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507——错误的思想流毒深远

原文：

孝宗穆皇帝下升平五年（公元361年）

徐、兗二州刺史范汪，素为桓温所恶，温将北伐，命汪帅众出梁国。冬，十月，坐失期，免为庶人，遂废，卒于家。子宁，好儒学，性质直，常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宁曰：“王、何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搢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馀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患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也。”   

秦王坚命牧伯守宰各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察其所举，得人者赏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举，而请托不行，士皆自励；虽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不用。当是之时，内外之官，率皆称职；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盗贼屏息。

柏杨白话版：361年（晋·升平五年）

    晋朝征西大将军桓温对徐、兖二州州长（刺史）范汪（时驻下邳）最是厌恶。桓温准备北伐，命范汪率军从梁国（河南省商丘县）出击。

　　冬季，十月，范汪不能在指定时间内抵达，免职，贬作平民。从此被排出政府，后来在家逝世（年六十五岁）。

　　范汪的儿子范宁喜爱儒家学派经典，性情朴实正直，常说：“王弼、何晏的罪恶，比姒履癸（桀）、子受辛（纣）更为严重。”有人认为这种指摘有点过分，范宁说：“王弼、何晏轻视儒家学派典章制度，摒弃仁义道德，一味崇拜油腔滑调和不切实际的虚浮言辞，影响下一代青年，使知识分子和官员士绅完全改变方向。最后，社会秩序瓦解，中原陷落，残留下来的风气到今天仍在伤害国家。姒履癸、子受辛的凶暴，不过限于一个短暂时间，最多使他们身死国灭，作为后世的鉴戒，却没有影响后世，形成引人效法的力量。所以，我以为，为害一个世代的祸首罪轻，为害数个世代的祸首罪重。自己埋葬自己的罪小，迷惑众人的罪大。”

　　前秦帝国天王苻坚下诏各州长、郡氏、县长：保荐“孝悌”“廉直”“文学”“政事”人才，考察实质内容，如果保荐的真是人才，一律奖赏，如果不是人才，一律处罚。因此，没有人敢随便保荐；请托贿赂，人情面子，全告停顿，知识分子都能勉励自己；即令是皇亲国戚，没有才能的人全被摒弃，不能当官。在这个时候，无论中央或地方官员，都有才干而且尽责任。农田深耕，荒田开垦，仓库粮食积储，十分充实，盗贼绝迹。

读书笔记：桓温因好恶打击大臣，苻坚慎重选拔才；东晋重虚名，轻实务，前秦重真才，重能力，二者高下立判。

范宁的议论有高度智慧。大奸大恶往往是一时的，而且是公开的恶，人人痛恨，欲除之而后快。思想上的错误，往往是隐身的，而且披着正义的外衣，往往没那么容易识破，甚至被大众所尊崇和接受，成为社会风气，模糊人们的是非观，影响几代人，流毒久远。所以更要防思想上的“恶”。

    柏杨：中国人向往的太平盛世，不过是官员不贪污、社会有公道。在一个英明领袖苻坚和一个法治派学者王猛主持的政府下，只几年功夫，太平盛世出现。

　　王猛跟樊世强烈的冲突和对强国强烈的反应，使人想到公孙鞅，他们二位治理国家的方法，几乎完全一样，用法律手段，建立法律尊严。这跟儒家学派的明哲保身哲学完全不同，儒家的改革所以不能成功，最后终于反对任何改革，在这个不同上，可找出原因。只因儒家学派都是聪明伶俐之辈，他们恐惧“后果”。王猛幸亏在平安和荣耀中逝世，假使他也步上公孙鞅后尘，儒家学派反对改革的理由，就更多了一个例证。

　　历史上，英明领袖属稀有动物，法治学派的政治家在儒家学派长期而阴暗的压制下，更寥寥可数！没有法律保护自己，没有伸张公义的渠道，是中国人的噩运。当中国人有权选择国家元首之时，这噩运也就自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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