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

死人就是死人。不是别的，就是死人。跟死猫死狗有区别，或者没区别。许多回，在塞尔维亚、比萨拉比亚和乌克兰的路上，我看到在街道的烂泥里有死狗的印痕，那些狗是被坦克的履带压扁的。一个用红铅笔在路上画出的狗的轮廓。一张狗皮做的地毯。

1941年7月，我在乌克兰德涅斯特河边上一个名叫杨坡尔的村子里，看见村子正中央街道上的尘土中粘着一张人皮地毯。那是一个被坦克的履带压扁的人。脸呈正方形，胸膛和胃部呈菱形。伸展开来的四肢有点脱离躯干，如同一套刚刚熨平的衣服，摊开在熨衣板上。那是一个死人——跟死猫死狗有区别，或者没区别。我现在没法说出那个死人在什么地方跟死猫死狗有区别，或者没区别。但那个时候，那天晚上，当我看到他在杨坡尔村子中央街道上的印痕时，我或许可以说出是什么使他跟死猫死狗有区别，或者没区别。

到处都有身穿黑色长袍的犹太人带着铲子在收尸，尸体都是俄国人离开村子时留下的。我坐在一座沦为废墟的房子前面的台阶上，看着轻盈、透明的薄雾从德涅斯特湿软的岸上升起，远处，在另一边，在河湾之外，黑色的浓烟从索罗卡的房屋袅袅升起。远处，在平原的尽头，太阳像红轮一样在满是尘埃的风中转动，落日的天穹既明亮又布满尘埃，清晰地衬出了汽车、人、马、马车的黑色轮廓。

在街道中央，在我面前，躺着一个被坦克的履带压扁了的人。有几个犹太人走了过来，开始把那个死人从尘土里剥出来。他们非常缓慢地用铲子把那个几何图案的边缘揭起来，就像在揭起一张地毯一样。那是一张人皮做的地毯，内里是一张由骨头构成的漂亮网络，一张由压扁的骨头构成的蜘蛛网。那是一套上过浆的衣服，一张上过浆的人皮。那是既骇人又美妙、细腻和不真实的一幕。那些犹太人的窃窃私语，声音显得遥远、柔和、模糊。当那张人皮地毯完全从街道上的尘土中剥离出来之后，其中一个犹太人用铲子刺穿它的头部，把它像一面旗一样扛着。

那位掌旗员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年轻犹太人，苍白的瘦脸上投出伤感、游移不定的目光。他走路的时候把头抬得高高的，铲子上的那张人皮，就真的像一面旗帜一样在风中摆动。

我对坐在我身边的里奥·佩莱格里尼说：“那是欧洲的旗帜，我们的旗帜。”

“那不是我的旗帜，”佩莱格里尼说，“死人不是活人的旗帜。”

“那面旗的题词是什么的？”

“死人就是死人。”

“不，”我说，“你仔细看。它的题词是，死人并不是死人。”

“不，”佩莱格里尼说，“死人就是死人。你以为死人还能是什么呢？”

“唉，你不知道死人是什么。你要是知道了，就再也睡不着觉了。”

“我现在明白那面旗的题词是什么了，”佩莱格里尼说，“死人必须埋葬死人。”

“不，它的题词是，这是我们的国旗，我们真正的国家的旗帜。一面人皮做的旗帜。我们真正的国家就是我们的皮。”

跟在掌旗员后头的，是一队身穿黑色长袍、扛着铲子的掘墓人。风摆动着旗帜，把死者弄皱了，它的头发浸透了尘埃和血，在宽宽阔阔、四四方方的额头上方竖起来，像石膏圣像的僵硬的头发。

“走吧，去看看我们的旗帜下葬，”我对佩莱格里尼说。

正对着德涅斯特河岸的村口已经挖好一个公共墓穴，他们就要把它埋在里面。他们就要把它丢进公共墓穴里，那儿已经堆满了烧焦的尸体和血迹斑斑、沾满泥巴的马匹。

“那不是我的旗帜，”佩莱格里尼说，“我的旗帜上的题词是‘上帝，自由，正义’。”

我开始哈哈大笑，抬起头来，望着德涅斯特河对岸。我注视着河对岸，想起了塔拉斯·布尔巴。【译注：塔拉斯·布尔巴是果戈里同名小说中的人物。】果戈里就是在乌克兰出生的。他在这个地方经过，在杨坡尔经过。他在远处村子尽头的房子睡过。塔拉斯·布尔巴的那些忠诚的哥萨克正是从那个又高又陡的河岸冲到德涅斯特河里。拴在木桩上的塔拉斯·布尔巴催促着他的哥萨克逃跑，冲到河里去避难。就是从杨坡尔对面那个地方，在索罗卡稍稍往上的地方，塔拉斯·布尔巴看着他忠诚的哥萨克骑着毛发蓬松的瘦马疾驰而去，波兰人就在后面追赶；他看着他们飞过德涅斯特侧面的悬崖峭壁；他看着波兰人同样冲向河里，在河岸上摔断脖子，就在我坐的这个地方正对面。在陡峭的岸上，有一片金合欢树林，一个意大利的炮兵连的马匹不停地其中出没，下方，在杨坡尔集体农场那些棚屋皱巴巴的铁皮屋顶下，躺着上百匹烧焦的马，还在冒烟。

掌旗员走过，扛着他的旗。他的头高高的，目光固定在远处。他的眼神就像“疯女格里特”一样固定、呆滞。他的样子就像彼得·勃鲁盖尔画笔下的“疯女格里特”，她从市场上归来，手里挎着篮子，目光固定在前方，似乎没有注意到她周围群魔乱舞般的喧闹与骚动，只管疯疯癫癫地前行，就像受到大天使的指引。他也一样，身穿黑色长袍，只管前行，似乎没有注意到在村里疯狂冲撞的汽车、人、马、辎重车。

“走吧，”我说，“去看看我们的国旗下葬。”

我们加入掘墓人的行列，跟在旗后面。一面人皮做的旗帜，我们的国旗：它就是我们的国家。就这么着，我们去看我们的国旗，所有民族和所有人的国旗，落到肮脏的公共墓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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