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庄宗败亡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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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庄宗李存勖（xù，一作“勗”），代北沙陀人，后唐开国皇帝。但他沉缅于声色，治国乏术，重用伶人、宦官，疏忌杀戮功臣，后死于兴教门之变，时年四十二岁。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欧阳修

邺都平叛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郭崇韬之死而引发的一场谣言，而这场谣言引发了皇甫晖的叛乱。这场叛乱彻底让局势失去了控制，引发一系列恶果，成为庄宗败亡的根本。

 

“二月癸巳，贼入邺都，孙铎等拒战不胜，亡去。赵在礼据宫城，署皇甫晖及军校赵进为马步都指挥使，纵兵大掠。”从这里可以看出，不能以乌合之众来看待赵在礼及皇甫晖这帮职业军人的叛乱。邺都作为河北重镇，自安史之乱后，一直是藩镇割据的带头大哥，其实力不容小视。唐庄宗能取得对后梁的胜利，很大程度是魏兵的功劳，这时候邺都再次成为他们的据点，朝廷若等闲视之，其结果可以设想（唐亡启于庞勋之乱，兵士戍边不归是导火线，唐庄宗肯定忘了）。

 

对于皇甫晖的叛乱，唐庄宗以及他身边的那帮伶宦根本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而是视为历代面临的局部小叛乱，想当然的以为大军一到，赵在礼等人必将瓦解。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的预计非常离谱。二月丙申，当丢魂丧魄的史彦琼至洛阳。唐庄宗立即着手安排平叛，第一个被任命平叛的是归德节度使李绍荣，而李绍荣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不怕神一般的对手，就怕猪一般的队友。”当李绍荣至邺都，采用攻抚相结合的战略，应该是明智的。赵在礼等虽据兵反抗，只是为了保命，如果朝廷抚慰得当，他们没有必要造反。然而猪一般的对手打乱了这一计划，“史彦琼戟手大骂曰：‘群死贼，城破万段！’皇甫晖谓其众曰：‘观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皇甫晖等除了坚守拒战，根本没有退路。然而李绍荣攻之不利，当唐庄宗得到这个消息，彻底让情感战胜理智，“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遗噍类！’大发诸军讨之。”然而意外发生了。

失控的局面 

 

时间会改变一切。

 

赵在礼等人据城自守的时候，河北的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超出了唐庄宗的想象。

 

皇甫晖叛乱不久，邢州左右步直兵赵太等四百人据城自称安国留后，而“李绍荣讨赵在礼久无功，赵太据邢州未下。”沧州又发生军乱，小校王景戡讨定之，因自为留后（不待朝命而自为留后，和叛乱没有区别，庄宗此时根本无力顾及），“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面对河北失控的局面，庄宗很难故作镇定：

 

“帝欲自征邺都，宰相、枢密使皆言京师根本，车驾不可轻动，帝曰：‘诸将无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为勋旧。’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卫。’皆曰：‘他人无可者。’忠武节度使张全义亦言：‘河朔多事，久则患深，宜令总管进讨；若倚绍荣辈，未见成功之期。’李绍宏亦屡言之，帝以内外所荐，甲寅，命嗣源将亲军讨邺都。”

 

面对“河朔州县”（河北）相继为乱的局势，唐庄宗准备亲征邺都是有道理的。河朔三镇一直是唐中后期的心腹之患，庄宗当然不希望藩镇割据的局面再次发生。但在群臣的劝阻下，以根本为重而作罢，启用李嗣源担当平叛邺都的重任，而这个决定将成为庄宗败亡的致命一击。

李嗣源之反

 

《新五代史》里面，欧阳修对李嗣源的评价用词是“反”，这个字可是春秋笔法，如果说皇甫晖的叛乱是临时起意，那么李嗣源之反就是蓄谋已久。李嗣源何许人也？李克用的义子，能征善战，素有军功，同光二年，庄宗封李嗣源为宣武军节度使、蕃汉马步军总管，诸子皆赐高位，后以义兄得以拜王，这些虽是虚名。但其诸子位兼节度使，李嗣源在军中威望又很高，这些都是硬实力，为他的“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五代乱世，“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对于任何人，兵强马壮才是硬道理。唐庄宗对战功赫赫的李嗣源猜忌之心并非多余，对其是否 “能堪大用”犹豫不决，在群臣的推荐下不得已任用他，但李嗣源辜负了庄宗的信任。

 

史料记载，在邺都城下，李嗣源被乱兵所迫，而不得不“被迫造反”，但是从后来的情况的分析，他的 “反”心早已有之，只是借用这个时机，在一系列剧情的推动下，彻底走上反叛之路。当时的首都是洛阳，李嗣源不与庄宗直接冲突，反而拥军向大梁，石敬瑭提出的理由是 “大梁，天下之要会也，愿假三百骑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军亟进，如此始可自全。”

 

唐庄宗面对这种李嗣源之反，不得不应对这头号大敌，然此时非彼时，屋漏偏逢连夜雨，“租庸使以仓储不足，颇刻军粮，军士流言益甚。”面对将失士卒心的情况，百官希望庄宗能从内库借支银两，帮助军士家室度过难关。钱可以收买人心，这个道理谁都懂，但偏偏庄宗的妇人不懂，刘皇后大言不惭的认为“吾夫妇君临万国，虽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

 

我记得商纣曾自以为是“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结果商朝亡了，纣王死了。而今刘皇后居然再次寄希望于天命，不恤将士，谁能为他卖命？当庄宗带兵发洛阳，到达万胜镇的时候，李嗣源已经据有大梁，面对这种局势，庄宗还是知天命的，说了一句“吾不济矣”，随即旋师洛阳，而随从军士逃跑近一半。庄宗百战而得天下，失天下却“被兵不血刃”，真可谓讽刺。

唐庄宗之死 

 

唐庄宗的失败是讽刺的，而他的死将是讽刺的二次方。竟然因为一句戏言而死于伶人之手，正所谓“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是一句怎样的戏言。

 

“926年二月甲辰夜，从马直军士王温等五人杀军使，谋作乱，擒斩之。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本优人也，优名郭门高。帝与梁相拒于得胜，募勇士挑战，从谦应募，俘斩而还，由是益有宠。郭崇韬方用事，从谦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从谦为假子。及崇韬、存乂得罪，从谦数以私财飨从马直诸校，对之流涕，言崇韬之冤。及王温作乱，帝戏之曰：“汝既负我附崇韬、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为也？”从谦益惧。既退，阴谓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邺都平定，尽坑若曹。家之所有宜尽市79/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酒肉，勿为久计也。’由是亲军皆不自安。”

 

作为帝王的唐庄宗，应该深谙权谋艺术，却因为一句幽默的戏言，为此送了命，令人嘘嘘。郭从谦与郭崇韬的关系非同一般，庄宗竟然把他和郭崇韬联系起来，又把王温的作乱用戏言加以解读，我们可以相信郭从谦的心从此必将悬起来。昔日的宠信，今日因一句戏言而丧失殆尽。郭从谦在战战兢兢的心理状态下，叛乱不显得很正常吗？而庄宗面对李嗣源的叛乱，无如之何，军士已经用脚做出了选择。当他重回洛阳，已经证明庄宗不再是以前的庄宗，天下也不再是原来的天下，郭从谦对此还会犹豫什么呢？

 

“夏，四月，丁亥朔，严办将发，骑兵陈于宣仁门外，步兵陈于五凤门外。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不知睦王存乂己死，欲奉之以作乱，帅所部兵自营中露刃大呼，与黄甲两军攻兴教门。帝方食，闻变，帅诸王及近卫骑兵击之，逐乱兵出门。时蕃汉马步使朱守殷将骑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与同击贼；守殷不至，引兵憩于北邙茂林之下。乱兵焚兴教门，缘城而入，近臣宿将皆释甲潜遁，独散员都指挥使李彦卿及宿卫军校何福进、王全斌等十余人力战。俄而帝为流矢所中，鹰坊人善友扶帝自门楼下，至绛霄殿庑下抽矢，渴懑求水，皇后不自省视，遣宦者进酪，须臾，帝殂。”

历史的借鉴

 

唐庄宗的死我们不必惋惜，但作为一个善始而不能善终的君王，我还想到历史上的梁武帝。侯景之乱时，梁武帝被软禁而“索蜜不得，再曰‘嗬！嗬！’逐殂。”他们的结局何其相似！“生何其荣，死何其哀”，可怜都做了土。

 

从表面上看，庄宗因为一句戏言而亡身，但细究背后的故事，从郭崇韬之死，我们就发现庄宗的每一步都在置自己于死地。大肆诛杀，牵连甚广而引得人心不安，朝野骇惋。群情不安必定引发失控，而皇甫晖就是其中一例。当皇甫晖挟制赵在礼为乱之后，为天下人树立一个榜样，“不服就反了他”，河朔州县叛乱相继。此时的天下局势已经大变，于是朝廷不得不任用李嗣源平叛，但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唐庄宗的死绝不是郭从谦所能决定。不赏士卒先赏伶人，不失小信而失大信；任用伶宦辈乱政，听信谗言而杀功臣；视士卒为刍狗，不得军心；面对叛乱，不悟己之所失。这些种种原因集合在一起，最终体现在“李嗣源举起反旗，军士们望风而降。”这个时候唐庄宗才发现他已是孤家寡人，可惜历史不再给他机会。

 

从庄宗的败亡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如下的借鉴：

一、民不可侮

“柔而不可狎者，水也；弱而不可轻者，民也。”很多人理解为无比正确的废话，但其中的正确性又有几人当真？我不想争论民众为何不能轻，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我只就五代之际唐庄宗轻视民众而带来的结果做出我自己的分析。比如，当庄宗与后梁征战天下时，任用一个孔谦的干吏，“魏州孔目吏孔谦，勤敏多计数，善治簿书，晋王以为支度务使。谦能曲事权要，由是宠任弥固。魏州新乱之后，府库空竭，民间疲弊，而聚三镇之兵，战于河上，殆将十年，供亿军须，未尝有阙，谦之力也。然急征重敛，使六州愁苦，归怨于王，亦其所为也。”战乱之际，强征百姓，滥用民力在征战天下者看来正常不过，但孔谦使六州愁苦而归怨于上，庄宗怎能不失六州民心？

 

当庄宗取得天下之后，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宽徭薄赋以安集之。但他把这些无比正确的废话当耳边风，认为只要有兵有马就可以稳坐天下，但谁来养这些兵马呢？民众虽弱且愚，但是他们民心所向才是天下的大势。面对横征暴敛而没有反抗，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耳。

二、政不可乱

唐庄宗显然不懂“打天下易，坐江山难”的道理，俨然把天下之物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他对伶宦的“欣赏”，将成为人生最大的败笔。宦官辈干政，唐之所以亡，而“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庄宗显然不懂这些道理，任由伶官干预朝政。比如“诸伶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能出气；亦反有相附托以希恩泽者，四方藩镇争以货赂结之。”庄宗雅好音律，这种爱好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身为一国之主，仅仅因为自己的爱好，就让伶官干预朝政，带来的结果肯定是滥权，如“滑州留后李绍钦因伶人景进纳货于宫掖，除泰宁节度使。”唐庄宗还任用内宦外出监军，作为从中央控制地方来讲，这是有必要的，但任用宦官监军恐怕就难以解释了。“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怒。”这种结果必然造就藩镇的离心离德。在平乱的过程中反而越平越乱，也印证伶宦干政带来的恶果。“主昏于上，政浊于下”就是对这种情况最形象的评价。

三、众不可犯

唐庄宗百战而得天下，却先赏伶人而忘百战之将，“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这不就是典型的犯众怒吗？在承平时代，看似歌舞升平，而人心的不忿早已暗流涌动，只需要一个时机便可以点燃。当皇甫晖乘夜搏不胜而作乱，河北相继告急的时候，后唐外强中干的架子终于倒塌。庄宗和刘皇后面对“租庸使以仓储不足，颇刻军粮，军士流言益甚。”的情况，仍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

 

当庄宗失败而重回洛阳的路上，希望能以钱财再次买到军士的心，而军士对曰：“陛下赐己晚矣，人亦不感圣恩！”庄宗面对军心仅是的局面只能流涕而己。当郭从谦以所部兵为乱，近臣宿将皆释甲潜遁，独十余人力战，也就显得自然而然。

 

当然“侮民”、“政乱”、“犯众”只是可能会引发唐庄宗败亡的因素，并不是说只要存在上述问题，就必然得到败亡的结果。我只是想说，当上述三个条件一旦成立，便为唐庄宗的败亡埋下了引线，而这个引线只需要一个火星便可以点燃。祸患总是通过积少而成多，从量变而引发质变。对于庄宗的败亡或有可恨、或有可怜、或有可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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