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一定就有好报吗？听听司马迁怎么说

 （司马迁/图）

文 | 司马迁

译 | 佩韦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

学者们涉猎的书籍虽然很多，但还是要从六经（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里考察真实可信的记载。《诗经》、《尚书》虽然残缺不全，但还是可以从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中考察清楚。唐尧将要退位时，把帝位让给虞舜；虞舜把帝位让给夏禹之际，四方诸侯和州牧都来推荐，这才把他放在帝王位置上加以考察试用。主持国政几十年，功绩卓著以后，才把政权交给他。这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极重要的统绪，所以传授政权是如此地郑重审慎啊！

可是诸子杂记里说：“唐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仅不接受，反以为耻，于是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朝，又出现了不接受商汤让位的卞随、务光。这又如何颂扬他们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听说山上可能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论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如吴太伯、伯夷这些人，都非常详细。我认为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高尚的，但是经书里连一点大略的文字记载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以往的仇恨，因而怨恨也就少了。”“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我对伯夷深表同情，看到他们未被经书载录的轶诗，又感到很诧异。他们的传记上说：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父亲死后，叔齐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我怎能违背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随之也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中子。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侯昌能够很好地赡养老人，“何不去投奔他呢！”等他们赶到那里时，西伯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侯昌为文王，并把他的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向东方进兵去讨伐殷纣。伯夷、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谏诤说：“父亲死了不葬，还发动战争，这难道是孝顺吗？臣子将弑君主，这难道是仁义吗？”武王的随从人员准备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仁义之人啊。”于是扶起他俩让其离去。等到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的暴乱，天下以周为宗，但伯夷、叔齐却以为耻，坚持大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采摘野菜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那歌辞是：“登上那西山啊，采薇而食。以暴臣易暴君啊，不知其非。神农、虞夏转眼消失了，哪里才是我的归宿？等待我的只有死啊，命运是这样的不济！”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如此看来，他们是怨恨还是不怨恨呢？

有人说：“天道无偏私，常帮助善人。”像伯夷、叔齐这样是善人呢，还是不是呢？他们如此地积累仁德，保持高洁品行，却最终饿死！再说，孔子七十名得意的学生里，只有颜渊被推重为好学，然而颜渊总是穷困缠身，连粗劣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去了。天道报偿善人，就是这种结果吗？盗跖成天杀无辜的人，吃人心肝，凶残暴纵，聚集党徒几千人，横行天下，竟然长寿而终，他又遵循了什么道德呢？这是极大而又显著的对比啊。至于说到近代，那些不守操行，时常犯禁的人，却终生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断绝。而有的人慎言慎行，不走邪道，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去做，他们遭遇祸灾的不可胜数。我深感困惑，倘若这就是天道，是合理呢，还是不合理呢？

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只能是各自尊崇己愿而行。所以他又说：“假如富贵可通过寻求而获得，即使作个卑微的赶马人，我也愿意。假如寻求不到，从吾所好。”“到了严寒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整个社会混乱污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会显露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而把富贵看得太轻吗？

孔子说：“君子害怕死后名不副实。”贾谊说：“贪财之人为财而送命，重义之人为名而献身，恋权之人为权而丧生，平民百姓则贪生而恶死。”《易经·乾卦》说：“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互相辉映，同样种类的事物则互相应求”。“ 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然贤德，只有得到孔子的称赞，名声才愈加显赫；颜渊虽然好学，也只是因为追随孔子，他的德行才越发显露。岩居穴处的隐士，命运不一，有的死后名随之堙灭，实在可悲啊！一般人要想通过磨砺德行，树名声于后世，如果不依附德高望重之人，又哪能留名于后世呢？

读书笔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常见的却是事事强求，不择手段的强求。好人就有好报吗？这是一个伪命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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