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人形象在明代的新变

纵观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商人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对商人形象的褒贬爱憎浸透着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思想内涵。《诗经》、唐诗宋词、唐传奇、宋话本中的商人形象整体比较单薄，而且带有文人作者强烈的偏见。到了元杂剧，商人形象有了系统性的塑造，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群体，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形象体系的空白得到补充。而明代小说中的商人形象则在前代作品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并产生了新变。

一、以前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简述

由于抑商政策和文人偏见，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往往是唯利是图、薄情寡义的小人物，形象单薄，性格扁平。具体来说，以前的商人形象多以社会中下层的小人物形象或反面形象出现，所表现的商人形象是无情无义，无权无势。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士人与商人地位悬殊，文人作者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商人，商人形象被丑化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多是无情无德、趋利避害的类型人物。除此之外，由于“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对商人形象的描绘多写其生活豪华奢侈，坐享其成。商人成为自然经济影响下民众心态的牺牲品，一般都是以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行为获取财富，文人作者注重商人“求利”的一面，认为他们不劳而获，因为商人不经过劳作却能牟取暴利，这与农业文明的要求背道而驰，所以必然受到传统价值观念的鄙视。事实上，商人财富的累积与自身脑力劳动、敢于冒险等因素是分不开的。

二、商人形象新变的时代背景

明代社会政治环境稳定，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内部滋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这必然会引起社会风尚的变化，市民重商思想日益增强，经商活动作为一种被大众认可的职业反映了市民社会心理的变化。同时，思想解放潮流兴起，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出现，他们肯定经商活动，在理论上为商人形象的新变提供了可行性基础。

城市经济的发达为小说繁荣准备了新的主人公，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广大的文化市场。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出现了由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构成的新兴市民阶层。他们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也迅速增长。书商见有利可图，便请文人创作通俗小说。商贾与文人之间的“默契”配合推动了通俗小说的迅速发展。而且小说家们依据以市民阶层的心理特征、精神追求等来调整作品的价值取向。因此，通俗小说里的中心人物所体现的价值就成为作者与读者的共同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市民阶层的需要。市民阶层普通的民间伦理体系及民主平等意识，商人形象也因此得到了展示的空间。《金瓶梅》和“三言”等大量篇章所体现的趣味、所叙述的故事就是以商人为主流的新兴市民阶层意识的反映。

三、商人形象的新变分析

像“三言”、《金瓶梅》这类世情小说热切关注世俗社会人们的实际生存状态、人们的实际愿望以及各个阶层、各种行业、各类人物的多样生活，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商人这个独特的文学形象。在兰陵笑笑生创作的《金瓶梅》中，作者把西门庆的商业活动与两性生活作为叙事焦点，由此延伸至整个社会，从人性层面对人的自然欲望做全方位的详情展示。西门庆首先是一个商人，他用近乎掠夺的方式获取物质财富，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西门庆获得了以往商贾们梦寐以求的社会地位。无独有偶，中晚明时期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也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商人这个新兴的市民阶层，展现商人的喜怒哀乐。

（一）由可有可无的角色成为主人公

“三言”一百二十篇小说中，写到商人或以商人为主人公的小说有五十多篇。在这些小说中，所有商人形象都以忠孝节义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悲欢离合、发财致富、家业兴旺都与他们本人的道德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观之《金瓶梅》，它第一次把商人形象作为叙述主体，以此进行全篇布局，不再叙写底层人物的无奈境遇，而是以商人形象西门庆作为叙事重心，中国文学史上的商人形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被理解与释放。《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其实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既贪财如命，也会“仗义疏财，救人贫难”，看似薄情寡义，却又饱含真情。他不再像以前作品中那样单薄片面、乏善可陈，而是变得生动鲜明、复杂典型。

（二）对婚恋的宽容度高

明中晚期的商人对女性贞洁极为淡薄。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虽是个小商人，对妻子失足的态度体现了对贞操观念的淡薄，体现了对妇女的宽容和理解。当他知道妻子失足后，没有蛮横的急于惩戒。“兴哥望见家门，一步懒于一步。想到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事，悔之不可及。”这种内心的自责在明代理学统治森严的特殊时期，无疑是进步的。在他得知妻子改嫁时，更做出了与世俗偏见完全不同的举动:“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钥匙送到吴知县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作陪嫁。”而在《金瓶梅》里，西门庆的几房妻子均是二婚，在发现潘金莲与琴童有私情之后只是“喝令淫妇脱了衣裳跪着”，并没有大打出手，可见他对封建礼法的漠视，反映了当时商人开放的两性关系，不拘泥于门第贞操观念，对后来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也有影响。

（三）商人形象的多重性

“三言”和《金瓶梅》所展现的商人形象各有侧重，从创作者的写作目的来看，冯梦龙在“三言”中在商人形象上分为正反两类。正面形象的商人总是积德行善最后得好报，《刘小官雌雄兄弟》描写开小79/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酒店的宽厚仁爱的刘德夫妇，《施润泽滩网遇友》描写施润泽临财不苟，主动将银子还给失主朱恩。《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更是义字当先，在为主人经营的过程中不顾年迈体弱，不辞劳苦，没有半点私心，处处为徐家孤儿寡母考虑。除了大部分好商人的形象外，一部分小说中又塑造了一些反面形象。这类形象不多，有的还不是主要人物形象，但依然是围绕着道德说教的目的，成为作者道德劝诫的反面教材。

由于“三言”中的商人题材的小说也重在道德说教，又加上作者大多缺乏经商经验，所以直接细致地描写经商经过的小说几乎没有，只有一篇小说《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由于作者要赞扬老仆阿寄的忠心，故而用较多的篇幅，述写了他经商的过程。《金瓶梅》更多是为了展现对社会的批判，以西门庆为例，突出的是商人的逐利心态，官商勾结的丑恶以及。比较而言，“三言”中的正面商人形象反映出的是符合礼乐教化，道德规范的理想化人物，更侧重于商人的道德层面，《金瓶梅》用了大量笔墨写西门庆的发迹，从商人逐利角度反映明中晚期的更普遍更现实的商人境况。

（四）谋利求利的方式多样化

“三言”中的正面形象的商人做生意讲究信誉，吃苦耐劳以勤劳致富。如《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黄善聪与李秀卿合伙做生意，合伙双方以诚相待，财物管理公开透明。《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重诚信、重然诺，最后卖油郎取得了爱情和生意的双重胜利。《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汪信之独自闯到不发达地方去，从白手起家到发大财，成巨富。

谋利兴业的正面价值是促使人积极地去奋斗，通过合法的谋利达到兴业的目的。但是谋利兴业的负面意义则是人们抛弃一切道德标准，只专注于谋利兴业，这就造成金钱腐蚀人性，交易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人与人关系的金钱化。

在“三言”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金钱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亲情、友情、爱情在金钱面前发生异化。《僧教官爱女不受报》中的高愚溪，被三个女儿榨光钱之后，被赶他出门，逼得差点自杀。金钱侵蚀了友情，《酒谋对于郊肆恶》中的卢疆，因事入狱，将千金托于好友丁戍，拜托他想方设法营救自己，不料丁戍拿到钱财后，不但不救，反而买通官吏，害死卢疆于狱中。金钱还变质了爱情婚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为了一千两银子将心爱的杜十娘卖给了商人孙富。《程朝奉单遇无头妇》中的李方哥为了十两银子竟愿意自己的妻子“养汉子”。金钱替换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

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则突出的表现了这种金钱异化人性的商人形象。《金瓶梅》中西门庆用掠夺手段聚敛钱财，他除了骗取孟玉楼、李瓶儿的家财，接受苗青的贿赂外，还将扬州盐商王四峰托他向蔡京行贿的两千两银子中的一千两占为己有。而西门庆更多的是依仗官府，权钱结合，靠权赚钱。一方面凭借经济实力来交通权贵，行贿钻营，提高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地位来贪赃枉法，为所欲为。仅死在他手上的人命就有武大、宋蕙莲、宋父三条，然而他非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家财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大，从而成为集财、权、势于一身的地方一霸。

四、商人形象出现的意义

仅就商人形象的塑造而言，《金瓶梅》的叙事重心以描写人物为主，注重多方面、多层次地刻划人物性格，能细致如微地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在一些人物形象中出现了美丑并举的矛盾组合，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流动性。而“三言”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改变了审美标准的单一性，在功利和道德双重层面上较为全面地肯定了商人个人物质需求的合理性及其趋利不忘义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文学凝重的伦理品格中增添了些许商业精神的色彩与市民阶层的趣味，显现出一种历史的进步。

综上所述，《金瓶梅》和“三言”等通俗小说表现了明代商人的整体风貌，具有积极进取的商业精神与标新立异的自我个性。同时，从对中国封建伦理观的冲击来看，总之，这一时期的对商人形象的塑造是进步性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与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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