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守着父母过年

        中国有句俗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哪里是家呀？对中华儿女们来说，有父母的地方，那才是家。回家守着父母过年，那才叫真正的过年。

        再过几天就是2021年春节了，回忆了一下，自己这一辈子，自从参加工作离开家乡，每年过年基本上都是回家守着父母过的。

        我们兄弟四个没分家时，是守着父母，与兄弟姐妹一起过年；分家后，是守着父母过年；父亲去世后，是到母亲所在的两个弟弟家过年。因特殊情况不回家的年份不过三两次吧。

        

        对少小离家，长年在外打拼的乡下男女，回家守着父母过年，除了可以尽一尽作为儿女必须要尽的孝道之外，同时也可以疏解一下长年萦绕心头的乡愁，给疲惫的身躯提供一个可供小憩的港湾，让受伤的心灵在父母的抚慰中享受短暂的宁静。

        每年回家，总要提前好多天准备要带回家去的礼品。回忆了一下，由于经济原因，加之我们家人多，这辈子很少按家里的人头购买礼品。就连父母，单独给他们购买礼品的情况也不多，这不能不算是一大遗憾。

        所谓礼品，一般都是一些烟酒糖茶之类的通用年货。父母都在时还好办些，购买一份即可。等兄弟分家后，起码要给父母及乡下的两个弟弟家各购买一份。因此，每次回家过年，都要为购买礼品忙活一阵子。

        作为过年礼品，香烟是少不了的。因为在我们家乡，在外工作的人回去后，邻里乡亲通常会去拜访，给人家递支烟那是最起码的礼貌。因此，我每次过年回家都要买两条稍微上点档次的香烟，因为不能显得太过寒酸。

        记得，父亲在世时，每次有人去拜访，他总是满脸笑容地给来人递烟，嘴里还说着：“这是儿子带回来的好烟！”那笑容里，明显地透着几分得意和自豪。看着父亲那高兴劲儿，我这做儿子的也享受到了守着父母过年的快乐。

        回家过年是令人向往和期待的，但回家过年的路却是很艰辛的。在保定38军工作时，过年是一个人回家，基本上没感到啥困难。1978年调到北京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爱人和两个孩都随军了，每次回家过年，都是拖儿带女，身揹肩扛，一路奔忙。

        老家河北行唐县不通火车，通火车的新乐县东长寿站不通快车。因此，每次回家，先要从北京公主坟一带倒两次公交车到永定门火车站，在那里再乘慢车到东长寿站，时间要五六个小时。由于东长寿没有直达老家的长途客运，所以只能先乘长途车到行唐，再倒一次车到老家泉滋头村。这一路下来，差不多要一个白天，能把回家过年的兴致消磨一大半。

        记得有一年从北京回家过年，我们一家四口乘1路公交车先到的前门大街，准备在那里倒5路车去永定门火车站。下了1路车，我肩挎着两个手提包没走几步，一头的一个手提包提带便因包里东西太重而被拉断了。打开掉在地上的手提包一看，给父亲专门购买的几瓶小香槟酒全都摔碎了。我在处理手提包里的玻璃碎片时，还不小心扎破了手，鲜血直流。当时那个狼狈劲儿就别提了。最让人心痛的是，给父亲精心准备的过年礼物全泡汤了。

        爱人未随军之前，我们的小家安在行唐县城，那段时间，每年过年回家，我一般是先在我们的小家落脚，除夕那天才回我的老家。记得有一年，除夕那天，我骑着一辆自行车，后座载着手抱大女儿的爱人，车把上挂着过年的礼品，千辛万苦地回到了老家。

        没想到，过年那几天，突然下了一场大雪。等大年初四我们必须返回县城时，路上厚厚的积雪依然未化，一个人骑自行车都难以上路，更别说后座载两个人了。没办法，三弟只好从生产队借了头毛驴，套上家里的人力车去送我们。爱人抱着大女儿坐在车上，三弟赶着驴车在前面走，我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因为路滑，一路上险情不断，一会儿小驴滑倒了，一会儿车轮掉沟里了。30里路，跌跌撞撞地走了整整一个上午。

        还有一年，我带着一个三洋牌黑白电视机回家。那玩意儿当时算得上是珍贵礼品了，因为那时我们村还没有一家有电视机。一路上，我把电视机装在纸盒子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不敢有一点儿大意。下了公交换火车，下了火车换长途客车，好不容易才把这个稀罕玩意倒腾到家。装好天线，接通电路，调好频道，当不那么清晰的图像出现时，父母笑得合不拢嘴。不一会儿，赶来我家看稀罕的乡亲就挤满了一院子。

        后来，听说一到晚上，父亲便早早地把电视机从房间里搬出来，在院子里摆上凳子，准备好茶水，专等着乡亲们来看电视。只可惜，那种场面我一次也没有看到。但是我能想象到，父亲在做这些事情时，应该是多麽的开心，多麽的惬意。

        为了让父母高兴，作为儿女，再多点儿回家路上的辛苦，也值了！

        回家守着父母过年是幸福的，但时间却总是那样的短暂，一般是正月初五、初六年就得回单位上班。离家意味着短暂团聚后难舍的分别，离家意味着又一次长时间的等待。因此，每次年后与父母的告别，都是那样的恋恋不舍和淡淡地伤感。

        其中，1972年过年后的那次离别，令我刻骨铭心地难以忘怀。

        那年的腊月二十九我刚结婚，大年初六，我们小两口就要离家上路了。那天早上，母亲早早起来为我们准备了早饭。等我们起床、洗漱后，母亲便把早饭摆上了桌。

        我环顾了一下饭桌，只见摆在我和爱人面前的是两碗热腾腾的大米饭，而摆在几位弟、妹跟前的，则全是豆渣饼子和稀饭。我顿时意识到，母亲是想特意优待一下即将离别的儿子和儿媳。因为那个年代，在我的家乡，大米属于比较稀罕的细粮，一般人家是吃不到的。

        我和爱人为深沉的母爱所感动，但同时心里又有些说不出的沉重。因为望着几个毫无怨言地啃着豆渣饼子的弟妹，那白花花的大米饭，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下咽。我眼含热泪，拉上爱人夺门而出，连头都没敢再回一下。因为，如果再待下去，那顿饭全家人就都吃不下去了。

        

        记得弟兄们刚分家那年，我在年前的腊八日回家去看望父母，并告诉他们过年我就不再回去了。按照农村的习惯，各家各户一般都是过年前十来天才杀猪，因为生猪到了催肥期每天都能长好几斤肉，杀早了损失很大。父亲见我回去了，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当听说我过年不再回去时，断然决定提前把正在催肥的猪杀掉。

        父亲请来屠夫，在我回去的当天下午就把猪宰了。我很清楚，父亲是想让我在返京之前能够多吃几顿肉！父亲又给分家自立门户的三弟和四弟两家各送了二十几斤肉。我原本想阻止父亲那么早杀猪的，但看到父亲态度那么坚决，爱子那么心切，终于忍住没有开口。心想，只要父亲高兴，想杀猪就杀吧！

        那年临别时，父亲还非要让我带走一块好肉和一个猪肘子不可，而且还要我顺路给在离村8里地的卫生院工作的小妹捎去一个肘子。经过这样一折腾，父母老两口准备过年的猪肉也就所剩无几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2020年过年，我没有专门回家，因为那一年恰逢轮到我在家侍奉97岁高龄的母亲。那一年，正好赶上新冠疫情，走亲访友被禁止了，年过得格外冷清。在我专为母亲在县城购买的楼房内，我们母子两个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年。

        腊月二十三小年，我为了图省事，以罐装八宝粥代替了腊八粥。当时还诗意大发，吟成小诗一首《腊八抒怀》：曾记儿时腊八节，黄米枣粥香袭人。古稀游子还乡日，当年美味无处寻。耄耋老母难胜灶，白发儿男巧侍亲。且以八宝代佛粥，祭祖驱疫敬众神。

        除夕夜，我与母亲到同一单元的四弟家吃过年夜饭，因担心母亲疲劳，便早早回去了。进屋后，我劝母亲早点休息，她不肯，还说：“熬年哩，熬年哩！再坐一会吧。”于是，母亲又给我讲起不知道讲过多少遍的、她记忆中的陈年旧事。我静静地听着，时而呼应母亲一句，陶醉地享受着那守着母亲过年的味道！

        今年过年，由于过了正月十五就轮到我值班侍奉母亲了，到时候我便可以和母亲团聚足足一个月了。再者，我也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早已为人父母了，儿女们也都盼着和我一块过一次团圆年。所以11月份回县城为母亲过生日时，她专门嘱咐我：“今年过年就不要回来了！”

        其实，我知道，母亲口上说不让我回去，但内心还是希望我回去的。因为她清楚，我也清楚，我们母子一块过年的机会只能是越来越少了。

        这一辈子，回家守着父母过年的那一幕一幕永远不会忘记，因为那一次次的回家路，那一次次的相聚和一次次的离别，无不承载着“万事孝为先”的中华文明之精髓。

        每一个父母尚在世的儿女，只要有可能，我劝你们：一定要回家守着父母过年，因为那才叫真正的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