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统一战争抑或民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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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战，前秦苻坚居然一战而败，导致亡国亡身，实在令人费思。对比前代的赤壁之战，曹操的失败仅仅体现为一次战役的失败，对自身在北方的根基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而苻坚举国之力，号称百万雄师，经淝水一战，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的情况下，就失败的彻彻底底。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

一直以来，我都想把淝水之战拿出来仔细分析，但苦于学识有限，无从下手。当我看到田余庆写作的《东晋门阀制度》里面对淝水之战的分析，就知道我根本没有必要再做分析，因为人家分析已经足够恰当，远超出我的认识。看来多多看书还有有必要的，免得自己闭门造车，却不晓得人家早就造出了飞机。

接下来我将根据田余庆对淝水之战的分析，简单的介绍淝水之战的意义所在，算是一篇读后感和导读吧。其中的观点属于田余庆前辈，若有叙述不清，剪裁不当的地方，原因主要在于我学识有限，望大家理解包容。

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相似

讨论一场战争，我们首先的分析战争的性质，那么关于淝水之战，它是一场统一战争，还是一场民族入侵战争呢？若我们简单的用一个“是”与“否”来回答，似乎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们首先将淝水之战与此前的西晋灭吴之战作一个对比分析，探讨其中的异同。

淝水之战是在南北分裂的形势下，由北方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南进战争。这样的战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比较常见，早在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280年的西晋灭吴之战，晚于淝水之战的于450年的瓜步之战，隋文帝时公元589年的灭陈之战。他们有着很多相似性，接下来我仅以西晋灭吴之战作为参考，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异同。

在公元382年十月，苻坚会群臣商议南侵，其中提到“仲谋泽洽全吴,孙皓因三代之业,龙骧（指西晋时的王濬）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固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前燕投靠过来的慕容垂也力促苻坚南侵，即以灭吴之战作为劝进的理由，“孙氏跨僭江东，终并于晋，其势然也。”他不仅用大势来为苻坚打气，更提出“不烦广访朝臣以乱圣虑。昔晋武之平吴也，言可者张、杜数贤而已，若采群臣之言，岂能建不世之功！”用西晋武帝灭吴之战时的主张为南侵的胜利作历史的背书。从后来的结果看，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背书很不靠谱，但是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前秦与东晋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和西晋与东吴的关系很像，正是因为如此，慕容垂的劝说起到了作用。其实在当时的臣僚来看，大多数都不认可南侵。在公元375年七月王猛临终之际就提出：“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殁之后，愿不以晋为图。”从375年的形势来看，北方已经完成了统一，从大势来看，必定会出现南侵战争，王猛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劝解苻坚轻易不能南侵。当然正朔相承这类的借口我们是不会当真的，王猛的本意可能是看到前秦的北方统一需要时间来消化，不可轻起战端，让北方的统一局面生出变数。从后来北方的分崩瓦解来看，王猛对当时的情况是有深刻认识的。

到382年的时候，北方统一之下的危亡并没有完全消弭，苻坚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才做出南侵的错误决定。作为历史，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就是苻坚作为政治家的不合格，南北统一作为一个大的趋势，何况当时前秦的实力不容小视，乘着北方统一的大好局面，希望一举统一南北，或许也是人之常情。但从后来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北统一的时机并没有成熟。

其实从淝水之战的酝酿阶段来看，就呈现出了双重性质——既像统一战争，又像民族入侵战争。375年之后，苻坚开始了南进的部署，目标就是肃清东晋在汉水、淮水以北的军事实力，牢固控制襄阳、彭城地区，随时准备进入淮、汉以南作战。此时的东晋朝廷也感觉到来自北方的压力，因而有谢玄北府兵的组建。从当时的军事实力来看，北胜于南，东晋认清这种局势，主动采取收缩策略，专守淮南。谢玄总揽徐州、青州，加强北府兵的组建，应对可能出现的南侵局面，而苻坚的南进部署却诱发了前秦的内部矛盾。

380年，苻坚以镇和龙（今辽宁朝阳）的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符洛为使持节、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镇成都，而符洛与镇蓟的镇北大将军、北海公重联合举兵反叛。此次关东的叛乱虽然很快被平定，但引发后来苻坚更大的一个错误，分氐人宗族子弟，分镇关东要津，从而关中氐人的力量转弱。赵整以歌为谏：“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没有起到巩固氐族统治的作用，反而削弱了对关中的控制。淝水之战一败，而前秦随之瓦解。

苻坚为南侵的另一项准备就是符融为征南大将军，符郎为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并以裴元略为巴西、梓潼太守，密具舟师，作顺溜东下之计。这些部署，与西晋灭吴之战的战前准备都是非常相似的。

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不同

虽然在淝水之战的前夕，前秦的军事部署与灭吴之战非常类似，但是前秦国内的政治形势，由于民族因素的存在，与西晋有着很大不同。氐族上层中的秩序很不稳定，出于对关东地区民族统治的需要，进行氐户东迁战略。但关东的形势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一着就能起到稳定的作用，其北方民族之间的矛盾，分裂的可能性远未消弭，从这些方面来看，前秦还不具备进行南侵统一的政治资本。

我们具体分析两次南北战争的不同：

第一、两次战争军事准备的周密性大不一样。西晋灭吴在军事上经过十几年的周密策划，准备充分，完全占据战争的主动权。前秦的军事准备基本因袭灭吴之战，但极不周密，也未落实。更重要的是前秦的主力，不过是一批被驱迫的新发之卒，散处道途，并没有形成战斗力。当一次淝水之战的前线奔溃，仅一场战役的失败，却导致后方军事系统的彻底瓦解。从这些都能看出前秦军不过是乌合之众，其军事实力自然是大打折扣。

第二、两次战争所依靠的政治力量不同。司马氏通过嘉平之狱、淮南平叛以及杀曹髦事件，完成司马氏代魏。这仅仅是朝廷上层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引发底层民众的动荡，相比曹氏当政，司马氏反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而前秦内部，民族矛盾远未消弭，北方才完成统一，矛盾还处于对立阶段，政治局势也没有达到稳定，从形势来看，不足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南进战争。

第三、就东吴与东晋的国势比较，差别也很显著。吴末内乱频仍，朝廷失去重心，呈瓦解之象，主要是依靠长江天险和陆氏家族在上游的支撑。与西晋相比，军事上处于被动，国力差距也不在一个档次。所以东吴在战略上以防守为主，特别是蜀国灭亡之后，吴国更是胆战心惊，但其灭亡的大势却已注定。对比东晋，在政治和军事上虽然不甚强大，但政局在桓温死后，基本趋于稳定。在国防战略上，并不是死守长江，而是设防于江外（在历史上，南北朝的历史就是一步战线收缩的历史，从刘宋的以黄河为界，到陈朝的以长江为界，其战略防守的收缩，注定将被统一），甚至游军于淮、汉之北，其军事实力也不容忽视，比如在永和以后至东晋之末，三次占领洛阳，累计达三十余年之久。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前秦内部的政治秩序没有稳定，权力的分配尚未结束，被统治民族对氐族的抵抗尚未消失，此时贸然的发动一场统一战争，从战略上看是不明智的。虽然从统一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基本是由北统一南，关于王猛提出的“正朔相承”，劝谏苻坚不要南进，并不能作为淝水之战性质的根据。从南北朝到隋唐的统一，我们也知道，这种正朔之说，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统一作为一种大的趋势，但我们不可否认其时机是否成熟是发动战争的条件。但前秦的南进显然忽视了当时的客观条件，虽然以统一作为战争的口号，而罔顾事实，那么这场入侵战争的失败（淝水之战）或许是注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前秦的南进战争，虽然以一百年前的灭吴之战为根据，以其军事部署作为蓝图。看似是一场统一战争，但从政治、军事上来看，时机远未成熟，看来更像是一场民族入侵战争。

北方民族关系对南进战争的影响

苻坚统治北方的二十多年，是十六国时期最好的一个阶段，这是有根据的。前秦在三个方面不同于前代的前赵、后赵、前燕：其一、采取民族绥抚政策，捕滥杀被征服的民族，还尽量礼遇优待各民族的统治阶层人物；其二、打击氐族守旧豪帅，吏治相对来说比较清平；其三、使用汉人士族为朝廷官吏和关东诸州刺史，并且崇尚儒学。

这些措施有利于前秦的稳定，并化解了部分的民族矛盾，但相对于民族的融合来说，这个程度远远不够。苻坚的治绩，反映了他所处阶段民族融合的成就，也反映氐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前秦之前，各民族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民族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大肆相残。而前秦统治时期，北方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内部的民族矛盾仍然存在，需要时间的消化。此时发动一场南进战争，即使成功的取得一场战役的胜利，也难以实现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任务。反而是一次战役的失败，把暗藏的矛盾纷纷激发，造成分崩离析的后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苻坚的政绩远不足以改变南北关系中所具有的民族对抗的性质。

从氐族本身来讲，与中原华夏接触极早，长期与羌族为邻，受汉族与羌族的经济、文化影响较深。但是氐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全族基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他们往往是分散成较小的群体而生活，各有君长，互不统属，住地不一定相联。在较大的范围里，他们则是与汉、羌等族错居。他们在史籍上出现往往是一小部分，从来不是一个整体的形象。我们可以得出氐族人是“小聚居，大错居”的特点，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氐族内部发展是不平衡的。

从符氏占据关中的时候，氐人的数量根本不占优势，而氐人本身也不是全部效忠符氏，并且还发生过多次事端。除此之外，羌人也发生数次叛乱，甚至还连结氐人为援。这些都说明氐族内部存在矛盾，并不是团结一致。当前秦通过战争，统一了北方，就产生了一个迫切的问题：究竟应当把极有限的氐人放在哪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族统治的效益？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氐户应当集中留居关中以控局势，一种认为应当布列藩镇以固四方。而苻坚选择了第二种。

从苻坚统一北方的情形来看，其民族政策是成功的。但是其民族融合，在经济、文化水平地下的时代，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苻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离真正的民族融合还远远不够。如果说淝水之战的失败存在偶然的军事因素，那么在苻坚败归洛阳时众犹十余万，却不能阻止前秦的瓦解。而促成前秦瓦解的正是前秦所担忧的鲜卑人和羌人。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淝水之战的失败并不能一概的视之为偶然。从一定的程度上说，苻坚之兴，兴于他缓和了民族矛盾，完成北方统一；苻坚之败，败于他远未消弭民族矛盾，却贸然的发动一场战争。

北方的民族关系究竟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使北方的南进战争具有完全的统一战争的性质呢？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北魏太武帝拓拔焘时期的瓜步之战与淝水之战有着相似的一面，由于北方民族问题严重等原因，都以失败而告终，所幸的是北魏没有引发内部的奔溃，这点与前秦不同。在北魏孝文帝完成了鲜卑部与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南北战争的性质才有可能发生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变民族入侵战争为南北统一战争。陈寅恪留意从十六国以来历史总历程的角度观察重大的历史问题，他在论证宇文泰“融合复杂民族”而推行其“关中本位政策”问题时提出，前秦和北魏都希望民族的融合来达到统一的目的，但前秦、北魏希望通过汉化来融合全部民族，取得神州文化的正统，故不得不南侵，希望取代江东朝廷的地位，但均告失败。宇文泰后来居上，通过前代的民族融合耕耘，以其所处特殊历史条件而将汉化缘饰之为带有胡化表象的“关中本位政策”，取得积极的成效，影响及于隋和初唐。当北方民族融合上升到一定程度，南北民族隔阂日益谈化，南进战争就日益表现为统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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