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166——谯周《仇国论》

    原文：高贵乡公下甘露二年（公元257年）

    汉姜维闻魏分关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虚向秦川，率数万人出骆谷，至沈岭。时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及安西将军邓艾进兵据之，以拒维。维壁于芒水，数挑战，望、艾不应。

是时，维数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谯周作《仇国论》以讽之曰：“或问往古能以弱胜强者，其术如何？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常多慢，处小有忧者常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或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项羽与汉约分鸿沟，各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率兵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当商、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及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彼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之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   

柏杨白话版：257年（曹魏·甘露二年 蜀汉·延熙二十年 东吴·太平二年）

　　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代理最高统帅（行大将军事）姜维，听到曹魏帝国抽出关中（陕西省中部）的兵力，调往淮南（淮河以南），打算乘敌人内部空虚，攻击秦川（即关中·陕西省中部），遂率数万人，从骆谷（陕西省周至县西南）出击，抵达沈岭（周至县西南）。这时，长城（曹魏帝国沿边所筑的御敌要塞）存粮很多，而守军太少，征西将军、雍凉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及安西将军邓艾，进兵据守。姜维在芒水（周至县南里水谷）扎营，屡次挑战，司马望、邓艾坚守不出。

　　姜维不断进攻曹魏帝国，使蜀汉全国忧愁悲苦。初级国务官（中散大夫）谯周，作《仇国论》，警告说：

　　“有人问：‘古代曾经有过弱国战胜强国，用的是什么方法？’回答说：‘我曾经听说，强大而没有外患，戒备会逐渐松懈。弱小而有忧患意识，常发愤振作。戒备松懈一定发生变乱，发愤振作一定万事治理，这是正常轨道。所以，姬昌（周部落酋长）教养人民，用少数击败多数。姒勾践（越王国一任王）爱护人民，用弱势击败强势，原因在此。’

　　“有人问：‘从前，项羽强而高祖（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弱，最后，以鸿沟为界，各自班师。张良认为，如果民心一有归属，便不易动摇，高祖遂发动追击，终于斩杀项羽（参考前二〇三年九月），岂不是跟姬昌不一样？’回答说：‘当商王朝跟周王朝交替之际，君王世代相传，跟臣属的关系已经凝固，人民习惯于这种君臣关系。根部太深，不容易拔掉；盘踞太固，不容易移动。当那个时候，即令高祖出世，怎能单枪匹马，取得天下？

　　“‘等到秦王朝撤除封国，改设郡县之后，人民不堪承受秦政府的苦役，天下土崩瓦解。有的政权每年换一个君王，有的政权每月换一个领袖，人民像吓破了胆的鸟兽一样，不知道何去何从？于是，英雄豪杰，纷纷崛起争夺，凶狠的程度，如同虎狼，行动迅速的得到的多，行动迟缓的则被吞并。而现在的形势是：敌我两国（曹魏及蜀汉）的君王宝座，已传到后世，不是秦王朝末年那种滚水沸腾般的形势，却类似战国七雄并峙。所以，我们只可以效法姬昌，不可以效法高祖。

“‘人民的负担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骚动扰乱的预兆就会出现；在上位的人不关心人民，在下位的人行为凶暴，瓦解覆亡的形势就会出现。俗话说：“每次都射不中，不如看准了再射。”所以，睿智的人不会因为一点小利转移目标，也不会因为大概可能就去碰碰运气。机会来临时才行动，形势推演时才出击，所以子天乙（汤）、姬发（武）的讨伐大军，只要一次决战，就可以克制对方（子天乙攻击姒履癸【夏王朝末任帝桀帝】，鸣条一战而灭夏。姬发攻击子受辛【商王朝末任帝纣帝】，牧野一战而灭商）。因为他们都重视人民的承受能力，又能把握时机。如果无限制的不断发动战争，犹如土块崩裂，只要有小小的震撼，即令有大智之人，也束手无策。’”

读书笔记：谯周的《仇国论》切中要害，魏蜀吴三国均一代不如一代，并且内部矛盾都日益突出。所以最后比的是谁内部更稳定，经济发展更好，人才更盛。从诸葛亮到姜维，穷兵黩武，以小国而不断攻击大国，不但力量对比悬殊，而且主将能力均不及曹魏，空耗国力。而且诸葛亮时，虽在外出征，仍可控制中央政府，保持政治清明；而姜维则无法控制中央的政治，在昏庸的刘婵和宦官黄皓等主持下，朝政日非。外不能战胜，内则政事日非，此亡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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