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系列七关于“塔西佗陷阱”的一些浅论

“塔西佗陷阱”的形成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信用的过度透支，政府未能以信用为媒介与民众做到必要的良性互动。我们时常听到或者提到“民众越来越不好管了”，对不起，怀有这种心思的人从某种程度上对民众造成了“微冒犯”，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性质拔得再高一些，说这句话的人其官本位思想太严重了，而官本位思想正是政府信用透支的根源。我不想就政府的性质做一些无谓的分析和辩论，仅简单以官本位思想的流毒之深来说明政府公信力为何而透支。

对于官本位的思想来源，我不想寻根究源，但时至今日他仍确确实实存在，其流毒之深我们仍能真切感受。官本位思想的根本危害便是他把官员以及官员所依托的政府与民众对立起来，用体制内和体制外这道泾渭分明的鸿沟，简单而粗暴的把官员与民众划清界限。从个体而言，官员来源于民众、属于民众，他不能脱离民众而完全以另一种身份（如官员）自居。但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官员不再是民众，从身份上或者意识上不再认同自己属于民众，他们的利益与民众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对立，这种对立造成怀有官本位思想的官员越来越脱离民众，对民众不再有真切的感情。正是这层阻隔，造成政府与民众之间难以形成相互理解以致良性互动。

行政权力的正常行使必须有政府信用的背书，这是毋庸置疑的。政府（体制内）的一言一行都是以信用做抵押，但不可避免的就是有官员会不计政府信用的使用成本，滥用这种权力，官员为了政绩，超前超大的利用政府信用去背书，比如政府债的发行可能会完全超过经济的发展，胡乱的开发旅游业而不顾当地情况，行业产能明显将过剩却大力发展，为完成某项任务而罔顾事实，快马加鞭；甚至一些小的方面，低保的优亲厚友，拿国家的钱大吃大喝这些都会造成政府信用的透支；某些官员甚至会利用政府信用为自己谋私利，为了一丁点私利而以巨大的政府信用作为牺牲。如此不把信用当回事，长久以来政府信用能不透支吗？这些都可以广义的归结为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利用政府信用替行政权力背书，却反过来以伤害政府信用为代价。

或许有人有疑问，官本位由来已久，为什么他如今显得如此惹人讨厌，甚至成为政府信用透支的主要原因？官本位在封建王朝并不可怕，但并不代表在现代化的今天他仍能获得人们的容忍。改革一旦启动，经济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监督权力的意识就越加增强，进而对官本位思想越觉得难以容忍。从历史来看，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历朝的灭亡正是政府公信力的透支造成的。如今现代化下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依存度越来越高，信用越显得重要，政府信用作为人类社会关系最重要的背书，其信用根本透支不起。

对于“老不信”的民众来讲，从心理上分析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曾经向他借过簸箕但没有还他，这次向他借瓜瓢，他就会选择不再借了；另一种情况就是他看见他的邻居向政府借过簸箕，但政府失信了，这次再向他借瓜瓢，他有鉴于他人之失，选择不借。这两种原因都是可能的，公职人员与他们的协商，实质是建立在政府信用之上，他们很难考虑具体某个公职人员的信用是否好坏，他们在乎的是背后的政府信用。要解决所谓的“老不信”，政府必须要有所担当，重塑公信力。

重塑公信力，离不开重塑社会信用体系。信用是市场经济的血液，而当下信用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短板之一，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甚至个人，信用都成为我们发展的瓶颈。重塑社会信用体系乃“肉食者谋之”，我辈虽有心也无力，但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塑离不开个人信用。对于个人信用我是持乐观态度的，有志者事竟成。但个人信用离不开社会信用体系这块基石，离开社会信用体系，只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个人信用即使再好也会如无根之木，无从生根发芽，又岂能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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