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有这两个致命的缺陷,但作为皇权的拥有者皇帝又能怎么办呢?权力是那么的自私,面对这两个缺陷,皇帝也不能寻根治本、对症下药,因为皇权既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民众的选择,每个民众都心怀帝王梦,如刘邦见秦始皇出巡脱口而出“大丈夫当如是”,即使某一个皇帝高尚到能限制权力,勤政爱民,并选一个自认为贤能的人继承皇位,但他却不能保证后世的皇帝也如此打算,皇权仍会走上原来的轨,继续驰骋下去,直至再也不能适应这个时代。那么要保证人治下的皇权稳固,以达到长治久安,传世万代的愿望,那么他不得不研究出一套系统的治民之术,这些治民之术就是历朝历代的选举,选举出整个官僚集团来维护帝国的运转。


西汉时有“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东汉有“举茂才、孝廉”,魏晋有“九品官人之法”,隋唐科举之法,沿用至大清,然天下无不亡之国。可见这些选举并不能完全做到所谓的选贤任能、治民有方,否则也不会存在皇权的周期性更替。为什么各朝各代都标榜以“选贤任能”为己事,而现实中并不能如此?这主要是由选举的目的所决定——皇权家天下。

选举制度之纤密令后世都难以相见,我们暂以东汉时的“三互法”举个例子。选举甲人到乙地任地方官,首先得“回避婚姻之家”,婚姻之家不能在乙地,其次“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则需乙地人没有在甲地任地方官,最后“两州人士也不得对相监临”,如乙人在丙地为官,而丙人在甲地为官,则甲人就不能在乙地任地方官。这些规定如此严密,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防止臣下朋党比周,加强皇权专制的稳定,然皇权的稳定和治民为公的目的并不能一致趋同。

我们接下来就唐宋以来皇权、官僚集团、民众之间的利益异同做简要分析,就更能理解皇权的实质。皇权的世袭制决定了他家天下的本质,那他的目的就很简单——传万世;官僚系统所选拔的人材虽大多数都是读圣贤书,怀揣为国为民的理想,但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显然只有个别人,大多数只是守职业的本分,有一个进身之阶,但也有人成聚敛之臣、盗臣,为祸一方;民众,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其实很简单——生活的相对稳定,可以生存下去,有怨可以诉。

皇权要达到家天下传万世的目的,他的统治表面上是依靠整个官僚集团,但其合法的基础是民众的支持,所以他不能过分的压榨民众,以致民不聊生,否则造成的结果将是民众拿起武器来“投票”;官僚集团的出人头地依靠的是自身的家世背景或者个人努力,更重要是依靠皇权下的选举制度,他们的利益显然取决于皇权,而与民众是没有直接联系的,这就是他们“只唯上不唯下”的根源,注定他们的利益是不会和民众一致的;民众可以依靠的绝不是官僚系统,而是皇权本身,皇权的强大是民众利益的根本保障。从这些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出皇权拥有者和民众的意愿使得皇权越来越强大,中央越来越集权,由于皇权的越来越强大,束缚了整个官僚集团,使得他们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依附皇权,官僚集团离皇权越近,就会离民众越远,在运行中根本不能做到将民众的诉求及时的反应给皇权,而皇权高高在上,又怎么看到远处民众的诉求呢?

虽然民众是皇权的支持者,但显然在这个链条中,皇权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而民众却处于链条的底层。当皇权已变得更加强大,日益于民众走的更远,而民众却越来越分散,力量变得更小,又怎能制约皇权呢?

皇权继续存在需要依靠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民众力量的分散微弱;二是民众的思维牢牢的被皇权所管制。而在清末这两个条件逐渐的在消失,民众的力量逐渐在增强并联合起来,外国已打开清政府的国门,日益增加的外贸通商加强了外界思想进入到民众心中。当这两个条件一消失,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清政府在内外力量的夹击之下风雨飘摇,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皇权至此结束。

如此看来,对待以往的皇权我们不必抱着一颗仇视的心态,他只是时代和民众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并不是自愿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时代的局限,还找不到一种更好的制度来代替它。时代已发生改变,溥仪之后就不会再有皇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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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皇权下的治民之困发布于2021-07-13 10: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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