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695

原文：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建武六年（公元30年）

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者并之。”于是并省四百馀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执金吾硃浮上疏曰：“昔尧、舜之盛，犹如三考；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至长子孙。当时吏职，何能悉治，论议之徒，岂不喧哗！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应也。夫物暴长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坏。如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后，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颇简。

癸巳，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柏杨白话版：

六月二十四日，东汉帝刘秀下诏说：“设立官职，原是为人民服务。而今，人民受到灾难，户口减少。地方政府官员，却人数繁多。现在，训令京畿卫戍区司令（司隶）、各州全权州长（牧），分别在所管辖范围内，裁灭官员数目，无论是县或封国，没有足够的人口设立县长的，一律合并。”结果减少四百余县。每十个官员中仅有一个留任。

公元30年(东汉建武六年）

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执金吾）朱浮，上书说：“从前，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太平盛世，每隔三年，对官员犹有考绩。西汉王朝兴起，官员在位的时间，都很长久，甚至传递给子孙。当时的政治，怎能尽善尽美？抨击议论，岂不照样提出？只因为像天地般这么大的勋业，不可能仓促完成，艰难的工作，要靠累年积月，才有绩效。而现在郡长（守）、县长（宰），不断变换，迎新送旧，道路之上，疲于奔波。他们到任后的日子太短，还没有熟悉情况，上级就提出严格的督促和要求。使每个官员，内心慌乱，担心会被免职或调差。既害怕有人弹劾，又害怕有人讥笑讽刺，只好使用诈术和伪装，建立虚伪的声誉，这正是促使日食月食的原因。因生物突然加速成长，一定会提前夭亡。重大的事业仓促完成，一定会提前毁坏。如果摧残长久的基础，而只图完成放烟火般的一时功效，不是陛下的福气。希望陛下把眼光超过一年两年，直看到三十年之后，则天下有幸。”刘秀采纳他的意见。从此，全权州长（牧）、郡长（守）更换的次数减少。

十二月二十八日，东汉帝刘秀下诏：“前些时，因为战事不息，国库不够开支，所以实行十分之一税收。而今，粮秣储存渐多，从现在开始，各郡各封国赋税，征收三十分之一，恢复旧有制度。”（李贤注：西汉六任帝刘启在位时，下令三十抽一。）

读书笔记：裁汰冗员，减轻赋税，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必然发挥重要失去作用。

官员频繁调整，而每任官员都想要政绩，所谓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造成急功近利，政绩工程。而“夫物暴长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坏”，结果官员们“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

对官员的考核也要依据明确的法律规章，不可使官员负无限责任，否则，他们“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

王夫之《读通鉴论》：建官之法，与选举用异而体合，难言之矣。省官将以息民，而士之待用者，滞于进而无以劝人于善。不省，则一行之士，可自试以交奖于才能；然而役多民劳，苦于不给，且也议论滋多，文法滋繁，责分而权不一，任事者难而事多牵制以疑沮。吏省而法简，则墨吏暴人，拥权自恣，无以相察；而胥史豪疆，易避就以雠其奸。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际，难言之也。

　　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进贤远奸而已矣；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闭，因乎时而不可执也。

　　乱之初息，不患士之不劝于功名也，而患其竞。一夫有技击之能，一士有口舌刀笔之长，尝以试之纷纠之际而幸雠，效者接踵焉；而又多与以进取之涂，荡其心志，则损父母、弃坟墓、舍田畴以冒进者不息。唯官省而难容，乃退安于静处，而爵禄贵、廉耻兴焉。且也民当垫隘之余，偷安以自免之情胜。其有犯不轨者，类皆暴横恣睢，恶显而易见；不则疲敝亡赖而不知避就者；未容有深奸奇巧，诡于法而难于觉察者焉。则网疏吏寡，而治之也有余。抑百务艸创，而姑与天下以休息，虽有不举，且可俟之生遂之余，则郡县阔远而事为不详，正以绥不宁而使之大定，此则省官之法善矣。

　　若夫天下已定，人席于安矣，政教弛而待张矣；于斯时也，士无诡出歧涂以幸功名之路，温饱安居而遂忘于进，则衣冠之胄，俊秀之子，亦且隳志于痒序，而自限于农圃。非多为之员、广为之科，以引掖之于君子之涂，则朴率之风，流为鄙倍，而诗书礼乐不足以兴方起之才。且彊暴不足以逞，而匿为巧诈；豪民日以磐固，而玩法自便；则百里一亭，千里一邑，长吏疏，掾督缺，而耳目易穷。乃官习于简略，而事日以积，教化之详，衣裙之备，官不给而无以齐民，事不夙而无以待变。是则并官以慎选，而不能尽天下之才；省吏以息民，而无以理万民之治；吝爵吝权之害，岂浅于滥宂哉？故曰：理有定而法无定，因乎其时而已。

光武建武六年，河北初定，江、淮初平，关中初靖，承王莽割裂郡县、改置百官、苛细之后，抑当四海纷纭、蛇龙竞起之余，徼幸功名之情，中于人心而未易涤，井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斯其时乎！斯其时乎！要之非不易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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