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五官渡之战杂考——以少胜多？没那么简单

官渡之战的疑问

官渡之战，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发生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是北方袁绍军事集团与曹操军事集团之间争夺北方控制权的一场决战，与次年发生的仓亭之战共同构成袁败曹胜的北方局势。

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东迎汉献帝，迁都许，从此“奉天子而征四方”，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东征西讨，先后击败吕布、袁术，占据了兖州、徐州、司州（洛阳一带）以及部分豫州、扬州寿春一带。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打败公孙瓒之后，据幽州、冀州、青州、并州，结连乌桓，黄河以北基本处于其控制之下。此时，袁绍与曹操作为当时重要的两大军事集团，为了争夺北方的战略主动权，必有一战已显得势所难免。

袁绍所占领的河北地区，从形势上似乎占尽优势。而曹操则是四面受敌，北有袁绍，西有马腾、韩遂坐山观虎，南有刘表、张绣不肯降服，江南的孙策蠢蠢欲动，依附的刘备随时也有叛变的可能。从形势上看，袁绍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所以于建安四年选择主动发起一场战役，其气势汹汹的而来，留给曹操的选择似乎只能是被动迎战，最终被一战而溃，但历史的发展并不如袁绍的预期，甚至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双方最终在官渡爆发决战，以袁绍的失败而告终。在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中，史书上关于双方具体参战的人数语焉不详，以少胜多到底悬殊到什么程度，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问号。为了更真实的还原这场战役，本文将从历史文献的蛛丝马迹中，就双方人数以及官渡之战的意义做出考证与推论，让我们更真实的看待这场战役。

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时，就原文“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而能敌袁绍大军十万提出疑问。其一、曹操虽然机变无方，略不世出，怎么可能以数千之兵与十万之众列阵相抗？且袁绍屯营数十里，而曹操能分营与相当，其兵力必不至于悬殊过大；其二、袁绍若是拥有十倍之众，理当全力围守，断绝敌方的外援，而曹操仍能出入自由，袁绍却无能力制止，也说明曹操的兵力不至悬殊过大；其三、史书记载曹操坑杀袁绍七万众，或八万众，而曹操若只有不到一万的兵力，必不至于坑杀如此之众。在他看来，曹操的兵力决不会少于万人，袁绍也不可能拥有十倍之众。那到底双方投入多少兵力呢？我们就袁曹双方分别作出分析。

袁绍的十万之众？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

《三国志?董二袁刘传》记载：“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

按：两种记载似乎略有差别，一是众十余万；另一是精卒十万，骑万匹。《资治通鉴》选择的是后面一种说法，倾向于认为当时袁绍的兵力大致是十万，另外还有骑万匹。在这里“骑”单纯指马还是指骑兵，很难得出结论，我觉得应该指骑兵更恰当。若不然，原文用马万匹更直截了当，而马万匹，以一人两马或者三马的配置，则骑兵是三千至五千人。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战争，袁绍号称有十万之众，却只有数千骑兵，不太合乎常理，所以我觉得骑兵在万人左右较为合理。

袁绍名义上是下许都，迎天子，其实质是双方对北方控制权的争夺，更是决定能否问鼎中原的一次决战，从这些来看此次出动的兵力也不至于太少。且官渡之战后，袁绍逐渐处于弱势，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袁绍此次必定投入了相当大的兵力，所以失败之后才会显得元气大伤。但官渡之战后，于次年四月曹操北伐，击败袁绍于仓亭，挟两胜之余力，却没有继续北进，说明袁绍仍还存有部分实力。所以我们是否可以怀疑袁绍号称兵众十万只是虚张声势，并没有如此多的主力部队。从战争中的杀敌人数来反推，袁绍似乎也没有如此众多的士卒。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

《三国志?董二袁刘传》记载：“绍众大溃，绍与谭单骑退渡河。余众伪降，尽坑之。”

《资治通鉴》卷六十三记载：“于是绍军惊扰，大溃。绍及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渡河。”“余众降者，操尽坑之，前后所杀七万余人。”其考异中提到：《后汉书袁绍传》中记载所杀八万人，汉献帝起居注记载，曹操上言凡斩首七万余级。

按：袁绍官渡一战基本是全军覆没，只有极少数的人随之渡过黄河。通鉴记载只有八百骑渡河，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八百匹马或者八百个骑兵，而是要看到袁绍失败之惨重，来时号称十万，而此时有去无回。其中袁绍重要的谋臣沮授也没能随袁绍渡河，也可以想见当时的狼狈。从这里我们也似乎可以得出袁绍的兵力大致不会少于七万众，也比较符合袁绍当时的情形。

关于记载曹操对袁军尽数坑杀，恐怕不太可能。比如张郃、高览战时投降曹营，造成“于是绍军惊扰，大溃。”张郃等的投降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而是临场叛变，必带有手下的兵马。对于这些人，曹操不可能尽数坑杀，因为没有必要。曹操上报给汉献帝的捷报，声称所杀七万余人，恐怕有些夸大战功也不无奇怪。

当时普通兵士的奖赏一般也与杀敌数相关，肯定存在虚报人数，比如秦汉就有“以一当十”的惯例，所以我们有必要怀疑这个数字。是否可以如此认为，除了袁绍逃回黄河时所带的可以忽略不计的人数外，“前后所杀七万余人”其实是指战争过程中袁绍投入的所有的人数之和，包括前期颜良围攻白马被击溃的人数，文丑、刘备于延津南失败时的“五六千骑”，淳于琼等将兵护送粮草的万余人，以及在官渡相持时死亡的人数。

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袁绍出兵时所谓的十万众只是一个虚数，并不是指数字上的十万人，具体的人数估计是七万以上，而不是十万人。

官渡的战略地位

当袁绍准备进军南下时，曹操很快嗅到战机，采取主动防守的策略，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月进军黄河北边的重镇黎阳，据《资治通鉴》记载：“八月，操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将精兵入青州以捍东方，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还许，分兵守官渡。”黎阳位于黄河北边，当时无水军的支援，黎阳恐怕不能承担战略作用，后来袁绍引兵至黎阳，也没有关于战斗的记载，估计黎阳只是曹操在战争前期作为探知袁绍是否南下的一个哨所。与黎阳相对的是位于黄河南边的白马津，这才是曹操战争布局的重要战略据点，从中期的战争来分析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从地图上来看，官渡位于白马与许都之间，曹操应该是以黄河作为第一道防线，以白马作为抵御袁绍的第一个重镇，若袁绍选择在此处决战，即使一旦失守，后方还有官渡。而官渡便是第二道防线的重要战略据点，让袁绍不敢轻易越过官渡而直接进攻许都。若官渡一旦失守，那么许都恐怕就难以保全。荀彧对官渡的战略地位就有透彻的分析。

《资治通鉴》卷六十三记载：“操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赋，多叛归绍者。操患之，与荀彧书，议欲还许，以致绍师。报曰：‘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今谷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操从之，乃坚壁持之。”

荀彧认为，一旦官渡不保，而许都与官渡之间再无重要的防线和战略据点，袁绍必将直接围困许都，那么曹操就犹如困兽，只能坐以待毙。所以曹操最优的策略只能选择坚守与之相持，出奇兵以致胜。

从整场战役来看，曹操看似处于弱势地位，但却一直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其一、白马之战，成功的斩杀颜良、文丑，起到震慑袁绍的作用，不敢轻易南下；其二、相持于官渡，而官渡正是曹操精心筹备的战略要地，袁绍虽然占据数量上的优势，但地利必然尽为曹操所有。从记载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曹操对官渡的重视，《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建安四年九月“分兵守官渡”，十二月“公军官渡”，建安五年正月，曹操东征刘备之后，“公还官渡”。四月破颜良、文丑之后，仍还军官渡。其中有三次还军官渡，从这些细节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官渡一直都是曹操围绕此次战役而设置的重要战略据点，充当拱卫许都的重任。袁绍不敢直接越过官渡而进攻许都，正是忌惮曹操通过官渡据点来断绝他的后方支援，将其困在官渡以南。

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载：“许攸说绍曰：‘公无与操相攻也。急分诸军持之，而径从他道迎天子，则事立济矣。’绍不从，曰：‘吾要当先围取之。’攸怒。”许攸提出的分兵进攻许都的建议不失为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策略，其成功与否我们不敢假设，可惜袁绍没有采用。

曹操如何以少胜多？

《资治通鉴》卷六十三记载：“八月，绍进营稍前，依沙为屯，东西数十里。操亦分营与相当。”

按：从建安四月到八月，双方逐渐形成相持的形势。这种局面显然对于袁绍有利，通过时间的消耗，逐渐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因为单粮草一项，曹操就无力支撑下去。《三国志?董二袁刘传》中记载，袁绍的谋士沮授认为：“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战，北利在於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沮授提出的“旷以日月”，就是指长时期的相持，通过兵力数量以及后方粮草的优势来换取战争的主动。袁绍在北方是没有后顾之忧的，而曹操面临的局势复杂的多，即使百战百胜，但任何一场失败都会造成前功尽弃。但是袁绍并没有采取这种策略，反而连营进逼，主动求战。

正如裴松之质疑的那样，袁绍营东西数十里，战线如此之长，而曹操能分营相当，其兵力必不至于悬殊过大，更不可能是十比一的关系。从曹操将官渡作为重要的战略据点来看，肯定有着充分的准备，兵力和粮草必不至于太少。只是“兵者，诡道也”，曹操精心打造的这个据点，巧设迷雾以迷惑袁绍的视线，却也迷住了后来史学家的眼睛。所以曹操到底在官渡设置了多少兵力，今天的我们更是无从得知，只是凭我们的猜测，曹军的人数必不至于太少。在相持的阶段，曹操采用许攸的计策，出兵奇袭乌巢，出奇以制胜。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馀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

《资治通鉴》卷六十三记载：“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操营，不能下。”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

《资治通鉴》卷六十三记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谷，士卒千余人，皆取其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绍闻操击琼，谓其子谭曰：“就操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其将高览、张郃等攻操营。”

按：淳于琼等将兵万人护送兵粮，而曹操留曹洪守营与袁绍相持，出奇兵五千前往乌巢焚烧袁军的粮草。若曹军的数量只有万人，除去伤者，则曹洪所与相守者此时必不到五千人。袁绍即使只有七万人，除去前期丧失的兵马，以及淳于琼带走万人，剩余的人马至少在五万左右。袁绍发现曹操奇袭乌巢之后，采取全力攻击曹营的策略，让曹操退无根本，只能退守许都。但袁绍虽以重兵攻击曹营，却不能下。若曹操此时在官渡的兵力不到五千，恐怕难以令人相信。

曹操奇袭乌巢的策略取得成功。当其以所获的士卒鼻子和牛马唇舌以示袁军时，袁军将士果然皆汹惧，军心大乱。继而张郃、高览临阵投降，袁军继而大溃，官渡之战以曹操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在这里我们仍有一个疑问，曹操在乌巢到底杀袁军多少？按《三国志》的记载是皆斩之，则恐怕不下万人。而《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千余人，悬殊为何如此之大？《曹瞒传》中记载也是杀士卒千余人，估计《资治通鉴》的依据来自这里。曹操攻击淳于琼的时候，淳于琼是退保营中，而袁绍又遣轻骑救琼，那么曹操面临腹背受敌，却以五千之众成功斩杀淳于琼等，若是尽斩之恐怕也未必。袁军在失败的情况下，肯定有逃散的士卒，除去之外，杀卒千余人应该是可信的。毕竟曹操的目的是焚烧粮草，击溃袁军的士气，带回去的士卒鼻子和牛马唇舌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若尽力斩杀则不符合奇袭的目的。

被忽略的仓亭之战

史书记载时强调此战以少胜多的方面，恐怕是站在曹操的立场，所以尽力的夸大袁绍的强大，号称十万众，对于曹操的兵力却语焉不详。传统史学又特别爱强调的“仗顺击逆”，正如荀彧所说“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所以曹操虽弱仍能胜强。对于这些恐怕也未必都尽实，袁绍若真尽丧十万众，必会元气大伤，曹操当趁此机会一举摧之。但曹操并没有这么做，说明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必没有十万众的伤亡，当时只是为了附会曹操的功绩，夸大其词罢了。

曹操与袁绍的北方争夺之战其实是以官渡之战和次年的仓亭之战所构成，但史书对官渡之战大写特写，反而忽略了仓亭之战对北方战事的影响。在《三国志?董二袁刘传》中，对于此战甚至只字不提，恐怕是作者的疏忽。《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夏，四月，操扬兵河上，击袁绍仓亭军，破之。秋，九月，操还许。”也是聊聊十数字而已，与仓亭之战的战略地位完全不相匹配的。《三国演义》里面到是对此战大写特写，甚至极尽演义小说的艺术渲染，增加程昱十面埋伏之计，对于这些我们不可采信。虽然史学家对仓亭之战的规模大小存在争论，在这里小子没有能力考证，但我们通过对比官渡之战，似乎更能理解仓亭之战的意义。

官渡之战主要是袁绍的南进，被曹操以弱胜强挫败于官渡；仓亭之战主要是曹操的北伐，破袁绍于黄河上的仓亭津。此两战共同奠定了曹操在北方的基础，站稳了脚跟，短时期内在无北顾之忧的局面。而反观袁绍，主动发起的官渡之战彻底失败之后，次年面临曹操的主动出击，于仓亭津再次失败，从此北方的战略主动权转移到曹操的一方，这就是仓亭之战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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