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有感二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谈改革没有回头路

“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候”出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句话时常被人引用，但有人却引申为“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我确定这是对原话的最大误解。我将通过所读所感来表示我的一些浅见，如有分析不周之处，敬请指正。

法国在1789年发生大革命以前，社会制度、民众风貌相对于同时代的欧洲而言，不乏改革，比如农民来去自由、耕种自由、买卖自由，他们不再是依附于土地的农奴，甚至还可以成为土地的所有者，而同时代的德意志，几乎没有那个地方彻底废除农奴制度，农民仍被牢牢的困在封建领地上。虽然如此，法国的这些改革带来的并不是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居乐业，反而是激发民众对旧王朝的苦大仇深，恨不能将所有与旧制度相关的一切摧毁。托克维尔在评价大革命的功绩时总结：大革命彻底摧毁旧社会贵族制度和封建制度所产生的一切，摧毁与其存在任何联系的一切，摧毁哪怕带有一丝其痕迹的一切。从这点来看，大革命的历史意义是积极的。

那么法国大革命是当时改革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从历史中我们或许可以寻找到答案。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讲，他们不讨厌负担，当这个负担是不可逃避的时候；但他们觉得无法忍受的负担却是本来可以减轻的时候，那么这个负担就会变得令人生厌，恨不能立马摧毁它和与它相关的一切。造成民众继续承受本可减轻负担的这种局面不是已经发生的改革，而是某些方面根本没有进行改革。这种局部改革，而不是系统性、全局性的改革，才是导致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我作如下假设，法国继续以前的道路，既不实行局部性改革，也不作系统性改革的打算，让民众仍承受那无法忍受的负担是否就可以避免大革命呢？我的答案是或许可以，他避免了大革命，却无法逃脱农民起义这个周期性疾病的发作。如1358年法国爆发“扎克雷起义”，他们虽然失败，但提出“消灭一切贵族，一个不留”的口号，令人不寒而栗，大革命期间的激进派不正是对这个口号的实践吗？从反抗的角度来分析大革命与农民起义，我们可以得出“只要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反抗的到来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如何避免大革命，留给历史的其实只有改革一条道路，改革要搞真改革，而非装腔作势的假改革或者不彻底改革。只有改革才能避免反抗的直接冲突，但并不是所有的政体都能决心改革，搞真正的改革。

一个政体是否有决心真改革是考验政体好坏的标准。对于专制（特指王权）政体，他会漠视改革的呼声，甚至镇压民众，这定会造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离心离德，托克维尔在评价专制政体时说：“在这种专制社会，无所谓安居乐业之说，人人都焦虑不安，都渴望挤为人上人，都唯恐沦为人下人；金钱。成为尊卑贵贱的主要标志...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提升或者降低家庭的社会地位...在本质上，专制助长这种情绪，而这种削弱斗志的情绪也有助于专制统治：他促使人们的注意力远离公共事务，让人们一想到革命就会不寒而栗。”显然对专制来讲他是难以做到真改革、彻底改革的。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答案：“对于专制来讲，才是真正的‘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真改革、假改革我们又应当如何区分呢？从大革命留下的历史产物中央集权制中，我们或许可以管中窥豹。虽然大革命前中央集权制渐具雏形，但作为王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他显然是为王权服务，作为革命先驱的米拉波暗地致信国王时也如此认为，但我们知道王权是自私的，他怎能为真改革而行动呢？以中央集权为名，暗地却是集权力于国王一身。但大革命已过去二百多年，中央集权制却保留了下来，历经磨难，时至今日仍成为多种政体（包括法国）的一部分，但我们知道，共和制下的中央集权与王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或许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形式并不能区分真假改革，目的才是决定真假改革的根本。”

当一个政体走上改革的道路，就一定要走真改革、彻底改革的道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势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对于改革，任何国家都耽搁不起。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改革的道路上决不能停顿，必须要永远走下去，这条路只能越走越宽，决不能越走越窄，甚至走回头路，否者必将产生危险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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