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427——皇帝见了他要行礼

原文：

显宗成皇帝上之下咸和六年（辛卯，公元331年）

冬，蒸祭太庙，诏归胙于司徒导，且命无下拜；导辞疾不敢当。初，帝即位冲幼，每见导必拜，与导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有司议：“元会日，帝应敬导不？”博士郭熙、杜援议，以为：“礼无拜臣之文，谓宜除敬。”侍中冯怀议，以为：“天子临辟雍，拜三老，况先帝师傅！谓宜尽敬。”侍中荀弈议，以为：“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体，则不应敬。若他日小会，自可尽礼。”诏从之。弈，组之子也。   

慕容廆遣使与太尉陶侃笺，劝以兴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属宋该等共议，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无别，不足以镇华、夷，宜表请进廆官爵。”参军韩恒驳曰：“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复之功，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宜缮甲兵，除群凶，功成之后，九锡自至。比于邀君以求宠，不亦荣乎！”廆不悦，出恒为新昌令。于是东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请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侃复书曰：“夫功成进爵，古之成制也。车骑虽未能为官摧勒，然忠义竭诚；今腾笺上听，可不、迟速，当在天台也。”

柏杨白话版：331年（晋·咸和六年）

　　冬季，晋帝国在皇家祭庙（太庙）举行冬季大祭（蒸祭）。晋帝司马衍（本年十一岁）把祭肉送给宰相（司徒）王导，下令不要下拜叩谢；王导假装有病，不敢直接接受。

　　最初，司马衍登位时，年纪幼小（五岁），看见王导，一定叩拜；下达给王导的手写诏书，第一句就是“惶恐陈述”。经立法院（中书）下达给王导的正式诏书，第一句就是“敬问”。有关单位讨论：“元旦朝会时，皇上要不要对王导特别礼敬？”国立大学教授（博士）郭熙、杜援建议，认为：“在礼义上，没有君王叩拜臣僚的规定，皇上对王导不应有特别的礼敬！”高级咨询官（侍中）冯怀认为：“天子驾临学校，尚且拜见教育官（三老）；何况王导是先帝（八任帝司马绍）的师傅，自应有特别的礼敬。”高级咨询官荀奕认为：“元旦具备三项开始（“三朝之首”：一年的开始，一月的开始，一日的开始），情形特殊，为了划分君臣的界线，君王对臣僚不应有特别的礼敬，但平常朝会，不在此限！”（胡三省原注：“以君拜臣，谓之尽礼，可乎！”这正是儒家系统君尊臣卑观念，偶尔遇到有人性的君王，想把臣属的地位稍稍提升，儒家系统自甘堕落惯了，立刻就浑身不舒服。）诏书批准。荀奕，是荀组的儿子（荀组，参考三〇〇年四月）。

　　晋帝国所封的辽东公（首府棘城【辽宁省义县西】）慕容廆，派人送信给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陶侃（时驻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建议起兵北伐。慕容廆保证他当挥军南下，共同肃清中原（华北大平原）。慕容廆的智囊宋该等互相讨论，认为：慕容廆在天下的一角建立功业，地位卑微，责任重大，等级上却跟其他臣僚没有差别，不能够镇抚汉人和胡夷，应该建议中央晋升慕容廆的爵位。军事参议官（参军）韩恒反对，说：“建立功业的人，应担心信义不能显明，不应担心名声官位不高。姜小白（桓）、姬重耳（文）有辅佐君王复兴国家的功劳，并没有先要求高官贵爵去压制其他封国国君。最好是加强战备，扫除群凶，大功告成之日，‘九锡’（参考四年）自会降临。比起要挟君王赏赐官爵，岂不更为荣耀！”慕容廆大不高兴，把韩恒外放去当新昌（辽宁省海城市东北）县长。

　　于是，东夷保安司令（东夷校尉）封抽等上书给陶侃，请封慕容廆当燕王，兼代最高统帅（行大将军事）。陶侃回信说：“大功告成之日，即升官晋爵之时，这是古时候的正常制度。车骑将军（慕容廆）虽然还没有为皇帝陛下摧毁石勒，然而忠义出于至诚。我已转奏皇上，是不是可以，或时间早晚，还看中央批示。”

读书笔记：即使是曹操、司马懿，最高礼遇也不过是“加九锡、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王导却接受皇帝的扣拜，凌驾于皇帝之上，也有些太过分了。辽东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可以在后方牵制石勒，慕容廆又能一心要与朝廷修好，一个名号算什么？惠而不费，何须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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