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422——是非不分纲纪混乱

原文：

显宗成皇帝上之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

三月，壬子，论平苏峻功，以陶侃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郗鉴为侍中、司空、南昌县公；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始安郡公；陆晔进爵江陵公；自馀赐爵侯、伯、子、男者甚众。卞壸及二子胗、盱、桓彝、刘超、钟雅、羊曼、陶瞻，皆加赠谥。路永、匡术、贾宁，皆苏峻之党也；峻未败，永等去峻归朝廷，王导欲赏以官爵。温峤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为乱阶，罪莫大焉。晚虽改悟，未足以赎前罪；得全首领，为幸多矣，岂可复褒宠之哉！”导乃止。

陶侃以江陵偏远，移镇巴陵。朝议欲留温峤辅政，峤以王导先帝所任，固辞还籓；又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乃留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

帝之出石头也，庾亮见帝，稽颡哽咽，诏亮与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复泥首谢罪，乞骸骨，欲阖门投窜山海。帝遣尚书、侍中手诏慰喻曰：“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也。”亮上疏自陈：“祖约、苏峻纵肆凶逆，罪由臣发，寸斩屠戮，不足以谢七庙之灵，塞四海之责。朝廷复何理齿臣于人次，臣亦何颜自次于人理！愿陛下虽垂宽宥，全其首领；犹宜弃之，任其自存自没，则天下粗知劝戒之纲矣。”优诏不许。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阳东出；诏有司录夺舟船。亮乃求外镇自效，出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

陶侃、温峤之讨苏峻也，移檄征、镇，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阳侯卞敦拥兵不赴，又不给军粮，遣督护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朝野莫不怪叹。及峻平，陶侃奏敦阻军，顾望不赴国难，请槛车收付廷尉。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转敦安南将军、广州刺史；病不赴，征为光禄大夫、领少府。敦忧愧而卒，追赠本官，加散骑常侍，谥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辅政，首发祸机，国破君危，窜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兵粮俱足，朝廷颠覆，坐观胜负。人臣之罪，孰大于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禄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

    柏杨白话版：329年（晋·咸和四年）

　　二月二十九日，晋帝国撤销湘州（湖南省），并入荆州（湖北省。三〇七年八月，从荆州分出，另设湘州，如今撤销）。

　　三月十日，中央评定消灭苏峻的功劳，酬报行赏：擢升陶侃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封长沙郡公，扩大陶侃所主持的军区，增加交州、广州、宁州（陶侃原是荆湘雍梁四州军区司令长官，参考三二五年五月。今撤销湘州，另再加三州）。

　　擢升郗鉴当高级咨询官（侍中）、最高监察长（司空），封南昌县公。擢升温峤当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加授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封始安郡公。陆晔，封江陵公。其他有功官员，分别封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为数很多。卞壸跟他的两个儿子卞胗、卞盱，以及桓彝、刘超、钟雅、羊曼、陶瞻，由政府赐给他们一个谥号。路永、匡术、贾宁，都是苏峻的党羽，苏峻失败之前，路永等背叛苏峻，回归中央。王导打算赏赐他们官爵，温峤说：“路永等都是苏峻最亲信的心腹干部，首先挑起战乱，罪恶至为严重。后来虽然醒悟改过，并不能完全赎罪，能够保住人头，就很幸运了，怎么还可以褒奖宠信！”王导才作罢。

　　陶侃认为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位置偏远，遂迁到巴陵（湖南省岳阳市）。

　　中央政府官员主张留温峤在京师辅佐皇帝。温峤认为王导是先帝（司马绍）亲自委任，遂坚决推辞，仍回任所（温峤是江州军区司令长官兼江州州长【刺史】，驻防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因为京师荒芜残破，政府供应困难，温峤把所有多余的物资、辎重、器材、用具等，全留下来，然后返回武昌。

　　皇帝司马衍离开石头的时候，庾亮晋见，跪下来叩拜，用前额碰到地面，呜咽哭泣，司马衍教庾亮跟其他大臣，一同坐上御座。第二天，庾亮再叩头，前额再撞地面，请求降罪，并请求退休，打算全家逃窜到深山之中或大海之滨。司马衍亲自写信，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高级咨询官（侍中）送给庾亮，解释说：“这是国家的灾难，不是舅舅的责任。”庾亮上书陈述自己罪状：“祖约、苏峻，肆意行凶，叛逆作恶，一切罪过，都由于我的措施不当，促使发生，即使把我寸寸斩割，也不足以告慰七座皇家祭庙的在天之灵，阻止天下人的责难（七庙：凡是君王，依《仪礼·王制》规定，都有七座皇家祭庙，中央的是该政权创业君王【国父】，这座祭庙始终保存。然后左边三座、右边三座。新皇帝上任后，必须把靠近国父的那座祭庙里的牌位搬出扔掉，称之为“亲尽则毁”，其他祭庙牌位依序上移，空出最后一座祭庙，设立新死的皇帝牌位）。政府有什么理由把我跟其他人同样看待？我也有什么颜面自认为跟其他人一样！陛下虽然宽大饶恕，保全我的性命，但仍应该把我摒弃，使我自生自灭，天下才能知道劝勉警戒的标准。”司马衍下达一纸措辞温和的诏书，拒绝庾亮的请求。庾亮又打算自行逃到深山大海，从暨阳（江苏省江阴市东南）向东出发。司马衍下诏：扣留庾亮船只。庾亮遂请求外放一个地方官职，报效政府。于是，任命庾亮当豫州、扬州长江以西以及宣城郡等地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兼豫州（安徽省中南部）州长，兼宣城郡（安徽省宣州市）郡长，镇守芜湖（安徽省芜湖市）。

　　陶侃、温峤起兵讨伐苏峻时，号召各地方政府各军区（征镇）率军入援京师。湘州州长益阳侯卞敦却按兵不动，而又不供应勤王军给养，仅只派一位大营指挥官（督护）率数百人随从大军行动而已。政府和民间对卞敦这种表现，大为惊骇叹息。等到苏峻之乱平定，陶侃弹劾卞敦阻挠军事行动，观望胜败，不赴国难，请用囚车押解京师，交付司法部（廷尉）审判。王导却认为大乱之后，对有罪的人应宽大处理，遂调卞敦当安南将军、广州（广东及广西）州长。卞敦宣称有病，不去到任。于是召回中央，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兼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卞敦忧愁羞愧，逝世；政府恢复他原来的官位，追加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谥号敬（卞敦遂成为益阳敬侯）。

    司马光：庾亮以皇后娘家人身份辅佐君王，为皇家招来大祸；使国家破败，君王生命陷于危境，他自己却拔腿逃窜，只求不死。卞敦位居封疆大吏，兵力和粮秣都十分充足，可是面对国家覆亡，却端坐在一旁，观看成败。人臣的罪恶，没有比此更为严重。结果既不能明确公正的用刑罚制裁，反而更赐给他高官贵爵荣耀，作为回报。晋帝国政府纲纪混乱，可想而知。负这个责任的，岂不是王导！

读书笔记：封了那么多人，连引起这场灾难的庾亮都封了，而对战胜苏峻多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毛宝却没有封。大概是因为他地太低的缘故。多难之秋正是用人之际，有人才却不能用，王导这种混日子、没节气的，却窃居高位，屹立不倒，不但自己不倒，还和稀泥，当老好人，是非不分，谁都想保护。用人导向的错误，是东晋只能偏居一方的重要原因。

    柏杨：中国官场文化中，王导属于和稀泥型。这一型官员，谈起话来满腹经纶，头头是道；而且除了贪赃枉法外，其他严重的缺点不多。最大的特征是喜爱“与人为善”，像一个云游四方、乞讨为生的托钵和尚，广结善缘，当赞扬别人对自己有利时，一定赞扬别人，当帮助别人对自己有利时，一定帮助别人。唯一的目的是希望不得罪人，永葆自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忠于君王对自己有利时，他忠于君；忠于奸臣对自己有利时，他忠于臣。最后，大家都说他是个“好人”。

问题在于，说他是“好人”的“人人”，并不是广大小民，而只是官场里打滚的一撮政客。小民的哭泣和愤怒，他听不到，船舵和桨楫损毁折断，他也看不见。他从不解决问题，而只会把问题用纸包住。尤其恐惧抗拒任何改革，一则是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一则是习惯接受威权。于是，善良的人被压榨，正直有作为的人被排斥，恶棍所向无阻。是非黑白，全部颠倒。司马光叹息王导是晋帝国纲纪混乱之源，事实上，这种混世的“好人”，也是中国五千年来纲纪混乱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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