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054

原文：

世祖文皇帝上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于是汉中王发丧制服，谥曰孝愍皇帝。群下竞言符瑞，劝汉中王称尊号。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王不悦，左迁诗为部永昌从事。夏，四月，丙午，汉中王即皇帝位于武担之南，大赦，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 

五月，辛巳，汉主立夫人吴氏为皇后。后，偏将军懿之妹，故刘璋兄瑁之妻也。立子禅为皇太子。娶车骑将军张飞女为太子妃。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跱。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硃氏代唐，四方幅裂，硃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馀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有以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也。

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馀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世祖文皇帝上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孙权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柏杨白话版： 

221年。

蜀中（四川省）传言东汉末任（十四任）皇帝刘协已被谋杀。汉中王刘备（时在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发丧追悼,改穿丧服,追称刘协"孝愍皇帝"。文武官员争相证实祥瑞出现,请求刘备继位皇帝。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前部军政官（前部司马）费诗,上书劝阻说：“殿下（刘备）认为曹操父子逼迫主上,篡夺帝位,所以才流亡万里之外,集合部众,行将讨伐曹家盗贼。而今,大乱还没有克服,却先自己当上皇帝,深怕引起人心疑惑。从前,高祖（刘邦）跟项羽相约,先击破秦王国的,即位当王。等到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屠城,擒获嬴婴（秦王朝三任帝）,而仍推辞谦让；何况殿下到今天还没有迈出大门,就打算自立?我愚昧的认为:殿下不应采取这项策略。"刘备大不高兴,贬谪费诗当永昌郡（云南省保山市）郡政府驻地参谋官（部永昌从事。永昌跟成都航空距离八百千米,中隔万山,是中国地势最险恶的地区.这是一种谋杀性的放逐,用以报复他的反调）。

夏季,四月六日,刘备（本年61岁）在武担山（成都西北）之南即皇帝位（一任昭烈帝）,大赦,改年号章武,任命诸葛亮（本年四十一岁）当丞相、许靖当宰相（司徒。刘备建立的政权,仍称汉王朝,因首都设在蜀郡【四川省成都市】之故,我们称之为"蜀汉",以区别"西汉""东汉".中国于本年进入"三国时代",曹魏帝国跟蜀汉帝国对抗；孙权在理论上仍是曹魏帝国的藩属）。

五月十二日,蜀汉帝国（首都成都）皇帝刘备,封夫人吴女士当皇后.吴皇后,是偏将军吴懿的妹妹,曾嫁给刘璋的老哥刘瑁.封儿子刘禅当皇太子,为刘禅娶车骑将军张飞的女儿当太子妃.

司马光曰:

天生小民,他们不能自己治理自己,必须联合拥戴一个君王治理.假设他能够禁止残暴,铲除奸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奖赏善行,惩罚罪犯,使社会不致陷于混乱,他就是一位理想的君王。三代（夏商周）之前,四海之内的封国,何止一万?有人民,有祭祀天地神坛的,通常都称之为"国君"。集结万国而加以统御,建立制度,创造法律,发号施令,天下都不敢违背的,通常称之为"君王"。君王的品德衰退,强大的封国能够率领其他封国,尊崇君王的,通常称之为"霸主"。所以,自古以来,天下混乱,封国互相争夺,有时候君王宝座甚至虚悬,这种情形很多（其实并不很多,只有一个,指前841年至前828年,14年间,周王朝集体领导,史称"共和"）。

秦王朝焚书坑儒,而西汉王朝兴起,阴阳家学派的学者,开始传播"五德循环"学说（君王宝座更换,犹如金木水火土之相生相克）,认为秦王朝不属于"正统",而是"闰位"（畸形旁支,犹如阴历之有闰月）,在"木""火"之间,只能算"霸主",不能算"君王",于是"正"（正统）"闰"（闰位）的争论兴起.等到汉王朝（东汉王朝）倾覆,三国鼎足并立.之后,晋王朝衰弱,失去控制,五胡扰乱中原（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事,参考四世纪、五世纪）,南宋帝国及北魏帝国,进入南北朝时代,分治南北,各国有各国的史书,互相诋毁排斥.南方人诟骂北方人"索虏",北方人诟骂南方人"岛夷"。

朱全忠（朱温,后梁帝国一任帝）取代唐王朝（参考907年4月）,中国四分五裂。李存勖（后唐帝国一任帝）进入汴京（后梁首都·河南省开封市）,把朱全忠比做后羿（夏王朝六任帝）、王莽（新王朝一任帝）,把后梁当权的年代和年号,全部抹杀。但这是一种偏激的自私心理,不是公正的通论。我知道我愚昧,实在不了解前代所谓的"正""闰"是什么?而只认为:一个领袖人物,如果不能统一中国,即令具有天子之名,却并没有天子之实。虽然华夷有别,仁爱、残暴有别,大国、小国有别,强大、弱小有别；但事实上,跟古代列国,毫无差异。岂能够单独尊崇某一国"正统",而其余的全是"僭伪"?

如果说上下交替的是正统,则陈帝国继承谁?北魏帝国又继承谁?如果说居于中国本部中原地带是正统,则汉赵帝国、后赵帝国、前燕帝国、前秦帝国、后秦帝国、胡夏帝国,所拥有的疆土,都是五帝三王首都之所在（五帝:黄帝王朝一任帝姬轩辕、三任帝姬颛顼、四任帝姬夋、六任帝伊祁放勋、七任帝姚重华。三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如果说道德水准高的是正统,则即令是再小的国,也有英明的君王；而三代（夏商周）之时,岂没有淫恶的暴君?所以,"正""闰"论调,从古到今,都没有一定的标准,使人能坚持不疑。

臣司马光所著述的《资治通鉴》,只打算说明国家的兴衰,记载人民的悲欢,使读者自己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得,什么是失!作为勉励或警惕。并不打算建立像《春秋》那种褒贬的法则,用它来消除混乱,使社会秩序纳于正轨。所以,"正""闰"之间的关系,我不敢多谈,只是根据事实,平铺直叙.

周王朝、秦王朝、两汉王朝、晋王朝、隋王朝、唐王朝,都曾经统一中国,把君王宝座 ,传给后代,子孙虽然微弱无力,流浪逃亡,但总算继承祖宗的大业,有复兴的可能性。跟他斗争的四方豪杰,都是他的旧日臣僚,所以这些君王可以用天子的残余权威,施加压力。可是,如果其他国家的土地、规模跟自己一样,名号也跟自己一样（都是帝王）；而且从来就没有君王跟臣属关系,则只能当做同等地位的独立国家,平等相待。既然彼此平等,势均力敌,就不应该分别高低,这样才不至于曲解事实,接近大公无私。

问题是,当天下分裂的时候,不可以没有"年""月""日""时"来记载事情发生的先后。东汉王朝把政权传给曹魏帝国,曹魏接受；曹魏帝国把政权传给晋王朝,晋也接受；晋王朝把政权传给南宋帝国、传给陈帝国、传给隋王朝、传给唐王朝、传给后梁帝国、传给后周帝国,然后由我们宋王朝继承.所以,不得不用曹魏、晋、南宋、南齐、南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年号,记载其他各国的史实,并不是尊崇谁和鄙视谁,更跟所谓的"正""闰"无关。

刘备跟两汉王朝皇家之间的关系,传说中,他是西汉王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参考191年）,可是,血缘疏远,已无法查考他是第几代和他的直系尊亲属的名字。这就跟南宋帝国一任帝刘裕,宣称他是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后裔；南唐帝国一任帝李昪（音ｂｉàｎ）,宣称他是唐王朝吴王李恪的后裔（参考939年2月）,情形一模一样.是非真假,难以辨识。所以不敢把刘备跟刘秀（东汉王朝一任帝）、司马睿（晋王朝七任帝）相比,使他继承东汉王朝的正统。

孙权把首府从公安（湖北省公安县）迁到鄂城（湖北省鄂州市）,把鄂城改名武昌。

读书笔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才是坚持‘正统论’的唯一标准。”梁启超这句论述道出了天机。

*梁启超《论正统》曰:

中国史学家最大的错误,没有比强调"正统"这件事更为严重。强调"正统"的人,认为天下不可以一天没有君王,于是乎有"统"。又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于是乎有"正统"、"统"的意义是:上天建立,人民尊崇；"正"的意义是:只有一家是"真",其他的全都是"伪",千余年来,头脑简单的儒家学派知识分子,钻到这个牛角尖里,挥动手臂,瞪大眼睛,用笔墨口舌,努力奋战,东拉西扯,杂乱不可收拾。其实,一句话就可说明,那就是:自己被奴性所束缚,而又打算煽动后人的奴性而已。

"统"这个名词,始于《春秋》,《春秋公羊传》说:"为什么称‘春王正月’?大一统罢了。"这就是后世儒家强调"正统"的根据。却不知道"大一统"是对"三统"而言（"三统",指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元旦的位置】；也有人认为夏王朝崇拜黑色,商王朝崇拜白色,周王朝崇拜红色,也称"三统"。玄秘难解）,《春秋》的主旨很多,而"通三统"是重要关键。"通三统"的意义,正是说明:天下者,是天下人的天下,不能被一姓一家据为私人财产。跟后世儒家所谓的"统"恰恰相反。只因野心家想把国家据为己有,而又恐惧人民不能同意,才宣称:"这是上天赐给我的,我生下来就有这项特权,不允许别人插手。""统"既建立,然后他就有理由作威作福,淫虐残暴,人民也就不能说他不义。稍微有点思考力,不肯屈辱的人,就立刻罩上"不忠""不敬""大逆""无道"等凶恶的罪名,加以铲除、摧毁。

《礼记》说:"得到多数人民拥护的,才可以当君王。"所以,没有"统"则罢,有"统"的话,无论创业或继业,如果抛弃人民,"统"属于谁?西洋各国历史,主要的是叙述一国国民的起源,以及发达、进步、盛衰、兴亡的原因和结果。因为,人民有"统",君王无"统"。所谓君王的"统",不过是一家的家谱,一人的传记,不可以假冒国家历史,更不必劳动史学家哓哓争论。把国家正统隶属于君王,等于把全国人民视同无物.全国人民的人格人权,永远堕入九渊,无法自立,都是这种论调造成的灾害。不扫除君王就是正统的错误见解,却打算写作历史,史书即令再多,不过增加人民的痛苦.

"统"的意义已够荒谬,"正统"不"正统",更不知从何说起。当然,它有它的论据,这论据且深入人心。"正统"之坚持,始于晋王朝,而盛于宋王朝。朱熹《通鉴纲目》所肯定的"正统"是:秦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蜀汉帝国、晋王朝（包括晋帝国）、南宋帝国、南齐帝国、南梁帝国、陈帝国、隋王朝、唐王朝、后梁帝国、后唐帝国、后晋帝国、后汉帝国、后周帝国.清王朝十八世纪,弘历（清王朝六任帝）的《御批通鉴》,接续下去,于是:宋王朝、元王朝、明王朝、清王朝,所谓"正统",不过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所根据的理论,作为衡量"正统"不"正统"的标准,大概有六项:

一、用土地大小判断。凡是统一中国,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尊奉他是正统,如晋王朝、元王朝. 

二、用政权存在久暂判断。虽然统一中国,但宝座坐的时间太短,都不是正统,如西楚王朝、新王朝。

三、具有前代君王血缘的是正统,如蜀汉帝国、晋帝国、宋帝国,其他的都是僭伪。

四、凡是首都建立在前代首都所在地的是正统,如曹魏帝国,其他的全是僭伪。

五、后一个王朝被称为正统,它所继承的王朝也就成为正统,如因唐王朝之故,隋王朝成了正统；因宋王朝之故,后周帝国成了正统。

六、汉人建立的王朝是正统,如南宋帝国、南齐帝国、南梁帝国、陈帝国,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全是僭伪。

以上六项,互相矛盾。这一项合理,那一项就说不通；那一项合理,这一项就说不通。根据朱熹的《通鉴纲目》《通鉴辑览》等规定,更前后冲突,进退失据,没有一定标准。试问:如果得地多的是正统,前秦鼎盛之时,比东晋版图大出数倍；而宋金交争时代,金帝国的疆域占当时中国的三分之二,这种情形,谁是正统?谁是僭伪?如果用政权的久暂来决定,北魏立国的时间远超过南宋、南齐、南梁、陈（北魏一百七十一年；南宋六十年、南齐二十四年、南梁八十六年、陈三十三年）；吴越、南汉立国时间,远超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吴越七十二年、南汉五十五年；后梁十七年、后唐十四年、后晋十一年、后汉三十三年、后周十年）；西夏始于九世纪八○年代,终于十三世纪二○年代,凡三百五十余年,几乎跟两汉王朝、唐王朝时间相等,而疆域广袤万里,这种情形,谁是正统?谁是僭伪?

如果用前代皇家血缘来决定,则春秋时代的杞国、宋国,同时并存；周王朝也不得不成为僭伪。而明王朝的李槃,更认为北周帝国的藩属萧岿（南梁帝国八任帝）是篡贼。1661年,清王朝入主中国已18年,明王朝残余政权皇帝朱由崧（十八任）、朱聿键（十九任）、朱由榔（二十任）,尚在人间,而且仍使用他们的年号（弘光、隆武、永历）,这种情形下,谁是正统?谁是僭伪?如果以前代旧都来决定,则汉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胡夏、北魏,所拥有的土地,全是五帝三王首都所在.金帝国辖下的人民,都是汉、唐留下来的人民。这种情形下,谁是正统?谁是僭伪?

如果以后代王朝为主来决定,晋王朝既是正统,晋王朝的母体曹魏,为什么就不是正统?有人认为蜀汉和晋都是正统,可是,晋王朝政权是从曹魏那里夺取,难道变成从蜀汉那里夺取?唐是正统,唐的前代隋王朝随着也成了正统,可是隋王朝的母体北周,北周帝国的母体北魏,为什么又不是正统?有人说陈帝国是正统,又说隋王朝是正统,隋岂是因灭了陈帝国才建立政权的?这种情形,谁是正统?谁是僭伪?如果以汉人为主体来决定,爱国心切,又有民族大义,但仍陷在"统"的迷魂阵中。数千年来,都无法用它来厘定一切。后唐帝国、后晋帝国、后汉帝国的皇帝,不过沙陀民族的三个小部落,窃据巴掌般大小的土地,大家却厚着脸皮说他们是正统。自宋王朝之后,直到明王朝,百余年间,黄帝子孙,没有尺寸土地,而史学家所谓的正统,却仍然存在。这种情形,谁是正统?谁是僭伪?坚持"正统"理论的学者,不能自圆其说。

正统论所以兴起,原因有二:

其一,当时的臣属,对本国存有私心。司马光所指:"南宋、北魏以来,各国有各国的史书,互相排斥。南方人诟骂北方人‘索虏’,北方人诟骂南方人‘岛夷’。后梁帝国取代唐王朝,中国四分五裂。李存勖进入汴京,把朱全忠比做后羿、王莽,把后梁当权的年代和年号,全部抹杀。这都是偏激的自私心理,不是公正的通论。"诚是真理。自古以来,关于正统的争执,莫过于曹魏跟蜀汉。坚持"首都说"的,认为曹魏帝国是正统,坚持"血缘说"的,认为蜀汉是正统，陈寿坚持曹魏是正统,习凿齿坚持蜀汉是正统。因为陈寿生在晋王朝,而习凿齿生在晋帝国。晋王朝首都是前代王朝首都,假定不采纳"首都说",晋王朝就是僭伪,陈寿所以称曹魏是正统,目的在于证实晋是正统。习凿齿时,晋王朝南渡,假如不用"血缘说",而用"首都说",则汉赵、后赵、前秦、后秦成了正统,晋帝国反而成了僭伪；习凿齿所以肯定蜀汉是正统,目的在于肯定晋帝国是正统。

之后,司马光主张曹魏是正统,而朱熹主张蜀汉是正统。因为司马光生在宋王朝,朱熹生在宋帝国.宋王朝篡夺后周,建都故都汴京,跟晋篡夺曹魏,建都洛阳,同一模式。司马光采"首都说",把曹魏当做正统,也正是使宋王朝居于正统.宋王朝南渡后,跟晋王朝犯了同一毛病,朱熹采"血缘说",把蜀汉当做正统,也正是使宋帝国成为正统。总而言之,都是为了当时头顶上君王的利益,贡献才智。清王朝在偏远异域崛起,入主中国,跟辽帝国、金帝国、元王朝,完全雷同。所以,1645年,清政府讨论历代帝王祭祀问题时,教育部（礼部）上书说:"宋王朝曾向辽帝国进贡,宋帝国皇帝曾向金帝国皇帝称侄,对辽、金君王的祭祀,似不应遗漏."几乎认为辽、金是正统,宋是僭伪。由此可以说明,数千年来喋喋不休的讨论"正统""不正统","僭伪""不僭伪",都是当时的主子跟主子的奴才因缘附会,为了保护一个家族的私有财产干出的勾当。想不到时过境迁之后,作史的人仍在那里慷他人之慨,在鸡虫之间争辩,真不知道哪里来的精神。 

其二,由于浅陋的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不了解经典的本意,奴性发作,并企图煽动别人的奴性发作。这批头脑腐败的学者,认为帝王者,至为神圣,一个国家,连一个时辰都不可以没有神圣,而又不可以同时有两个神圣。当大家都不是神圣的时候,在一群"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寇""夷狄"之中,必须找出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把他当做木偶一样祝贺说:"他就是神圣。"当这类神圣太多的时候,则必须在其中再找出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膜拜说:"他可是真神圣."其他的则仍是"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寇 ""夷狄"。

最奇异的还是,同一个人,甲史书称他是"匪",乙史书则称他是"贤"。甚至在同一书中,今天称他"匪",明天则称他"贤"。神圣就是神圣,乱贼就是乱贼,匪就是匪,贤就是贤，何以一人之身,同时并兼两种人格？谚云:"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才是坚持"正统论"的唯一标准。如完颜亮（金帝国四任帝）,《宋史》称他是"贼"是"虏"是"仇"；《金史》则变成了某祖某皇帝,两书都是中国史学家写的,又都列为"正史"。而"诸葛入寇""丞相出师"（《三国志》）的矛盾,更不多论。像朱全忠（后梁帝国一任帝）、朱棣（明王朝三任帝）,开始时称他们叛徒盗匪,忽然之间,却成了某祖某皇帝。而曹丕、司马炎,从称名道姓,一会工夫称"公",接着称"王",接着称"帝",也不必多论。

然而,我不能不为匈奴单于挛鞮冒顿、突厥可汗阿史那咄苾之徒悲哀；也不能不为西汉王朝七国之乱的七国、晋王朝八王之乱的八王,以及刘安、朱宸濠之徒悲哀；我不能不为上官桀、董卓、桓温、苏峻、侯景、安禄山、朱泚、吴三桂之徒悲哀；我不能不为陈胜、吴广、新市变民、平林变民、铜马变民、赤眉变民、黄巾变民集团首领,以及窦建德、王世充、黄巢、张士诚、陈友谅、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哀；假使他们的运气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坐上帝王宝座,成了"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就不愁后世没有博学多才、正言谠论,倡导天经地义的史学家,不尊奉惟谨。胆敢"腹诽"（参考前117年）,罪状就是"大不敬"；胆敢批评,罪状就是"大不道"。这不是过激之言,试想一想,朱元璋（明王朝一任帝）的品格,怎比得上窦建德?萧衍（南梁帝国一任帝）的才干,怎比得上王莽（新王朝一任帝）?赵匡胤（宋王朝一任帝）的武功,怎比得上项羽（西楚王国一任王）?李存勖（后唐帝国一任帝）的强大,怎比得上挛鞮冒顿（匈奴汗国二任单于）?杨坚（隋王朝一任帝）传国的长久,怎比得上李元昊（西夏帝国一任帝）?朱全忠（后梁帝国一任帝）拥有土地之广,怎比得上洪秀全（太平天国一任帝）?可是那些比不上人的角色,在数千年历史上,居然成了神圣。我没有办法解释,只好解释为:"幸与不幸!"于是,历史也者,一场赌博,一场儿戏,鬼怪之域,势利之窝。用这种标准写历史,怎么不驱逐天下人都去当禽兽?而腐烂了的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仍大声嚷嚷:"正统也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伦,国之本,民之防。"我不得不深恶痛绝这批人毒害天下,如此之甚。

不讨论"正统"则罢,一定要讨论"正统",我认为,自从周王朝之后,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正统。第一、蛮夷不能当正统,则元、后唐、后晋、后汉、北魏、北齐、北周、辽、金,一定摒弃。第二、篡夺不能当正统,则曹魏、晋、南宋、南齐、南梁、陈、北齐、北周、隋、后周、宋、唐,也一定摒弃。第三、盗匪不能当正统,则后梁、明、西汉、东汉,也一定摒弃。然则,谁才是正统?回答是:正统应以国家为主体,不应以君王为主体；应以人民为主体,不应以一人一家为主体,抛开国家而只看君王,抛弃人民而只看一人一家,就没有"统",更没有"正统"。一定要确定正统的话,则应该效法英国、日本等君主立宪之国,用宪法决定帝王继承的法则。当新君即位之时,把遵守宪法的誓言,向人民宣布,而人民也接受他的誓言。这样,才不违背"多数人民产生君王"的大义,才算是"正统"。

问题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何处有此?竟然有人整天在讨论统不统,正不正,我不得不怜悯他们的愚蠢,而厌恶他们的荒妄。盼望以后能出现优良的史学家,在中国人民盛衰、强弱、主奴这三方面,加以留意。

*梁启超《论纪年》曰:

有人问我:"你之驳斥‘正统论’,言之已尽。然而,传统史学家之讨论正统,用意并不一定都像你所说的那样，因为,只要有历史,必定有纪年；而纪年,必定要用帝王们的年号，因而不得不选择一个当主干,而把其他的当畸形旁支,司马光已说得十分详细。"我回答说:"假定如此的话,我便跟你讨论‘纪年’。"

凡是记号,目的在使人节省脑力，所以记号必须简单,不可繁杂。当各国没有交通之前,各自记各自的年,不可能不谋而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等到各国既已相通,交涉事件日益增多,而各国之年,因记号不同,遂互不相符,不但使人脑筋辛劳,且处理事务十分不便。孔丘作《春秋》,首先指出:"封国国君不可以改变年号。"在于使一万种并于一种,使繁杂归于简单,含有深刻意义. 

然而,一个地区之中,同时有数种纪年,固然造成困扰。就是一百年岁之内,纪年的记号不断变更,造成困扰的程度,同等严重，为什么?前一种是横的复杂,后一种是纵的复杂。中国史学家却坚持用帝王的年号纪年,岂不是认为帝王是一国最庞大的动物?问题是,帝王在位最长的,没有超过六十年（清王朝四任帝玄烨在位61年【梁启超计算有误,事实上在位62年】,在中国数千年中,独一无二）.时间最短的,有的五年,有的三年,有的两年,有的一年,甚至半年.而且,古代君王在位期间,有的能改十数次年号,乱七八糟 ,难以追究。根据《齐氏纪元编》所载年号,"正统""僭伪"加在一起,不下一千余个。单单以史学家所谓的"正统"年号,自前140年起,直到今天十九世纪末叶,二千年间,共有316个。现在,不妨在这316个年号里,随意找出一个,询问各位学者,恐怕学问再大的人,我敢确定他不知道该年号的时间位置。于是乎,强记年号,遂成为史学家或读者一项重要的课题,把精力用到这上面,实在浪费。

我们读西洋历史,看他们说几千几百年,或者说几世纪,一眼就可看出距离今天多少年。有人在翻译时把它改成中国年号,说"唐某号某年""宋某号某年",则茫茫然不知道它指的什么（把西文书译成中文书,改用中国年号,最没有道理，不但混乱难记,也违背"名从主人"原则.如果叙述中国历史而用西历,荒谬更不待言）?中国人熟悉中国人的符号,超过熟悉外国人的符号。可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符号,竟感到难如登天,原因何在?在于一个极为简单,一个极为复杂。只要对此了解,则用帝王年号纪年的方法,必然的不能长久存在于今天文明世界.

西方人用耶稣纪元,也不过是一千四百年以后的事.古代巴比伦人,用拿玻纳莎王作纪元（前七四七年）。希腊人开始时,用执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年作纪元,以后改用和灵大祭作纪元（前767年）。罗马人用罗马城初建之年作纪元（前753年）.回教国家用教祖穆罕默德避难之年作纪元（622年）。犹太人用《旧约·创世记》开天辟地作纪元（前3761年）.自耶稣创教后,教会用耶稣钉死十字架之年作纪元。到第六世纪,罗马一位教士,倡议改用耶稣降生之年作纪元,而今,世界采用的超过一半。这是西洋纪年符号逐渐改进,由繁到简的历程。主要的是:除非是生在极端野蛮时代,绝对没有以帝王年号作为纪年的事——当然有例外,只有中国、朝鲜、日本诸国而已。

有人问:"那么,中国当用什么纪年?"回答是:从前,上海强学会刚开办时,大书:"孔丘卒后2473年."当时会中一二伧俗之辈,吓得伸舌流汗,脸色铁青,惊恐说:"这是不奉本朝（清）正朔（年号）,崇奉耶稣!"却不知道这是司马迁的创见。《史记·老子列传》大书:"孔丘卒后275年."而其余各国各世家,都写"孔丘卒后",此司马迁开万世纪元的发明.近来经过学者讨论,认为当纪念生日,不应纪念死日。用孔丘卒年,不如用孔丘生年,而今用此纪年的,已有数家报社。见识开阔的人著书,也往往采用,势将传播天下。

用孔丘生日作为纪元,有四项特点:

符号简单,记忆容易,其一.不必阿附祸国的民贼,争夺"正""闰",其二.孔丘是中国至圣,用作纪年,使人产生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油然而兴,其三.中国历史事迹,在孔丘之后,才开始增多,所以使用方便.在孔丘之前,则仿效"西历公元前",作"孔丘公元前".好在史迹不多,不足为病,其四.有此四项优点,则孔丘纪元,足可以推行百世而不动摇.有人认为中国人是黄帝子孙,打算用黄帝纪元.有人认为孔丘托古改制,打算用伊祁放勋（尧）纪元.有人认为中国在姒文命时正式开辟,打算用姒文命（禹）纪元.有人认为中国统一于秦王朝,打算用秦王朝作为纪年.凡此等等,全都在事理上难以解释,在公义上有所欠缺,不值得一一辩驳.所以,用孔丘生日作为纪元,以后史学家应会认同.

年号纪元一定要变,并不仅仅由于"正统""闰位"之争的无聊.但是,一旦纪元不用帝号年号,史学家纵然想争"正统""闰位",也失去工具.不然,像王莽的昏虐,武则天的淫暴,而史学家却不得不用他们的"始建国""天凤""地皇""光宅""垂拱""永昌""天授""长寿""延载""天册""万岁登封""神功""圣历""久视""长安"等年号,放在"建元"（中国第一个年号）之下,"光绪"（梁启超写此文时清王朝年号）之上,造成中国历史的污点,岂不过分.何况,污染中国历史的,又岂止王莽、武则天?

柏杨:

司马光是一位极端的保守分子,十一世纪时,领导旧党,跟主张改革的王安石领导的新党对抗,对宋王朝和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的伤害.可是,在"正统"问题上,他却有重要的突破。梁启超认为司马光把"正统"给曹魏,是为了宋王朝的利益,我认为他的判断正确,但也可能有另一个原因,迫使他不得不做这样的决定,那就是,如果把"正统"给蜀汉帝国的话,"264年"便成了大空位（263年蜀汉亡于曹魏,而曹魏在265年才亡于晋）。换句话说,如果不用司马光的办法,就在264年,中国史书上便标不出该年是哪一年?这是一个实质上的困难. 

"正统""僭伪""年号""正朔"之类的争执,司马光和梁启超所作精密的驳斥,我们全都同意。而且了解,司马光所作的这项突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冒有很大风险。所以他才不得不作长篇大论,耐心解释。因为他可能被罩上忠"贼"不忠"汉"的铁帽,脑浆崩裂。梁启超迟生了八百年,当然拥有更多的资料和更积极的见解。不过,每个人都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太远,所以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仍不得不差异处理,像"正统"君王称"帝","僭伪"君王称"主"。而梁启超也只能走到孔丘纪年,不能再进一步,所以他认为用耶稣纪年,其荒谬不容置疑。

我们最大的幸运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超过前人（同样道理,后人也会站在我们肩膀上,超过我们）,能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好的工具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直接的使用耶稣纪元。孔丘纪元跟韩国的檀纪、泰国的佛历、阿拉伯国家群的回历一样,固然有梁启超所赞扬的特色,但它仍孤立于世界之外,当全世界十分之九的国家都使用耶稣纪年（比梁启超时的二分之一,已大量增多）,单独另创一个系统,似乎多此一举.结果仍然得列一个年份对照表,何必再找一个新的绊脚石?纪年只是计时的工具,工具越方便越锐利越好,不应管它是什么人制造的.若干对耶稣深恶痛绝的国家,照样使用耶稣纪元,并不伤害国家的尊严.《中国人史纲》首创此例,《柏杨版资治通鉴》跃马继进.并不是我们聪明睿智,而是司马光、梁启超给我们的启示,至为深刻；古史书带给我们的困扰,沉重而烦琐,必须解决,而我们庆幸已经解决,后人会失笑做这件事有什么了不起,但只有突破桎梏的当事人——包括司马光在内,才知道桎梏的僵硬性和杀伤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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