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是著名的史學家錢穆先生的作品。1952年，錢穆先生以“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作為演講題目，此書由此系列演講的講義整理而成，對錢穆先生認為的能夠體現中國政治格局特點的五個朝代，即漢唐宋明清，進行了關於政府組織、考試與選舉、賦稅制度、國防兵制四個方面的探討。

錢穆先生在書中並沒有一味的否定封建社會制度的腐朽，而是站在所對應的時空角度分析制度的利弊。例如從政府組織來看，前代的未必是壞的，後世的也未必是好的。錢穆先生提出漢代最佳，唐代次之，而後面朝代中央內皇權不斷地加強，相權不斷削弱直到明太祖廢除宰相，可這就造成了皇權的異化，給了宦官可趁之機。而地方權力上，從郡縣二級機構不斷累加，唐代道由監察機構變成行政區劃，明代總督巡撫由派出機構演化為行政區劃，直到清代，各省有布政司，布政司上有巡撫，巡撫還有總督節制，紛繁複雜。錢穆先生提到，省這個概念由最初三省這種中央機構，到金代少數民族建立政權後，為了便於對陌生的新得到的土地控制，於是將中央本族官員派出建省，因此行省也成了中央的派出機構。到了元代，蒙古統治者的保留這種思路，行省制度發揚光大，以至於省路府州縣五級制度形成。其實，大多數朝代更替下，制度是沿革前代的，而大刀闊斧進行的制度改革與創新，有時候效果適得其反。宋代建國一開始承襲五代的制度，可是承平日久，太祖太宗朝以後，進行改革，卻發現根本改不動了。

錢穆先生在書中對清朝的政治特點的評價獨具特點。不可否認，錢穆先生的個人主觀情感會對其造成影響。而錢穆先生書中內容又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特殊的地區進行的演說，因此書中有鮮明的孫中山“三民主義”色彩對清朝的評價。他在書中一些地方直言不諱地批評一些集體組織完全否定封建社會是多麼無知，他在書中多次將滿洲與中國並列，在已經蓋棺定論的大師眼中，起碼在上個世紀，錢穆先生都將滿洲與中國的並列，多少已經告訴我們“清史”難以出版，胎死腹中是為何了，還需讀者自己領悟。

我們常說一句話：讀史明智。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也提到“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錢穆先生的這本書，或者說為此書前身的演講，便是這個作用。先生在書中提到：“只有在當時成為時代意見的，所以到後來，才能成為歷史意見。我們此刻重視這些歷史意見，其意正如我們之重視我們自己的時代意見般。”從我的角度來看，通過歷史來吸取前代的教訓從而規避本代的可能的風險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這是在時空因素大體一樣的情況下才能取得比較好的效果。例如歷朝歷代制度創新實際是承襲前代制度為了適應本朝而進行的改變，即使改變最後會愈演愈烈，但是這中間產生的效果是利大於弊的。自科舉出現以後，歷朝歷代對讀書人的重視程度尤為增加。到了宋代皇帝更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科舉制在錦上添花中卻走向了僵化，但即使僵化，也無法影響讀書人對社會治理的貢獻。錢穆先生舉太平天國的例子，先生尖銳指出了太平天國的實質，利用耶教進行淺陋的變亂，然而違背歷史規律。先生提到清朝統治者承襲前代制度又重要讀書人。而太平天國破除所謂一切他們認為不合理的東西，集團內缺少讀書人，使禮儀人倫詩書典則掃蕩殆盡，最後走向滅亡。

先生在書中又是多次提到了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適用于他們的傳統與地理，而中國自古以來的制度也適用於我們，並非是二者哪方孰優孰劣。在我看來，中國的制度在封建社會自發產生，自身進行適應的改革就可以保障國家機器的正常運作，無非就是運作不下去後，一場起義或者奪權進行換血，從而周而復始進行這套工程。然而晚清以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後，中國社會注入了西方的原素，已經不在是能夠自己新陳代謝了。這個時候再參考借鑒前代的政治真的還可行嗎？

在我看來，新的因素的進入勢必會使原來中國的自身迴圈被打破。書中提到的先代的政治措施是中國自己發展運行下的治國安民之道，即使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由部落轉換而來的政權後，也不得不適應和利用原本傳承下來的中國的制度與措施進行管理。而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後，清朝沒有處理過這種打不贏情況下的外交事件，前代的所有政治經驗都不適用於新的環境，而清廷自身也沒有能夠合理有效融入世界，適應形式的措施。此時，商鞅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又好像再說承襲前代政治的積弊了。

實際上，並非是學習前代政治有錯，而是新的時空條件下，需要產生新的因素了，那便是辛亥革命。錢穆先生以自身視角指出，辛亥革命不僅是打破舊制度，並且絕非抄襲西方，而是孫中山先生力求適應中國形勢的。錢穆先生提到：“現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沒有了;我們只說政治的主權在民眾，現在是民權時代了。可是就實際言，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那能立地真來操縱這政權呢?孫中山先生說: ‘此四億五千萬人都是劉阿斗。’這話再正確沒有。因此他主張在政治上的‘權’和‘能’要分開。孫先生不是讀死書的人，他這幾句話，並不由任何西方抄襲來;他真是深識遠慮，確有他所見。政府是該屬於民眾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體民眾直接來掌握此政權。”由此觀之，讀書人不應當是死板教條的，應當代政治得失中，準確把握時代的風向，進行對症下藥。

錢穆先生的這本書寫成已經七十年了，這七十年學術界對於中國制度史的研究成果不斷更新。更新的同時我決定回歸經典，從這本《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好好看看前代大家是如何評價，如何書寫的。放到今天做研究，往往今古結合，再去構建探討自己的觀點也許才有效果。正如我從書中感悟到的制度領域改革問題一樣，要在特定時空思考古今，結合局勢去蕪存菁的改革才能出在這特定時空內能稱得上有益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