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508——不对人民负责的政权难以长久

原文：

孝宗穆皇帝下隆和元年（公元362年）

温上疏请迁都洛阳。自永嘉之乱播渡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实河南。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散骑常待领著作郎孙绰上疏曰：“昔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已来，六十馀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轸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秦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惧，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而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踧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臣之愚计，以为且宜遣将帅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扫平梁、许，清壹河南。运漕之路既通，开垦之积已丰，豺狼远窜，中夏小康，然后可徐议迁徙耳。奈何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绰，楚之孙也。少慕高尚，尝著《遂初赋》以见志。温见绰表，不悦，曰：“致意兴公，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知人家国事邪！”

时朝廷忧惧，将遣侍中止温，扬州刺史王述曰：“温欲以虚声威朝廷耳，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乃诏温曰：“在昔丧乱，忽涉五纪，戎狄肆暴，继袭凶迹，眷言西顾，慨叹盈怀。知欲躬帅三军，荡涤氛秽，廓清中畿，光复旧京，非夫外身徇国，孰能若此？诸所处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营有广，经始之勤，致劳怀也。”事果不行。

温又议移洛阳钟虡。述曰：“永嘉不竞，暂都江左，方当荡平区宇，旋轸旧京。若其不尔，宜改迁园陵，不应先事钟虡！”温乃止。

秦王坚亲临太学，考第诸生经义，与博士讲论，自是每月一至焉。

柏杨白话版：362年（晋·升平六年）

　　桓温上疏，请求把首都迁回洛阳；并请求把四世纪初期（五任帝司马炽在位）以后流亡到长江以南的难民，一律迁回北方，使黄河以南地区户口充实。中央政府接到这项奏章，大为惊恐；但畏惧桓温权势，不敢表示反对意见。问题是，中原地区已非当年，一望千里，荒芜萧条，民心恐惧，猜忌不安，虽然人人都知道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却没有人敢第一个表示意见。散骑侍从官兼国史编撰官（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上疏说：

　　“从前，中宗（七任帝元帝司马睿）真龙兴起，不仅仅是他的诚信蒙受上帝和臣民的祝福，同时也实在是依靠万里长江，隔绝敌人，保护自己。自从天下大乱，迄今已六十余年（自二九一年“八王之乱”爆发，至今七十二年）。黄河、洛水一带，全成废墟，中原人烟稀疏，知识分子和普通平民，逃难到长江以南，已有几世（十二年为一世）。活着的人，儿子已老，孙儿已大；死亡的人，坟墓垒垒，纵横排列。虽然对北方故土的怀念常存心中，然而眼前生离死别的哀痛，更为切身。

　　“如果决定迁都，则车马回转之日，中兴以来的五座皇家坟墓（七任帝司马睿之建平陵、八任帝司马绍之武平陵、九任帝司马衍之兴平陵、十任帝司马岳之崇平陵、十一任帝司马聃之永平陵），都会远远的被抛弃到江南（长江以南）。迁都之后，以常理推测，洛阳不可能有泰山般那么坚固平安；而怀念祖先的孝思，又会一直使陛下烦恼。桓温建议迁都，实在心胸伟大，见识高超，为帝国谋取久远利益。可是人民震动惊恐，全都畏惧，岂不是因为：返回故乡的欢乐还看不到，而死亡的忧虑已经逼面！

　　“为什么这个样子？只因为当时的流亡难民，在江南安家立业已数十年，一旦强行拔起，驱逐到穷苦荒芜之地，又要从头扶老携幼，跋涉万里，越过大山险径，渡过深水危溪，抛弃亲人坟墓，丢下赖以生存的产业；田地房屋，一时之间卖不出去，舟船车辆，更无法仓促制造。离开平安富庶的国土，投入习惯于战争混乱的乡里，势将被贫困抓住，倒毙在道途之上，或淹死在大河小溪之中，能够返抵目的地的，为数有限。这是仁爱的人应该哀怜、政府官员应该深思的事。

　　“依我愚昧的见解：应该派遣素有威名、有声望的将领，先到洛阳驻防，把梁国（河南省商丘县）、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一带完全扫平，黄河以南敌寇彻底肃清。则水陆粮食运输的道路畅通，开荒垦田的积蓄也都丰富。豺狼野兽（指蛮夷）既逃窜到远方，中原稍微平定，然后再慢慢商议迁都大事。为什么要放弃百战百胜的正常轨道，而把帝国命运像押赌注一样，押到只掷一次的骰子上？”

　　孙绰，是孙楚的孙儿（孙楚，参考二九〇年五月）。从小羡慕名人的高贵节操，曾经写《遂初赋》，表达他的志向。桓温看到孙绰的奏章，大不高兴，说：“告诉孙绰，为什么不照着他的《遂初赋》所说的去隐居，管别人国家大事干什么？”

　　这时，政府对桓温的迁都主张既忧虑又恐慌，打算派高级咨询官（侍中）去阻止桓温行动。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王述说：“桓温不过想用几句大话空话，教当权官员头大而已，并没有真心这么蛮干。只要顺着他说，他就束手无策。”于是，皇帝司马丕下诏（司马昱诏）给桓温：“自从国家爆发战乱，直到今天，已经五‘纪’（一纪十二年）。戎狄凶暴横行，代代相传。我一直回头向北眺望，感慨悲怆，充满胸怀。现在，我知道将军（桓温）打算亲自率领三军，扫荡妖魔，清除京畿，光复旧都，除非是把生命当做身外之物，立志杀身报国的英雄，谁肯如此牺牲？一切应有措施，在你英明的领导之下，由你全权决定。只是黄河、洛水一带，城池荒芜，需要经营的地方太多，工作刚刚开始，恐怕你要辛苦偏劳。”迁都的事，桓温果然不再提及（这是一场需要高度智慧的政治上斗智：有时候，顺从不是屈服，反而是激烈的反击；沉默不是接受，反而是严厉的轻蔑。至少，把烫山芋抛了回去）。

　　桓温又打算把洛阳的巨钟和钟架迁到首都建康，王述说：“四世纪初期之乱（永嘉之乱），国势衰颓，首都暂时迁到江南，大家所努力的，正是平定天下，还车旧日京师（洛阳）。如果办不到，也应该考虑把皇家祖先坟墓迁过来，不应该先考虑巨钟、钟架。”桓温遂停止。

　　前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天王（三任宣昭帝）苻坚（本年二十五岁）亲自到国立大学（太学）考试学生们儒家学派经典，跟国立大学教授（博士）讨论课程。从此，每月都来一次。

读书笔记：孙绰反映了一般士大夫和百姓的心声，建议先派军队扫平中原，再迁徙百姓，也很合理。但是问题在于，无论朝廷还是桓温，都把重心放在了内斗上，却无心真正北伐，北伐只不过是斗争的手段和砝码而已，只是拿出来说说或者作作样子。北中国多少遗民年年盼王师，而朝廷却从来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一个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政权，一定不能长久。东晋对外不断丧失土地，对斗争不断，从建立那天起，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知已知彼，记能制定正确的对策，王述一眼看穿了桓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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