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讀柏楊與反思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論

柏楊（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漢族，初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中國當代作家。出生於河南通許縣，祖籍河南輝縣常村鎮常北村 ，1949年後前往臺灣，曾任臺灣《自立晚報》副總編輯及藝專教授 ，為海峽兩岸的人熟知。柏楊主要寫小說、雜文，後者成就更高，曾被列為臺灣十大暢銷作家之一，他的雜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夢閒話》（10集）《西窗隨筆》（10集）《牽腸掛肚集》《雲遊記》等 。代表作有《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異域》等。

說到柏楊先生，大多數人想到的他所堅持的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論。在柏楊先生的著作中，透露著對傳統文化的無情抨擊和轟炸。我讀過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柏楊曰：資治通鑒啟示錄》等。這些作品中有完全的文學作品，也有帶有史學成分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從文字中能讓我感覺到，柏楊先生審視歷史的眼光帶有極其犀利的批判。任何觀點的形成必然是多種因素影響，柏楊先生的書摻雜了他的個人主觀情感，我們不妨梳理一下他的經歷便能略窺一二了。

柏楊先生到臺灣後，做一名報社編輯。想必他必然是有很多的傳統文人風骨的，也愛對一些事發發“牢騷”。在一次對大力水手漫畫的翻譯中，他把一句“夥伴們”，翻譯成了“全國軍民同胞們”，頗有蔣介石的味道，這一下就給他扣上了帽子，送到曾經侵華日軍殖民時期在綠島建立的監獄。到蔣介石逝世，他才獲得假釋。以至於後來，柏楊推動著在綠島建立紀念碑。

柏楊先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臺灣，能感受到臺灣保留的傳統中國之風氣。接下來對先生提到的幾點，或進行分析，或進行批駁，畢竟先生觀點成書已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有的所謂“落後”習氣也得到改善了。

柏楊先生認為數千年文化積澱，使人們形成追名逐利，貪圖功名利祿的官本位現象，即讀書的目的就是做官。而在這種社會下，許多婚喪嫁娶民俗場合，成為了一心追求自我發展的某些人結交資源的平臺。很多人為了攀升，不斷鑽營，缺少了團結，只剩下自私。

柏楊先生看到的這一點，一針戳中了傳統社會的要害，傳統封建社會制定的不合理的規則，使人們認為帝王摧殘個人尊嚴是約定俗成的，人們為了攀升鑽營只能順從。沒有了所謂的公平正義，有的只是帝王將相的一廂情願和人情世故的賣弄。可怕的不是這種思維的形成，而是這種思維滲入文化基因，一代代潛移默化傳承，到了現代，依然能看到這種風氣的殘影。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段話出自《論語》，大概意思在柏楊先生看來就是見風使舵，好了就親近，壞了就遠離，而不是去發憤圖強改善這個環境。想必“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就是這種思維的新形態吧。前幾年，爆火的“扶不扶”話題，想必也有舊思維殘影了。一味地自私做事，缺少了同情心和同理心，簡直一盤散沙。

先生把宦官制度，纏足，大聲喧嘩等等陋習，批判地片甲不存，分析了封建王朝利用駕馭臣下之術，打碎尊嚴，利用陋習禁錮思維的方式。當然這些常規陋習，在文明進步的今天已經消失很多了。

礙於篇幅精力等多方因素，僅淺說三點。

柏楊先生對歷史，是極度排斥帝王將相的歷史，而採用了世紀為大單位，每十年為小單位的紀年方法，在獄中寫出了《中國人史綱》。柏楊先生從不稱呼帝王將相的尊號，諡號，廟號等，多是直呼其名。這種思維其實已經大大跳出了傳統的歷史思維模式了，或者，這就是他用來反對舊制度的方式。他對於《資治通鑒》的解讀，著重分析了帝王將相的陰謀詭計，這顯然帶有他對司馬光的個人評價了。司馬光反對變法改革，在柏楊看來就是罪大惡極的。

柏楊先生對待歷史也有不足，他對於歷史的看法，停留在文字材料和自己的認識。與考古結合甚少。他的書中多用“五千年”來表達文化的源遠流長，也似乎默認地將三皇五帝，堯舜禹當作了信史了。老先生畢竟不是從業歷史，但他對史學的貢獻卻不小。

柏楊先生是全盤否定論的堅定擁護者，但是他指出可以“崇洋”，決不能“媚外”。其實，西方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早已傳入中國，並且逐漸影響我們。中國也不是故步自封的天朝上國，也在開放，在接受。各個文化都是有優有劣，西方也是，因此不能盲目“媚外”。柏楊先生的思想放到今天也許有些極端，但仍值得我們思考。傳統文化經過柏楊先生認為的“醬缸”浸泡，裏面也含有糟粕，是封建社會用來進行精神控制的枷鎖。而我們今天，所能做的就是分析出傳統文化應當有的精華，我們不能洩氣，相信能夠提取出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而令每個人活出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