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154——诸葛恪一胜而骄，举国伐魏

原文：邵陵厉公下嘉平五年（公元253年），光禄大夫张缉言于师曰：“恪虽克捷，见诛不久。”师曰：“何故？”缉曰：“威震其主，功盖一国，求不得死乎！”

二月，吴军还自东兴。进封太傅恪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恪遂有轻敌之心，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固争，恪命扶出。因著论以谕众曰：

“凡敌国欲相吞，即仇雠欲相除也。有仇而长之，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敌之者，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及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

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也。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虮虱，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没，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耳。”

众人虽皆心以为不可，然莫敢复难。

    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以书谏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今公辅赞大业，成先帝之志，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恪题论后，为书答友曰：“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

滕胤谓恪曰：“君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不如案甲息师，观隙耐劝。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恪曰：“诸云不可，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暗劣，而政在私门，彼之民臣，固有离心。今吾因国家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

三月，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复入寇，以滕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

柏杨白话版：

    253年，曹魏帝国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张缉告诉司马师说：“诸葛恪虽然有东关之捷，但我预料他不久就会被杀。”司马师说：“为什么？”张缉说：“威震君王，功盖全国，要想不死，怎么能够？”

　　二月，东吴帝国大军从东兴（安徽省巢湖市东南）返抵京师（首都建业）。东吴帝（二任）孙亮（本年11岁）晋封皇家师傅（太傅）诸葛恪当阳都侯，兼荆州、扬州两州全权州长（牧）、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

　　诸葛恪认为曹魏帝国不堪一击，打算再度出兵，各高级官员则认为数年以来，大军屡动，兵力财力，都不堪负荷，纷纷劝阻，诸葛恪全不接受。初级国务官（中散大夫）蒋延，坚持不可以，诸葛恪教人把他逐出大门。为了解释他出兵的原因，撰写一篇论文，通告大众，说：

　　“敌对的国家打算互相吞食，跟仇人互相要铲除对方一样。如果任由仇人增强力量，大祸或许轮不到我们自身，但一定轮到我们的后代，不可以不深谋远虑。从前，秦王国不过占有关西（函谷关以西）的一隅之地，还可以兼并六国。而今，魏国（曹魏帝国）比当时的秦王国土地大数倍，大吴（东吴帝国）加上蜀国（蜀汉帝国），面积都没有六国一半大。我们所以仍能够跟它对抗，只因为曹操时代的将领和战士，现在已快死亡罄尽，新生代的将领，还没有培养出来，正是盗匪集团老的太老、小的太小，青黄不接的时代。加上司马懿先杀王淩，接着自己突然毙命。他的儿子（司马师）年纪幼小，能力薄弱，但是却身负重责大任。虽然也有智谋之士，并不能任用他们施展长才。而今发动攻击，正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

　　“圣人最急切的任务是把握时机，今天，时机已经成熟。如果顺从大家的盼望，怀着苟且偷安的心理，认为长江的险要，可以保护帝国，直至我们的后代。不去思考曹魏将来的发展，只根据他们今天的衰弱现象，认为将一直衰弱，徒使我长叹。听说有的人考虑到人民贫穷，打算使他们获得休息，这正是没有想到大的危机而只想到小的痛苦。从前，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侥幸的据守三秦（陕西省中部），作为根据地，他为什么不紧闭关隘，阻塞险要，自寻快乐？反而抽空所有人力，攻击西楚王国？身受创伤，铠甲头盔都生出虱子，将士更厌倦苦闷；难道是他喜欢刀锋，不喜欢安宁？只是考虑到长久下来，他跟项羽（西楚王国一任王）不能共存，如此而已。

　　“我每次看到荆邯向公孙述（成家帝国一任帝）提出的建议（参考三〇年正月），最近又拜读我叔父（诸葛亮）所以讨伐盗匪的奏章（《前后出师表》，参考227年3月、228年11月），未尝不喟然伤感，早晚不能安心，考虑的结果是，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大略的把我的见解，写出来送给一两位正直君子。我如果不幸失败，志向不能完成，也希望后世的人，知道我的忧虑，作为怀思。”

　　大家心里都知道不可以出军，但是没有人敢再提出不同的意见。

　　丹阳郡（江苏省南京市）郡长聂友，跟诸葛恪是老友，写信劝阻说：“大行皇帝（孙权）本来有切断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的计划，还没有实施，而盗匪集团从远处前来送死，将士在你英明领导之下，奋不顾身，一天之间，建立非常的功勋，岂不是皇家祭庙神灵的保佑跟国家万年之福？应该按兵不动，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作决定。而今想乘战胜声威，再次大举出击，天时不见得对我们有利，假使任情纵性，暗中深感不安。”诸葛恪在信上批几个字给聂友说：“你虽然懂得普通道理，但不了解国家胜负兴亡的基本原则，仔细研读我的言论，就可醒悟。”

　　祭祀部长（太常）滕胤对诸葛恪说：“阁下所受的是伊尹、霍光所受的重托：回到京师，安邦定国；出征远方，摧毁强敌。名声传播海内，天下震动，万民归心，都盼望得到你的恩典，稍作休息。而今，在差役征战之后（差役，指兴筑孙权墓园；征战，指东关之役），再度兴师，民力已疲，财力已竭，而敌人已有准备。如果攻城不能攻克，村野又劫掠不到粮秣，是丧失前面的功劳，而招来无穷的后患。不如按兵不动，充分休养，等待有利机会，再行攻击。而且，军事行动是一件大事，大事必须由大众共同完成，大众如果都不高兴，你一个人怎么能办得到？”诸葛恪回答说：“大家都说不可以，因为他们不了解我的谋略，只想苟且偷安。想不到你也如此主张，我还指望什么？敌人现在的情势是：曹芳（曹魏现任皇帝）昏庸拙劣，政府大权操在私人之手（指司马师），人民离心离德。我凭借帝国的力量，掌握战胜的余威，大军所指，攻无不克。”

　　三月，诸葛恪下令全国动员，集结武装部队二十万人（东吴帝国适合兵役年龄的青年，不过一百余万人，十人之中即有二人入伍，应是自古迄今最大的征兵率之一。正是诸葛恪所盼望的倾国而出，充分显示他的心理状态，想一举击溃曹魏帝国，建立万世功勋），由滕胤当首都建业防卫司令（都下督），统御后方留守部队。

读书笔记：诸葛恪只不过在边境打了一场无关大局的胜仗，便立即膨胀，完全无视与曹魏力量对比悬殊的事实，想当然的以为曹魏新人尚未成长起来，司马师年幼不能掌握大局，便欲举全国之力伐魏，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可谓轻谋浅虑。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目空一切，举朝皆反对，他却认为“诸云不可，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导致“众人虽皆心以为不可，然莫敢复难。“骄兵必败”，诸葛恪的尚未出兵，败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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