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坊大院的文革往事

        派工作组进驻大中院校，是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一个重要事件。1966年，继中共中央“5.16”通知下发后，紧接着，5 月 25 日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出台。6月1日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受到鼓动的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反”，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拥有近400名学生的外贸学院分院也与北京其他大专院校一样，一夜之间，到处贴满了批判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乃至政治辅导员的大字报。我，一个农村来的小青年、政治斗争的白丁，那里见过这种阵式呀，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为加强对文革的领导，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但是，各地工作组在努力控制局面的过程中，虽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但也确实存在针对个别学生的批斗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现象，从而加剧了不同观点群众间的对立。

        外贸部也向我们外贸学院分院派出阵营庞大的工作组，每个班级均配一名组员。工作组进驻不久，日语班的工作组员很快便抓到了“猎物"，一名徐姓学生被打成“反动学生”。这位同学的有啥“反动言论”，我已记不起来了，总之肯定是说了一些工作组认为“反动"的话。此后，工作组多次组织学生对这位同学进行批斗，并对其人身自由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我清楚记得，因经受不住打击，这位平时乐乐呵呵的同学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精神恍惚，甚至还服安眠药自杀过一次。

        后来，向学校派工作组被定为压制群众运动的错误路线，工作组随之撤走。这位“反动学生"的问题虽然也就不了了之了，但其心灵创伤恐一时难以弥合。当时，这件事对我震动特别大。一个朝夕相处的普通学生，一夜之间便硬生生地被扣上了“反动”的大帽子，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当然，今天回头再看，这位同学只不过是当时所谓阶级斗争的一个可悲的牺牲品而已。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后，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便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并开始了针对所谓“牛鬼蛇神"抄家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行动。据说，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仅北京就有成千上万户“牛鬼蛇神"被抄了家。

        酱坊大院的学生也不甘寂寞，在几名学生领袖的策划下，也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当时，只有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才有资格加入红卫兵组织。因我的出身是中农，所以只能算是“红外围"。红卫兵组织的会议，红外围可以旁听，有些活动也可以参加。

        在此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我校红卫兵的一次抄家行动。被抄的那户人家位于与酱坊大院所在胡同的西入口处，紧邻鼓楼西大街。我听到消息去看热闹时，红卫兵们的抄家行动早已经开始了。满院气势汹汹的红卫兵正在揪斗那家的主人。一对看上年届花甲的夫婦站在院子中间，弯着腰，低着头，混身颤抖不止。特别是那个女的，被弄的披头散发，狼狈不堪。记得还有红卫兵不时抡起手里的皮带对他们进行恐吓。几个房间也早已被翻得乱七八糟，能砸的东西全都砸了，不能砸的也给弄得东倒西歪，一片狼藉，真是惨不忍睹。

        目睹当时的场面，我心里一团疑问：被抄家的人家是怎样一个人家呀，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就被当作“牛鬼蛇神"了呢？更令人不解的是，一个与酱坊大院没有任何渊源的人家，红卫兵们是通过什么途经知道这家人是“牛鬼蛇神”的呢？尤其想不通的是，光天化日之下，红卫兵竟可以私闯民宅，肆意打、砸、抢、斗，居然无人过问，天理何在呀！然而，我所有的疑问，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是不会找到答案的！

         冲击领导机关也是文革早期的一大“时髦"，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不甘落后。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大概是外贸部派遣的工作组撤走后不久吧。有一天，酱坊大院的红卫兵组织决定去外贸部造反，诉求好象是向外贸部党组索要派住我校的工作组整学生的黑材料。于是，几百个红卫兵便浩浩荡荡地杀向了位于东长安街南侧的外贸部。

        其实，那个时候，外贸部早已被部机关造反派折腾得半瘫痪了。红卫兵们到达后，首先把部长们集中到一个会议室，让他们交出整学生的黑材料。也可能部长们手上压根就没有什么黑材料，红卫兵最终一无所获。但几个头头不甘心空手而归，这时有人提出直接到档案室去搜。于是红卫兵们又来到档案室前，呼喊管理人员开门。档案室乃机要重地，管理人员当然不会轻易允许红卫兵进去。这时，只见一个張姓的头头挥拳砸向档案室的大门玻璃。门玻璃被砸碎了一块，那个头头的手也被扎得鲜血淋漓，但里边的管理人员始终未予理会。可能是意识到冲击档案室的严重性了吧，头头们终于很无奈地终止了那次行动，总算未酿成大祸。

       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是文革的又一重要内容。当时，各大专院校中那些知名的专家、教授、学者基本上都难逃被批斗的厄运。即便是不那么知名的，也有不少人受到冲击。我们系日语专业有4位讲师，虽都不是教授，但在学校日语专业均有一定名望。其中，直接担任我所在的日语二班的日语讲师金锋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一些，因为据说他给日本鬼子的翻译官，不过对这件事学生们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我们日语二班也专门组织过一次针对金锋老师的批斗会。在一间教室里，让金锋老师站在讲台上，学生们在下面轮流发言对他进行批判。说心里话，面对面批判与自已朝夕相处的老师，而且都是一些未须有的罪名，大部分学生还真是于心不忍的。但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谁敢替老师说句好话呢，即便违心，也要慷慨激昂地讲上一通。当然，也不乏个别学生的发言有些尖锐刻薄。记得有一名同学发言时，还走到台上朝着老师吐了一口唾沫。当时，我感到这位同学的举动太过分了。

        轮到我发言时，我真是有苦难言，说重了有违良心，因为金老师是最认可我这个学生的；说轻了，又怕别人说我包疪老师。于是我急中生智，耍了个小聪明，先是不痛不痒地批判了两句，然后走到老师跟前，摘下老师胸前戴着的教师专用校徽。边摘还边说：“反动学术权威哪里配做老师啊！”事后，我又寻了个机会，偷偷地把校徽塞进了金老师的衣兜里。其实，我的那点小伎俩，明白人一眼就看穿了！这件事，直到今天我仍感到自己当时的举动既可笑、可怜，又可悲、可恶！

        回首文革，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作为一个亲历者，我为自己能够保持清醒，没有“良心作恶”，始终坚守了做人的底线而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