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阳儒阴法哪点事

汉武帝到底有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恐怕未必！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证据是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所提到的“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人以此认为汉武帝时期是儒家成为治国思想的开始。若我们从历史细节上探索，恐怕并非如此。其中关于汉宣帝与太子刘奭之间的对话，可作为理解西汉时到底采用何种思想治国的一个佐证。

《通鉴》记载：“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指汉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从汉宣帝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汉家自有制度”，但并不是所谓的“儒术”，而是“本以霸王道杂之”。他甚至非常反对后世儒家推崇备至的“德教，周政”。若仅从对话我们当然不能证明汉武帝是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接下来我就直接以汉武帝时为政用人来简要分析。

自西汉初以来，从制度上大体沿用秦制，其为政主要思想是“黄老无为”，汉文帝是主要的代表人物。直到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广招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儒家逐渐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此时与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无为”派产生了冲突。公元前139年，迫于窦太后派的压力，“上（汉武帝）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赵）绾、（王）臧吏，皆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以汉武帝的失败告终。

直到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西汉“黄老无为”的治国思想才正式画上句号，此时汉武帝才拥有真正意义上决定为政思想的权力。那么他到底是否采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关于详细的考证此文暂不涉及，只就汉武帝时为政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作为切入点，以此证明汉武帝为政的思想实质是阳儒阴法，儒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那块遮羞布，充当缘饰的功能。

《汉书》记载：“公孙弘，菑川薛人也。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从公孙弘的经历来看，“少时为狱吏”、“四十学《春秋》”，我们很难直接将其归为儒家人物。直到六十岁时，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汉武帝下诏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公孙弘以贤良征为博士。后出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

公元前前130年，汉武帝“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摆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自此以后，公孙弘才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与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悦，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弘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通‘背’）其约以顺上旨。”因为常得汉武帝心意，元朔中，拜为丞相，共为相六年。《汉书》评价“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通‘佯’)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徒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为政还是个人道德，公孙弘并没有做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所表现出的仅是一个伪儒形象。

若公孙弘代表的是伪儒，那么张汤就是酷吏。《汉书》记载：“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荐补侍御史。治陈皇后巫蛊狱，深竟党与，上以为能，迁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从这里可以看出汉律更为重要的是体现法家精神而不是儒家，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汉武帝在实际中并没有摈弃法家，那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显然是个伪命题。

《通鉴》记载：“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时上方乡文学，汤阳浮慕，事董仲舒、公孙弘等；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经平者；以千乘宽为奏谳（yǎn，审判定罪）掾（yuàn，副官佐或官署属员的通称），以古法义决疑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上由是悦之。”

何为“以古法义决疑狱”？就是指用儒家经典《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等教义来平决有疑难的狱讼。从这里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儒家与法家之间的微妙关系——儒家所谓的那一套“乌托邦”式理想政治，在实际中却变成缘饰帝王意图的遮羞布，这正是阳儒阴法的实质。

当然，仅用公孙弘和张汤的例子并不能说明什么，也只能是管中窥天而已。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无论是汉武帝，还是汉宣帝，以至后代帝王，他们更多的是阳儒阴法的执行者，所谓“独尊儒术”仅是很多人的一厢情愿。儒家、法家的灵活运用才是帝王的基本心法。

为什么很多后世儒家讨厌法家呢？恐怕主要在于法家深刻体现人性本恶这一点，代表的是人性阴暗面，而这正是儒家需要大力否定的。所以伟光正的儒家成为帝王放在台面上的面子，法家成为只能做不能说的里子。

其实不管我们能否从文字上找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证据，都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无论如何，都很难把汉武帝当作一个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君王。儒术也好，法术也罢，在他的手中更多的是一种为政工具，所不同的仅是充当的职能不一样而已。西汉之儒亦非先秦之儒，后世之儒又非西汉之儒，儒家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所以我们仅用一个“儒”字来代表古时的治国思想，恐怕有失偏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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