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694

原文：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建武五年（公元29年）

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稽式古典，修明礼乐，焕然文物可观矣。

是岁，诏征处士太原周党、会稽严光等至京师。党入见，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书奏，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罢之。”帝少与严光同游学，及即位，以物色访之。得于齐国，累征乃至；拜谏议大夫，不肯受，去，耕钓于富春山中。以寿终于家。

王良后历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不应，卒于家。

柏杨白话版：刘秀在首都洛阳，开始兴建国立大学（太学），并亲自到国立大学视察，一切依照儒家学派的规定，学习古礼古乐，文化方面的贡献，焕然一新。

本年，刘秀下诏，征召隐居学者（处士）太原郡人周党、会稽郡（江苏省苏州市）人严光等到首都洛阳。周党晋见刘秀，仅俯下身子，拒绝叩头，也拒绝自报姓名；向刘秀请求准许他回乡继续隐居。研究官（博士）范升提出弹劾，说：“太原郡人周党、东海郡（山东省郯城县）人王良、山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人王成等，蒙陛下厚恩，使节去了三次，才肯上车就道。等到阶前晋见，周党竟然不顾礼仪，仅弯弯身子，不愿叩头及自报姓名，骄傲凶悍，同时迸发。周党等文不能发扬大义，武不能为君王而死，沽名钓誉，竟然妄想得到三公高位。我愿意跟他们，同坐在云台皇家图书馆之下，辩论考证治理国家的方法。我如果不如他们，愿接受大言不惭的处罚。他们如果说不出道理，那么，胆敢盗取虚名，向上夸耀，谋求高位，那是一种‘大不敬’罪行，应当诛杀。”奏章呈上去后，刘秀下诏说：“自古以来，圣贤的君王、英明的领袖时代，都有不愿意屈就的知识分子。伯夷、叔齐，不吃周王朝的粮食（前十二世纪，商王朝末年，周部落酋长姬发叛变，攻击商政府，商政府所封的孤竹国【河北省卢龙县】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姓不详】，拦住姬发马头劝阻。等到姬发把商政府推翻，建立周王朝。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拒绝吃周王朝土地上生长的粮食，遂饿死），太原郡人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他们都各有志向，不可以勉强。特别赏赐周党布帛四十匹，送回故乡。”

刘秀小时候，跟严光同窗念书。刘秀当了皇帝之后，派人查访，在齐地（山东省）发现他的行踪。几次派出使节征召，才到首都洛阳。任命严光当议论官（谏议大夫），严光不肯接受。告辞后，在富春山（浙江省桐庐县南富春江镇）耕田垂钓，最后病逝。

王良后来当沛郡（安徽省淮北市）郡长、宰相府执行官（大司徒司直）。在位时谦恭节俭，用的是布被和瓦制的器具，妻子儿女，从不走进办公室一步。后来，因病辞职。一年后，东汉政府再征召他，他走到荥阳（河南省荥阳县），病忽然转重，不能再进，拜访他的朋友，那位朋友不肯相见，说：“既没有忠言，也没有奇谋，而竟取得高位，来来去去，岂不嫌烦？”王良感到惭愧，从此之后，一连几次征召，他都拒绝，寿终家宅。

读书笔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刘秀有开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这正是帝王气度。宰相肚里能撑船，刘秀的肚里可以任航母行驶。

王夫之读《资治通鉴》：

起于学士大夫、习经术、终陟大位者三：光武也，昭烈也，梁武帝也。故其设施与英雄之起于艸泽者有异，而光武远矣。

昭烈习于儒而淫于申、韩，历事变而权术荡其心，武侯年少而急于勋业，是以刑名乱之。梁武篡，而反念所学，名义无以自容，不获已，而闻浮屠之法有“心亡罪灭”之旨，可以自覆，故托以自饰其恶，愚矣。然而士大夫释服入见者，面无毁容，则终身不录，终不忍使大伦绝灭于天下，人道犹藉以仅存，固愈于萧道成之唯利是尚也。光武则可谓勿忘其能矣。天下未定，战争方亟，汲汲然式古典，修礼乐，宽以居，仁以行，而缘饰学问以充其美，见龙之德，在飞不舍，三代以下称盛治，莫有过焉。故曰：光武远矣。

呜呼！古无不学之天子，后世乃有不学之相臣。以不学之相臣辅艸泽之天子，治之不古，自高帝始，非但秦也。秦以亡而汉以兴，亡者为后戒，而兴者且为后法，人纪之存，不亦难乎！

严光之不事光武，以视沮、溺、丈人而尤隘矣。沮、溺、丈人知道不行，弗获已而废君臣之义者也，故子曰：“隐者也。”隐之为言，藏道自居，而非无可藏者也。光武定王莽之乱，继汉正统，修礼乐，式古典，其或未醇，亦待贤者以道赞襄之，而光何视为滔滔之天下而亟违之？倘以曾与帝同学而不屑为之臣邪？禹、皋陶何为胥北面事尧而安于臣舜邪？

若周党者，则愈僻矣。召而至三，征而就车，偃蹇伏而不拜，忿惊之气，施于君臣礼法之下，范升劾其不敬，罪奚辞焉？党闻春秋报雠之说，非君非父之惨，称兵以与人相仇杀，党其北宫黝之徒与！黝固无严诸侯，党亦无严天子也。赐帛而罢之，恥孰甚焉！帝覆载以容之，而党藐乎小矣。

王良应召而受禄，虽无殊猷，而恭俭以居大位，于君子之道尚不远矣。故君子者，以仕为道者也，非夷狄盗贼，未有以匹夫而抗天子者也。范希文曰：“蠱之上九，子陵有焉。”非其时而凭高以为尚，则“比之无首”而已矣，恶足法哉？

王夫之曰：

　　严光之不肯当刘秀的臣子，比起长沮、桀溺、“丈人”，更为窄狭。长沮、桀溺、“丈人”，看出正道不能实行，在不得已情形下，才凌除君臣之义。所以孔丘说他们是隐士。隐的意义是：把治理国家的方法（道），藏在自己心中，并不是什么内涵都没有。刘秀平定王莽造成的混乱，继承西汉王朝正统，建立礼仪圣乐，遵照古代模式，或许并不是纯粹的儒家学派规范，但也只能等待贤能的学者，用正道协助它发展。严光凭什么认为天下混乱，到处一样？如果认为曾经跟皇帝同过学，而不屑于当部属，那么，姒文命、皋陶，却为什么肯侍奉伊祁放勋？后来更心安理得地向姚重华低头称臣？

　　至于周党，就更奇怪。三番两次的征召他，他才上道。然而，仍傲慢地不肯叩头和自报姓名，这种暴戾之气，竟出现君王和臣属的纲纪之下，范升弹劾他“不敬”，要求诛杀，罪状岂能推卸？周党听说《春秋》上有复仇的学说，（《春秋公羊传》〈前六九〇年>：“远祖是指几世？九世。难道九世的仇也可以报复？岂止九世，一百世以前的仇都可报复！”）如果不是为了君王和老爹的惨死，而竟公然跟人对抗，周党这个人，不过北宫黝之辈罢了（北宫，复姓。北宫黝是孟轲最钦佩的勇士之一：“不退避，不畏缩。如果人格受到侮辱，不管这侮辱来自卑贱的小民，或高贵的君王。他眼中的高贵君王，跟卑贱的小民一样。凡是对他恶言恶语的，一定报复。”参考《孟子·公孙丑》）。北宫黝没有遇到过严厉的国君，周党也没有遇到过严厉的领袖，赏赐给他布帛而送他回乡，对周党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羞耻，刘秀像天地一样，恢弘的包容他，周党便显得渺小。

　　王良受到征召，接受俸禄，虽然没有特殊贡献，但在高位上谦恭节检，距离“君子”的道路，并不算太远。“君子”的意义是，以当官为唯一的目的。除非是蛮夷或强盗匪徒，从来没有人敢以一介平民，对抗君王的。范仲淹说：“《蛊》里的上九，正是严光的气质。”（《易·蛊·上九卦》：“不侍奉帝王公侯，志向高贵。”）不是恰当的时机，而仅只认为高贵便去做，不过是《比》里的‘无首’而已（《易·比·上六卦》：“跟没有头相同，凶险。”意义是：“没有头，没有好的结局。”）怎么能用他作为榜样？

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自己被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动后人的奴隶根性而已。”阅读范升的弹劾书，跟王夫之对严光等的评论之后，心情跟梁启超同样沉痛。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在专制封建政治制度下，中国人的人格，一直被凌辱、被蹂躏，不能保持尊严，胆敢有一点点自尊，有一点点羞耻之心，暴君暴官，以及文妖之类，立刻怒火冲天。

最早的迫害发生在公元前十二世纪，齐国第一任国君姜子牙到了他的封国，狂裔、华士兄弟二人，互相商议说：“我们不侍奉天子，也不侍奉国君，耕田而食，掘井而饮。不要求别人什么，不追求美好声誉，不接受君王俸禄，不去做官，而只靠劳力维生。”姜子牙就把兄弟二人诛杀，理由是：“不侍奉天子，不侍奉国君，表示他们不会做我的臣子。耕田而食，掘井而饮，对人毫无所求，是使我无法用赏罚推行政令。君王控制人民，不是用官职爵位，就是用刑法处罚，这四项都不能教他们屈服，我怎么能够安心？”

姜子牙这种理论，到了公元十四世纪时的明王朝第一任皇帝朱元璋，发扬光大。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最巨大的无赖恶棍，制定了“不为君用律”，人民胆敢拒绝君王赏赐的，就跟姜子牙对付狂裔、华士一样，一律处决。从姜子牙、朱元璋的这些杰作，可看出无限权力下的暴君暴官，多么欣赏自己手中的无限权力。

刘秀所以用温和的手段对待这些隐士——甚至以皇帝之尊，跑到严光那里，跟他同床共卧，畅叙离情。我们可以说他天性敦厚，不忘贫贱之交；也可以说那是一种远程谋略。鉴于西汉王朝末年及新王朝初期，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刘姓皇族在内，为了贪图官职爵位，都向王莽歌功颂德。刘秀的目的，就在培养砥砺一种不向权势屈膝的高贵气质。

帮凶往往比正凶更狂热，奴才往往比主子更邪恶。当皇帝的刘秀，还敬重周党和严光的高风亮节，范升却妒火中烧，要动手杀人。在他的境界上，俺范升千方百计，才不过弄到一个年俸仅六百石的研究官（博士），而你们这些反调分子，不费吹灰之力，竟受到皇帝重视，岂不使我们这些忠贞的马屁精，心灰意冷！像一个护食的牲畜一样，口中咬着一块骨头，毛竖爪张，而对方竟把捧到面前的肥肉踢开，相形之下，不由自主的老羞成怒。

王夫之的奇异言论，层出不穷。新王朝之亡，亡于刘玄，亡于以刘玄为首的玄汉政府，并不是亡于刘秀。王夫之不可能不知道，可是他却故意扭曲事实，使读者产生错觉。严光不肯向老朋友屈膝，当然是不屑于屈膝，如果换了王夫之，早已扑通一声，下跪不起，谢主龙恩，因为他没有严光那种高贵情操，所以对严光的高贵情操，完全不能理解。而周党，不过不肯磕头，不肯自报姓名，不肯当官而已，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却使范升生起杀机，又使王夫之诟骂他有“暴戾之气”。大概周党必须感激涕零，磕头有声，范升和王夫之，才肯认同。

王夫之最精彩的观点是，中国知识分子原是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的动物，有官不做，不是疯子傻瓜，就是桀骜不驯，对于不向权势屈服的骨鲠之士，不但没有赞扬，反而提出警告：“从来没有一介平民胆敢抗拒君王！”胆敢不驯如猪羊，不是“蛮夷”，就是“强盗”“匪徒”，必须扑杀。自毁人格尊严，集帮凶与恶奴于一身，使我们震撼。

中国人的噩运，固在于暴君暴官太多，也更在于帮凶的恶奴太多、文妖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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