹豫（李尔的妻子也在外地的疗养院接受医治）。

“从来都不是什么英雄主义，而是人之常情。”李尔是这么回答的。我想，这也不是刻意要奉献，刻意去努力抗争，只是在瘟疫的漩涡中，李尔似乎没有其他可考虑的空间，本能驱使这一切。（此处是否有弱化部分合理性有待考量，其他角色在灾难面前的选择各有因果。）

蓝伯就这样被说服了，如果有画面去描绘，就该是一道光打到脸上，让自己也深信“我也该是光源”。他在经过数次努力，等到了珍贵的偷渡机会时，选择了放弃逃走而加入了救援队。非常神奇的是，蓝伯身边没有批评的声音。

也许是因为在瘟疫面前过于忙碌，无心力再去分神指责，但我更愿意相信即便大家了解出城违反政策（抓到直接重罪下狱），还是能给予充分地同情。灾难，不仅诱发深度的恶（文中瘟疫中期可见的暴动），同时也展现出人性本源的善。

潘尼诺神父：善与恶虽是矛盾，但他们同时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正如惩罚和拯救是并存的。

说实话，我读到这一段也有些基于逻辑上的吃力（不知道是否有翻译的问题）。宗教的力量并不足够强大，却是依然有存在的理由。当鼠疫开始爆发，继而封城，每天的死亡人数数以百计并持续上升。居民最为不安的是什么：我们为何遭受磨难；居民最为恐惧的是什么：何时终结灾难没有答案。

仔细想的确如此，灾祸当头如果无所寻求到一个合理的源头或者解释，群体将始终处于不安惶恐之中。在瘟疫研究的进度不理想的情况下，宗教站出来承担了这部分任务。于是，我看潘尼诺神父神叨叨，却也感佩他为了信仰奉献了自己的性命。即便病入膏肓，他都没有请求医疗援助，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至高的理想”。

市政职员格兰：当我们相爱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一句话来互相了解互相体谅，但人不完全是爱。总有一天，我应该去找一些话来让她和我在一起——可是我找不到。

全作最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贡献了身为普通人最真挚最深刻的爱，尽管这是份失落的爱。无论是在哪个时期哪片土地，像格兰这样的普通人总是最不缺的。无论如何努力，身上依然透露着无力苍白之感，但即便如此仍愿在灾难中不辞辛劳去做力所能及的“重要小事”。

也许日子一天天过，一切行为都流水线般平淡无奇，这个人物却依旧令我感动。格兰的爱人在枯燥乏味的生活，日复一日摩擦之下离开了他，而格兰只能用写小说这种方式来安慰自己。从《鼠疫》开头到故事结尾，格兰写不完一段话——他总也想不好应该如何去描绘主角出场。他心中的幻梦过于绮丽，任何辞藻都无法匹配假想爱人应得的那一份完美。

这是加缪笔下的普通人，只要灾难还没有将自己彻底击垮，情感就永无止息。人可以被生活击溃，心里藏着的爱却永远可以璀璨夺目。

塔霍：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置人于死地。

这位游历到俄兰城的客人在主动向李尔请缨组织救护小组时，我有片刻疑惑他的人设。事实证明，加缪埋伏了一个长线在里头。如塔霍自己所言，他想做一名虔诚的圣徒，但这不是类似于潘尼诺神父那般的信仰。我想，他的爱广博宽泛到令自己享受无边的孤独。

从少年时期目睹死刑犯受难，到离家之后自己去寻求答案。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总是特别的那一个，而身边的人们总是在“各式各样”的迫害的囚笼里转来转去无法解脱。他过于悲天悯人，曾经参与过斗争，间接夺走的他人性命，时刻提醒着自己犯下的错误。

他的理想就是救人，只是过程中承担了圣徒才配的沉思和磨炼。于是李尔医生只说，他与塔霍是一类人而已，只是不如对方崇高。这一章节呈现了许多关于战争的思考，也许只有经历过才会真正表达这一份慈悲之心。

至于李尔医生，好吧，我承认这是个全方位无懈可击的人物。人们总是需要这样的英雄的，在任何时刻有这样一道光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