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聃不是太史儋

老聃不是太史儋

郭沂

提起老子和道家，许多人并不了解，有关老子和道家所处时代至今仍是悬案。令人庆幸的是，郭店竹简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非常可贵的新线索。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有春秋说，有战国说，有秦汉之际说，也有人主张人在春秋，书在战国。我考察竹简《老子》的结果是，竹简《老子》出自春秋末期，是年长于孔子的老聃，今本《老子》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dān），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两书各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史记》所载西出函谷关并著今本《老子》五千言的那位老子是太史儋而非老聃。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获得合乎情理的解释。如《史记》说“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其实这正是从老聃到太史儋的时间，由于他们被误为一人才出现此类传说。又如梁启超在读了《史记》后说：“前辈的老子八代孙和后辈的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实际情况是，太史儋的八代孙和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这不是很合情理吗?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混乱，皆根源于《老子》书的演变过程。当年太史儋将老聃书纳入自己的著作，将两个人的作品熔为一炉，久而久之，人们便很自然地把两书误为一书，把两位作者误为一位作者。另外，这在事实上造成了太史儋书为老聃书的增订本，极易导致前者存而后者废。

这种对老聃与太史儋及其著作的辩白，为确定其他重要人物及其著作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坐标。《文子》的成书极像《老子》。竹简本《文子》成于老聃弟子文子之手，至竹简下葬的时代即汉宣帝时仍在流行，并为东汉班固所亲见。或因班氏疑其“依托”，后即散佚。今本《文子》当成于古本《文子》散佚之后，杂采古本《文子》佚文、《老子》、《淮南子》等书而成。由于人们一直认为那个出函谷关见关尹子并著书上下篇的老子是老聃，所以判定关尹子为春秋末年人，现关注来就改判为战国中期。根据有关文献，列子既与战国中期的郑子阳同时，又曾问于关尹子，而过去人们认为关尹子为春秋末期人，故列子的时代终莫能定。现在这个矛盾可以化解了。从列子问于关尹子的情况看，列子当为关尹子的晚辈。

可见，太史儋和关尹子的函谷关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要远远超过1500多年后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太史儋应关尹子之请而著书，关尹子亦因太史儋所授老聃书之启发而作文。如果没有函谷关之会，不但太史儋和关尹子这两位杰出的哲学家都早已在历史上消失，而且老聃书也会化为乌有。没有老子的中国哲学史会是什么样子?难以设想。

由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梳理道家的起源与流变。刘歆说道家源于史官，冯友兰主张源于隐者。在我看来，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家，本来就是先秦时期的两大学派。一派源于史官，其传承系统是老聃→文子→太史儋→关尹子→黄老学派，这是本来的道家。另一派源于隐者，其传承系统是：早期隐者→杨朱→列子→庄子→庄子后学，这一派我称之为隐逸家。前者是入世的，追求平治天下；后者是出世的，追求修身养性。两派的思想有很大差异，发展线索也十分清晰。先秦时期的各种讨论学术史的文献，都没有将这两派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