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故里到底在哪里？ ——对安泽木先生所谓“异说乱弹混视听”的回应（节选）

摘 要：这是一篇于安泽木先生讨论商榷荀子故里到底在哪里的论辩文章。文章针对安泽木先生对本文作者提出的荀子故里看法的指责进行了反驳。文章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事实方式，从历史事实出发，把历史真相讨论清楚，从而得出合理正确的结论。荀子故里在济南还是在晋南，近年来在专家学者中有完全相反的看法，目前已形成一个学术争论的热点问题。文章反驳了安泽木先生认为荀子故里在安泽所有论据。安泽木先生认为，清代廖正心在《安泽县志》续中提到过荀子的十一世孙荀淑，并依次作为安泽是荀子故里的主要证据之一。但是查核廖正心《安泽县志》续，并没有提到荀淑。所谓续中的荀淑，完全是安泽木先生编造的。文章列举大量事实，反驳了安泽是荀子故里的所有的论据都不能成立。在反驳安泽木先生的论据的过程中，文章还论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关键词：荀子故里；邯郸；安泽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9-13

作者简介 ：刘心长（1943—），男，河北隆尧人，邯郸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主要研究邯郸历史文化。

上篇

第一个问题，怎样看待我对荀子故里的表述？

安文说：“刘心长先生长篇几万字，意在告诉人们什么呢？他在《荀子故里姓氏始祖考》摘要中说：‘荀子应该姓孙，而不姓荀，荀子的出生地应该在赵国的柏人城即隆尧县西。’”这段话对我关于荀子故里的表述不完整，不准确。我在文章的摘要中是这样说的：“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遗址地望和相关史实的考证，认为荀子应该姓‘孙’，而不是姓‘荀’。刘向校雠荀子遗文认定荀子姓‘孙'是正确的，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荀子姓‘荀'有误。本文还认为，荀子出生地是赵国都城邯郸。荀子的始祖是春秋时期从卫国出逃晋国后移居邯郸的公子鱄。考虑到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个因素，如果今后新发现的历史文献或出土文物证明荀子姓‘荀’，那么荀子的出生地应该在赵国的柏人城即今河北省隆尧县西。”

为什么我要提“荀子出生地是赵国都城邯郸”呢？因为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史记》记载荀子为“赵人”，既可理解为荀子是赵国某地之人，也可理解为荀子是赵国都城之人。这两种记述方法，在先秦历史文献中都可以找到依据。沈长云先生在《荀子故里考辨》一文中举出伍子胥和春申君的史例。《史记》记载这两人是“楚人”，但这两人应当生活在楚郢都。刘志轩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刘志轩和沈长云先生最先提出的，我是这种看法的赞同者，说是我的“自导自演”，这是安泽木先生的“乱点鸳鸯谱”。

但是，这种提法有一个问题，就是逻辑学上的全称和特称问题。赵是地域概念，是全称；荀子出生的城邑，是特称。赵地或赵国可以包括邯郸，但邯郸却不能说是赵地和赵国。沈长云先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特意说了这样一段话：“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史记》称‘荀卿，赵人’也包含有荀卿是赵国其他某地出身之人的意思。说荀卿是邯郸赵都之人是一种可能，说他是邯郸以外其他赵地之人，也是一种可能。限于资料，我们目前还不能肯定的说出荀子到底是战国时期赵国领土上哪个地方的人氏。我们盼望今后能有更加新鲜的资料为我们提供荀子故里或其出生地的确切地点。”沈长云先生的这个看法是严谨的、慎重的、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的考察研究，是按沈长云先生思考的方向进行探索的。我在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之后，认为荀子的故里如果不能确定为邯郸，有可能在隆尧县西的柏人城。大概安泽木先生感到认为荀子是邯郸人确有合理性，不好反驳，于是在引文中把“荀子出生地是赵国都城邯郸”有意删去，专说“荀子的出生地应该在赵国的柏人城即隆尧县西”这一点。可能安泽木先生连“柏人城”这个词也很生疏，这个地方怎么能会是荀子的故里出生地呢？简直是“异说”，“乱弹”，“混视听”！兵法云，“避实击虚”，这一点是他的软肋，就从这里下脚攻击。

然而，善良的公众不必惊慌，凶狠的飞脚没有踢到软肋，却踢到了坚硬的石块上。为了使安泽木先生口服心服，我采取列表的方法来说明问题。安泽木先生自诩算术好，比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还好，那么，请仔细计算一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是荀子故里出生地在安泽的依据过硬，还是在柏人城的依据过硬？

第一项，在城邑的所属方面。柏人城在赵国 158 年的历史上始终是赵国的城邑，史学界没有争议。安泽在赵国的历史上有归属的争议，《史记》记载属赵国的时间仅为 1 年或者 4 年。这一项的评分为，柏人城为 100分，安泽连 1 分都不到。照顾一点，算 1 分。

第二项：在历史文献的记载方面。《史记》记载春秋晚期荀寅在柏人城被赵简子打垮后，荀寅只身奔齐，子孙和家族人众留在了柏人，散落民间，从此子孙后人在柏人一带生息繁衍。历史文献的这条记载是探索寻找荀子故里出生地最重要的史料线索。这个史证，比认为邯郸是荀子故里都过硬，更别说安泽了。安泽只是安泽木先生推想荀林父征伐赤狄路过或驻军屯粮的地方，而历史文献并没有这种记载。考察研究荀林父征伐赤狄也没有路过安泽，安泽连荀林父的马蹄车迹都没有，谈何荀子故里？荀林父曾作为晋军的主帅，他帅军路过和驻军屯粮的地方都能认为是荀子的故里出生地吗？依据何在？这一项，柏人城为 100 分，安泽连半分都不到，照顾一下，算 1 分。

第三项，在寻找访查荀子后人方面。荀子家族后人的下落，是认定荀子故里的一个重要证据。荀寅只身奔齐后，他的子孙后代就在柏人定居下来。其中可能有外迁户，如外迁到河南颍川颍阴也说不定，但有一批荀姓人氏在柏人安家落户了。直到现在，柏人城所在隆尧县仍有荀姓人家。其中最集中居住的有乡观村和成家庄。每个村子都有几百人姓荀，成家庄的荀姓是由乡观村分迁过去的。上个世纪 80 年代隆尧县一位县委副书记荀兰纪就姓荀，现在隆尧县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荀书宁也姓荀，他们都是乡观村人。在目前我们所知的赵国地域内，这种集中居住着荀姓人家的只有乡观村和成家庄。如果有的学者指认隆尧县乡观村就是荀子故里，谁能举出硬证加以反驳呢？安泽木先生“沉入史海，详加考证”，通阅了《潞州志》（包括今晋城市）、《平阳府志》（包括今运城市），终于“惊奇”地发现，“自秦汉隋唐以来记载的选举卷中，上党、河东数十县，数千年来，荀氏家族唯有一位姓荀名植者进士及第，载入史册，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是这位金朝荀氏进士，恰是安泽人”。这真是凤毛麟角，出奇珍贵。安泽木先生如获至宝，惊喜异常。但这位荀植进士的生平家世并不清楚，是否如河南颍川颍阴的荀淑那样的外迁户，也不得而知，荀植进士的后人更是杳无音讯。像这样什么也不清楚的单人孤证，能与世居柏人的几百人的荀姓人家相提并论吗？这一项，柏人可以得 100 分，安泽最多得 0.5 分。

第四项，在地方志记载方面。安文说：“毋庸讳言，在安泽的旧《志》里没有荀况的记载。在《绛州志》中同样看不到荀况生平的蛛丝马迹。”安泽木先生的解释说这是编志者以儒排荀所致。这样的解释难以成立。唐代以前，荀孟是并行的。到宋代，荀学才受到攻击，遭到不公正的对待，配享文庙就只有孟子了。但到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汪中著《荀卿子通论》和《荀卿子年表》后，荀子的学说渐为文人学者所重视，成为“显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于是荀子书复活，渐成为清代显学。”如果荀子果真出生在安泽一带，乾隆以后的府州县志中应有记载。而地方志中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可见荀子出生在安泽并无其事。可是，《顺德府志》、《唐山县志》、《隆平县志》中也没有荀子故里出生地的记载，这该怎么解释呢？我在文章中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先秦时期的一些大师级的学者，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都留下了他们的故里记载，而荀子却没有，除了《史记》记载“荀卿，赵人”以外，其他家世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现象呢？我认为这当中可能有一段我们未知，荀子也不愿公之于世的原因。依据现在掌握的史料线索，可以做这样的初步推测，荀子的先祖荀寅在柏人城被打散，荀寅只身逃奔齐国，而家属族人却留在了柏人，大约还受到赵简子的迫害羞辱，这是荀子认为不光彩的事而不愿提及。大约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也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只是记下了“赵人”二字。这种解释较为合理。而安泽就找不出这样解释的理由。安泽木先生说是由于安泽县在古代“十三次易名”，“难以把握”，就将荀子故里用“赵人”代替。这能成为一种理由吗？这不是连历史时代也不顾的胡扯吗？安泽是西汉置县，司马迁撰写《史记》说荀子是“赵人”时，安泽只有一个县名，是陭氏。安泽多次易名是西汉以后的事，司马迁是民国初年的 1914 年设置安泽县时的人吗？这种连“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也不如的先生还怎么与他讨论问题？如果把安泽木先生扣到我头上的“臆想”、“妄断不靠谱”的帽子戴到他的头上，不是更合适吗？这一项安泽木先生自己打分，看能得几分？

第五项，荀子生长的地理社会环境。以荀子这样知识渊博、见识高远、思想深邃的大学者，他的故里出生地很难设想会在偏远闭塞、穷乡僻壤的地方，而应该在经济文化发展繁荣、交通发达的城邑。柏人城是赵国第二大城邑，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出土的战国刀币上都铸着“甘丹”、“白人”，“甘丹”就是邯郸，“白人”就是柏人。柏人可以和国都邯郸一样能够铸币，这反映出当时的柏人经济文化一定有了高度的发展。柏人正处在太行山东麓的南北贯通的大道上，这条大道《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记载。而且柏人南距邯郸不到 200 华里，往返方便。现在仍残存有基本完好的巨大城垣遗址。而安泽在春秋时还是乡野田间，《左传》记载冀缺夫妇还在田野耨草送饭，这里到汉代才置县，经济文化、交通条件远非柏人可比。这一项，也由安泽木先生自己打分，看能得几分？

常言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以上五项，是我的货。安泽木先生指责攻击我是“异说”、“乱弹”、“混视听”以及那一大堆帽子，那是他的货。货与货相比，优劣真伪，立马可判，相信广大公众有这样的辨识力。安泽木先生原觉得“确认”荀子故里在安泽是不可更移的铁案，等他读了沈长云、刘志轩先生和我的文章后才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他一方面叫嚷着指责攻击我认为荀子故里出生地在邯郸或柏人城是“戏弄历史”，另一方面又心里暗叫不好，河北这三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是“‘三人成虎’，不可小视”。稍有辨识力的公众都会清楚地看到，安泽木先生的文章只是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地否定我的结论，却不敢去触碰我的立论依据。这其实是一种心虚的暴露，是一种治学的荒疏和理论懦弱的表现。

第二个问题，怎样对待历史名人的看法和历史文献的记载？

安文说，我的文章“不仅对荀子故里新绛、临猗说，尤其是安泽说全盘否定，而且对司马迁《史记》所记的荀卿,《盐铁论》中所载的‘荀卿’即‘郇卿’，《后汉书》中所记的‘荀淑乃荀况第十一世孙’,《元和姓纂》所记的‘晋有荀林父，生庚，裔荀况’,清人胡元仪的《郇卿别传》，即当代荀学专家廖名春的荀子是‘由卫入赵的卫国人’统统提出质疑。”还说：“刘心长先生对罕见仅有记载荀子生平的史书，几乎全部驳斥。”对于安文这种只说现象不管原因也不论是非的做法，稍有辨识能力的公众都会发问，这是为什么？

这里暂且不说安文对我的指责攻击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只就安文表述的口气就可以看出这里涉及到一个怎样对待历史名人的看法和历史文献的记载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公正。对待古代名人的看法和历史文献记载要看其是不是符合历史事实，是不是科学。如果符合历史事实，是科学的，我就赞同，就尊奉。如果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科学的，我就要提出质疑，就要加以考察辨析。对古人对古书，我决不迷信，决不人云亦云，总是要问一个或几个为什么，务必求真求实，不因古人名气大，古书影响广而轻信盲从。孟轲先生在《孟子·尽心章句下》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荀况先生在《荀子·非十二子》中对战国时期的诸家学说进行了分析评说，其中包括对思孟学派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孟子、荀子还坚持独立思考，对他们所认为不合理、不正确的书籍和学说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分析批评，我为什么就不能对古人古书提出实事求是、有根有据的不同看法呢？

安泽木先生与我的态度不同，他是把古代名人和名著，还有近现代的一些书当做老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这个法子吓唬小孩子还可以，但是对有独立思考、有辨析能力的成年人来说就不大管用了。其实这是一个老把戏了，当年鲁迅就曾痛斥过一种人，拉大旗作虎皮，打着革命的旗号，包着自己，吓唬别人。后来这个法子臭了，成了垃圾。现在安泽木先生又从垃圾筒中把这个发臭的法子捡了出来，把“革命旗号”换成古代“名人名著”，向我叫嚷着发起攻击。他举出《史记》为例，说我“认为主要问题是司马迁把荀林父和孙林父两个林父弄错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由于记忆失准，把孙林父记成了荀林父”。指责攻击我“割头换像”、“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极其荒唐可笑”。《史记》是历史名著，是不能怀疑，不能有纰误的。客观事实是怎样的呢？不错，《史记》是史学的经典名著，曾被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是，《史记》并不是完美无缺，尽善尽美，也有它的缺点、不足，以至错误。《史记》中的这些问题，有的是在司马迁撰写过程中出现的，有的是在后来的传抄、雕版印刷中出现的。清代多名学者发现和纠正了《史记》中存在的讹误衍夺问题，其中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最为有名。我考察的结论是，司马迁把“孙”误记为“荀”，不是传抄和雕版印刷的错误，而是编撰《史记》本身的问题，我在文章中举出诸多历史依据来详加考察论证。但安泽木先生怒火攻心，乱了方寸，失了理智，他不去反驳我的依据，而是攻击我竟敢对《史记》进行“驳斥”，这怎么能唬住人呢？

安泽木先生指责攻击我“以汉刘向编撰的《孙卿子》之矛攻司马迁《史记》之盾”。这话说得太浅陋，太掉价了。安泽木先生不了解，考察研究荀子故里姓氏始祖，应该在源头上把刘向和司马迁两家相异之言搞清楚。我用的办法是，在两家看法相异而且争论难定的情况下，先把一家之言考察确定了，找到一个有可比性的参照物，再用这一家的看法来检审另一家和其他名人和名著的真实性。这是一个比较合理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为了把这个问题考察清楚，我在文章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了“是司马迁搞错了，还是刘向搞错了？”的小标题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客观的历史实际情况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是参阅了西汉、春秋战国以至更久远的历史文献来撰写的，那时的历史文献资料都是写在竹简或绢帛上，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而且查阅核对很不方便，很多时候只能凭记忆撰写，这就难以避免记忆失准。所以，为司马迁作传的东汉班固指出《史记》中“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南朝宋代为《史记》作《集解》的裴骃指出《史记》中“时有纰缪”，“是非相贸”，“真伪纠杂”，“莫辨其实”。唐朝为《史记》作《索隐》的司马贞指出《史记》中有的“一国一家之事”，“难究其详”。班固、裴骃、司马贞指出《史记》中的这些问题，应包括荀子故里姓氏始祖在内。

与司马迁相比，刘向校书的记述就准确可信的多了。刘向是遵奉皇帝的诏命进行校书工作的。刘向在校书之前，先组织了校书班子，分为四组，每组都有一个负责人，还选调了一批青年助手。这些人根据皇家收藏的图书和广泛征集来的“积如丘山”的书籍以及私人藏书进行校雠。所谓“校雠”，就是面对面进行校对的人员都把对方当仇人一样对待，有一个错字也不行。这样校出的书稿，由刘向写出书录上奏皇帝，如此严格慎重的校对，出错率是极低的。这样，从公私收藏和征集来的 322 篇书稿中，除去 290 篇重复，保留了 32 篇，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荀子》一书的文稿。文稿中有荀子门人保存的文稿，不排除也有荀子本人书写的文稿。刘向的先祖刘交就是荀子门人浮丘伯的学生，不排除刘向家里就收藏有荀子或荀子门人及学生的文稿。刘向根据最接近荀子文稿原貌的书籍资料进行严谨校对编纂的《孙卿子》，与凭阅读文献资料的记忆来撰写的《史记》相比，刘向认为荀子姓“孙”比司马迁认为荀子姓“荀”的准确性、可靠性要大得多。安泽木先生坚决主张荀子姓“荀”而不姓“孙”，但他只是对我进行指责攻击，却不敢触碰我举出的历史事实依据，因此他的叫嚷明显底气不足，色厉内荏。

刘向的看法与司马迁的看法是一种比较关系，在相互的比较中看哪一种看法更合理，更符合历史事实。然而安泽木先生头脑中充满了斗争思维的细胞，非要把刘向的看法和司马迁的看法比作矛与盾的关系。这样也行，我认为，司马迁的盾是抵挡不了刘向的矛的。

在判认刘向的看法合理、符合历史事实之后，我们就取得了一个衡量荀子姓氏的标准或参照物。以此为准，检验西汉以后的历史学者的看法，是对是错，就可以正确合理地判认了。这一检验，竟有相当一批学者的看法被否定，其中包括不少名人名著，连安泽木先生所依恃的现代的“巨擘”也在内。这一来，安泽木先生不干了，急了，急眼了。这不是将荀姓起源山西南部“从根本上抹去了”吗？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这是“异说”！是“乱弹”！是“混视听”！安泽木先生挥着双拳、瞪着双眼、振振有词地叫嚷：“书写《史记》、《盐铁论》、《后汉书》、《元和姓纂》、《郇卿别传》、《日知录》、《古史辩·荀卿及荀子》的大家，鸿儒司马迁、桓宽、范晔、林宝、顾炎武及胡元仪、梁启超、谢墉、陈柱等不会没有读过《春秋》、《左传》，他们也不会不知史书中有载的那个孙林父，公子鱄。历代国学大师们为什么皆没有人认定孙林父、公子鱄就是荀子的始祖，荀子应该姓‘孙’？”这是典型的打着“历代国学大师”的招牌在唬人。安泽木先生指责攻击我“逻辑混乱”，他举不出例证，而他却在逻辑的基本常识上就出现了严重问题，这段话就是实证。

把这段话简化为逻辑结构，就成了这样的格式：司马迁是史学鸿儒，司马迁的史学看法观点，是史学的最正确最标准最高见解，司马迁没有认定公子鱄是荀子始祖，后人谁也不能再说公子鱄是荀子的始祖了。这里的逻辑问题是对“司马迁是史学鸿儒”概念的内涵确定。司马迁是史学鸿儒，但司马迁在史学认识和《史记》中，也并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清代学者就对《史记》提出了多种怀疑，我在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论述。如果安泽木先生这个概念判断不对，接下的推论只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这个逻辑结构在外延上也有问题，司马迁没记述，没认定，后人也不能再说，再认定了。这怎么能行呢？这是严重违反了概念的概括是通过减少概念的内涵和扩大概念的外延来实现的逻辑思维原则。这个逻辑结构，也从根本上违反了逻辑的四大基本规律之一的充足理由律。充足理由律要求任何一个判断都应该是真实的理由。而安泽木先生给出的理由却是不真实的。按照安泽木先生的这个逻辑，凡是历代国学大师“没有人认定”的，后来的人都不能再探讨研究。凡是“大家”、“鸿儒”的著作没有记载的，后来的人也都不能再探讨研究。乍一听“两个凡是”，很耳熟，但很快就想起了这是多年前早已被否定了的政治术语。我毫不怀疑安泽木先生在今天还会想用政治上的“两个凡是”搞点什么名堂，但把这种僵化的静止的束缚人的创新发展的思维方式搬到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那就很不合适了。如果按这种“两个凡是”办，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万马齐喑，百花凋残”的景象，这还能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吗？这还能进行历史文化的探讨研究吗？我是一位对地方文化探讨研究有兴趣的草根公众，我的看法意见是我的一家之言，可以讨论、商榷、切磋，可以进行批评以至否定。但是，这种以死人的手捂活人的嘴的方法，是一种什么逻辑呢？是一种什么招数呢？我很想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气氛环境中探讨研究荀子的故里问题，但安泽木先生举着“两个凡是”的大棒站在那里，这问题还能探讨吗？

第三个问题，怎样对待“避讳说”和“同音说”的问题？

荀子姓“荀”还是姓“孙”的“避讳说”和“同音说”是一个老问题了。但是这个老问题到现在也并没有争论清楚，因此也可以说仍然是个新问题。安泽木先生认为两种说法“都确有其中道理”，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其中恐怕都有问题，都没有说清“荀子究竟缘何称‘孙卿’的问题”。

安泽木先生宣称，他对我的看法“既不苟同，也不臣服”。对我“臣服”不“臣服”没关系，也无必要。希望安泽木先生能向历史事实“臣服”，能向依据这些历史事实得出的科学结论“臣服”。如果安泽木先生根本不管这些，坚决攥紧拳头，拿出“几何公理”也要推翻的锐意和勇气，那恐怕连玉皇大帝对他也没咒可念了。

安泽木先生认为“同音说”有道理。他举出清人谢墉的看法。谢墉说：“盖‘荀’音同‘孙’，语随移易，如荆轲在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意思是荀字和孙字古音相近，故二字可通用。他又举出清人顾炎武和近代学者的看法，说：“顾炎武《日知录》亦以为是‘语音之转’，近人陈垣《史讳举例》、陈柱《诸子概论》、陈直《史记新证》等俱持此说。”安泽木先生举的是名人名著，而且是群体学者的看法，能不听信吗？能够怀疑吗？其实，谢墉并没有把问题说清，顾炎武和几位近代学者的附和也未深探细考。这里存在的问题应该是依“荀”、“孙”哪个字为准？是“荀”音向“孙”移易，还是“孙”音向“荀”移易。从谢墉的语意看，他是以荀子姓“荀”为准，“孙”音就是“荀”音的移易。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司马迁比刘向年长大约 68 岁左右，如果以司马迁的《史记》荀子姓“荀”为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是以他见到的荀子书稿中的“荀”字书写的，或者凭阅读历史文献后的记忆书写的，凭记忆书写有时会出错，失准，不排除有把“孙”误记为“荀”的可能。如果依据荀子文稿撰写，出错的只能在司马迁那里，他把“孙”误记为“荀”了。也可能如谢墉说的“荀”、“孙”可以语音移易，而这两个字之间，必有一个是荀子的真实姓氏。如何认定其中的真伪，这只能以荀子及其门人的文稿为准。如果这样，刘向等人组织的校雠班子对荀子 322 篇文稿严谨认真的校雠所得出的荀子姓“孙”就是最正确最标准的答案了。刘向等人校雠荀子的文稿，也进而证明了司马迁记述荀子姓“荀”有误。因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所依据的荀子文稿，后来也都成为刘向等人校雠的底稿，校雠的结果证实荀子姓“孙”而不姓“荀”。荀子自己和门人的文稿说荀子姓“孙”，还有比这更硬的证据吗？所以，这就进一步把荀子的真实姓氏搞清坐实了。安泽木先生说我是用“似是而非的史据与臆想、推论”来考察这个问题，那么，请安泽木先生用货真价实，不是“臆想、推论”的材料来对我进行反驳。只拿这是名人名著说了的，这怎么能管用呢？能令人信服呢？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只靠名人名著、“巨擘”不行，关键在于对史料的真伪进行严谨审慎的考证辨析，对史料的内部联系进行考察研究，讲出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来，得出正确的结论来。不过，对安泽木先生来说，即使我揭示出了历史的真实，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也未必相信，未必“臣服”，那就只好说，由他去吧。

安泽木先生还认为“避讳说”也有道理。他认为这种“避讳说”“史据可以验证”。其实，谢墉就是对“避讳说”进行过批驳。他说：“汉人不避嫌名，时人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传》荀息至荀瑶亦不改字，何独于荀卿反改邪？”大约安泽木先生不赞成谢墉的说法，觉得谢墉举的《左传》荀息至荀瑶的例子和东汉荀淑、荀爽的例子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荀息至荀瑶在刘向之前，荀淑、荀爽在刘向之后，都不是刘向时期皇帝的忌讳。安泽木先生认为以刘向时期的西汉皇帝刘询所讳，作为改“荀”为“孙”的理由最为充分。他说：“刘向（公元前 77 年—公元前 6 年）正生于刘询登帝位的时代，在天子头上一重天的封建社会，刘向将荀子一书更名为《孙卿子》，借‘荀孙’同音，避‘荀询’之讳并不奇怪。”为了提供补证，他还举了后来东汉光武帝刘秀、唐朝李世民、唐名将李世勣来加以说明。安泽木先生信心十足地说：“前汉司马迁作《史记》，桓宽作《盐铁论》，荀卿未称孙卿，后汉（应为南朝—笔者注）的范晔撰《后汉书》荀子也未更姓说明什么？刘向却正处在刘询称帝时代，‘避讳说’应是刘向将《荀子》一书易名《孙卿子》最好的解读。”这下子安泽木先生可算找到了硬证，这个硬证比谢墉更有说服力。谢墉这个人在清代很牛，乾隆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讲、侍读学士、内阁学士、江苏学政、吏部左侍郎，曾充任会试同考官，四库全书馆总裁，会试正总裁。没点学问，能干这些差事？看来安泽木先生对名人大儒鸿学还是有选择的。对说荀子故里在安泽的学者名人就举起来，不同意的靠边站。在同意荀子故里在安泽的学者中，对安泽有利的话挑出来，不利的话扔一边去。这一来，安泽木先生也牛了，比谢墉这样的牛人还牛。现在让我们来看安泽木先生的高论。他在上边那段话中说“桓宽作《盐铁论》荀卿未称孙卿”不知要说什么。从上下文的语气来看，好像他是在讲司马迁和桓宽都是刘向以前的人，谈不上避讳的事。如果这样，安泽木先生就弄错了。桓宽恰恰就是刘向的同时代人，都是汉宣帝刘询时代的人。《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记载班固评论盐铁会议的赞语中说：“至宣帝时，汝南桓宽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丞，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不但桓宽在人生时代上和安泽木先生开了一个玩笑，而且桓宽的《盐铁论》给安泽木先生又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盐铁论·论儒篇》有“孙卿适楚”的记载。《盐铁论·毁学篇》更有 3 处荀子姓“荀”的记载。这可怎么办？“孙”“荀”两个字都有了，这部《盐铁论》太可恶了。如果肯定姓“孙”，那就是赞成刘向的看法，就意味着“将山西南部是荀子故里都抹去了”，这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如果肯定荀子姓“荀”，而且还出现了 3 次，这是要犯触帝讳大罪的，是要处以严刑的。桓宽是“博通善属文”的官员，他会干这种触犯大禁的蠢事吗？如果当时并没有“避讳”的规矩，那么安泽木先生叫嚷的“刘向却正处在刘询称帝时代，‘避讳说’应是刘向将《荀子》一书易名《孙卿子》最好的解读”，还能不能成立吗？安泽木先生该给公众一个什么样的合理解释呢？

在《盐铁论》这样铁的史据面前，安泽木先生“臣服”不“臣服”？如果还是梗着脖子耍横不服气，也不讲道理，我这里还有更硬的史据。刘向校过的书，不只《荀子》（应为《孙卿子》）一种书，还有多种，晚清严可均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收有刘向写有校后书录或叙录的 10 种书。我们从这 10 种书中选取 5 种，看刘向是怎样处理“荀”字“避讳说”的。1、《战国策》（东汉高诱注，宋姚宏续注）卷三《秦策一》：“荀息曰：‘《周书》有言：美女破舌。’……荀息曰：‘《周书》有言：美男破老。’”卷二十四《魏策三》：“故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与于虞。”卷三《秦策一》：“围梁数旬。”卷二十二《魏策一》：“旬五之期。”卷二十六《韩策一》：“旬有余彼已觉。”卷四《秦策二》：“以魏子为殉。”卷十四《楚策一》：“以身为殉。”卷二十四《魏策三》：“殉寡人以头。”“为汝殉者。”“而殉王以鼠首。”卷二十六《韩策一》：“以楚殉韩。”卷二十九《燕策一》：“殉国构难数月。”卷三《秦策一》：“以殉于国。”卷十四《楚策一》：“郇阳地方五千里。”2、《韩非子》卷三《十过第十》：“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荀息曰：‘彼不假我道。’”“荀息以垂棘之璧。”“荀息伐虢。”“荀息牵马。”卷一《初见秦第一》：“围梁数旬。”卷十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伏檠三旬。”“三旬而犯机。”卷一《初见秦第一》：“斩臣以徇国。”卷十五《难一第三十六》：“胡不以殉其仆。”卷十五《难二第三十七》：“长行徇上。”卷十六《难三第三十八》：“功相徇也。”卷十五《难二第三十六》：“劝之以殉。”“夫郤子曰：‘以徇……生徇……不辜徇。”“劝之以殉。”卷十七《定法第四十三》：“以秦殉韩。”卷十八《六反第四十六》：“以秦殉周。”卷十八《六反第四十六》：“赴险殉诚死节之士。”卷十九《显学第五十》：“重殉上事不可得也。”3、《管子》卷九《霸形第二十二》：“数旬群臣进谏曰。”卷十二《侈靡第三十五》：“旬身行……不牧若旬虚期。”4、《列子》卷二《黄帝第二》：“旬日如神。”卷三《周穆王第三》：“五旬一觉。”卷五《汤问第五》：“经旬乃醒。”“旬日之间。”卷二《黄帝第二》:“恂目之志。”卷三《周穆王第三》：“且恂士师之言可也。”5、《说苑》卷四《立节》：“二旬而九食。”卷十五《指武》：“霖雨十旬。”“三旬不降。”卷十八《辩物》：“旬始。”卷八《尊贤》：“荀林父将归。”“询于蒭荛言。”卷十三《权谋》：“独从为殉可耳。”“臣将从为殉。”我详细引述以上材料，是想证实，刘向校雠《荀子》书稿，把“荀”写为“孙”，书名也题为《孙卿书》，这样写不是为避当时皇帝宣帝刘询的讳，而是荀子及其门人的文稿就是这样写的。刘向校雠书稿没有避讳，特别是在他自己编写的《说苑》卷八《尊贤》中还写有“荀林父”。这就有力地证明，在刘向思想中，荀况并不姓“荀”而是姓“孙”，“避讳说”不对，“同音说”也不对。安泽木先生认为两者“都确有其道理”，道理在哪里？能举出史实讲出道理来吗？

第四个问题，怎样看待 我和廖名春先生看法的异同？

安泽木先生把我和廖名春先生在学术观点上的差异作为指责攻击我的一个重要靶子。安文指责攻击我对当代荀学专家廖名春的荀子是“由卫入赵的卫国人”提出不同看法是“极为荒唐可笑”的“奇谈异说”。请问安泽木先生，你同意廖名春先生提出的荀子是“由卫入赵的卫国人”的观点吗？如果同意，这就把安泽木先生大声叫嚷的安泽是荀子的故里的看法给彻底否定了。安泽木先生愿意吗？如果不同意，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攻击别人不能和廖名春先生进行商榷讨论呢？

安泽木先生已经怒令智昏，管不上这些了，瞎放炮吧！然而不行。安泽木先生的眼珠正转了三圈又倒转了三圈，感到瞎放炮会让人笑话，还要有攻击的目标，那就向他的“摆出一种一家独大，自以为师，舍我其谁的架势”开炮！向他的“考证严慎与随意的态度”开炮！于是安泽木先生写出了这样一段妙文：“当看到廖名春提出荀子是‘由卫入赵的卫国人’时，刘心长先生责为‘这就与历史不相符了’。其从《春秋》、《左传》等史书中，煞费苦心找寻出一个时而卫国，时而晋国，最后隐居邯郸叫公子鱄的人，认定为孙子的始祖。极为荒唐可笑的是，刘先生在文中颇为自得地说：‘如果把荀子换成公子鱄，荀子的始祖公子鱄是由卫入邯郸的卫国人，这就合理了，正确了，符合历史事实了。’一个‘换’字道出其中对荀子故里考证严慎与随意的态度。如果古代名人皆可从史书中如此偷换概念，哪一个名人不能鼓捣、戏弄、杜撰出几多故里来？什么叫‘移花接木’？刘先生的奇谈异说就是最好的答案。”

这又是一颗没有杀伤力的臭弹。我在文章中提出荀子的始祖是春秋时期从卫国出逃晋国后移居邯郸的公子鱄。我的这个看法，安泽木先生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不过这也难怪，在全国荀子故里姓氏始祖研究中，提出这种看法的也是第一次。这种看法，“全盘否定”荀子故里在山西南部。这是一个定向巡航震撼弹。安泽木先生一定会大吃一惊，这怎么会可能呢？其实，这个震撼弹不但否定了荀子故里在晋南，连冀南隆尧县西的柏人城也否定掉了。隆尧县是安泽木先生“惊喜”发现的是我的“籍贯”。这下心胸狭窄、心态失衡的安泽木先生大概不会再怀疑我抱有为本人“籍贯”争什么的念头了吧。

安泽木先生大约对我的这个看法又惊又惧又犯难。反驳吧，我列举的那 7 个硬邦邦的历史依据，还有那个更硬的附件，自己对付不了，无法回应。不能驳倒对方论据的争辩叫什么争辩？怎么办？安泽木先生有高招，既然自己拿不出史据反驳，那就用空话空骂吧，就指斥他“偷换概念”，“哪一个名人不能鼓捣、戏弄、杜撰出几多故里来”？安泽木先生别用空话吹这样的大牛，你要真有“鼓捣、戏弄、杜撰”的本事，请把山东的孔子或孟子，“鼓捣、戏弄、杜撰”到山西安泽叫我和公众看一看。请把诸葛亮的躬耕地有襄阳、南阳之争，也“鼓捣、戏弄、杜撰”到山西安泽来叫我和公众看一看。人急了，就会急中生智。果然安泽木先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用脏招，挑拨他与廖名春先生的关系！他把荀子换成公子鱄，这是“偷换概念”，“移花接木”，是“摆出一种一家独大，自以为师，舍我其谁的架势”。廖名春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荀子研究会会长。廖名春先生出手，他立马就得趴下。然而，以廖名春先生阅历见识，道德文章，还能看不出这点小伎俩。所以直到现在，并未见到廖名春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只言片语表态。我想，很可能廖名春先生对这种脏招一笑置之，或者喝着香茶偷乐。

我和廖名春先生没有交往，只在 2005 年 4 月在邯郸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赵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见过一面，到现在已有 20 多年了。那次学术研讨会在邯郸宾馆召开，在小组讨论时，我和廖名春先生相邻而坐，我们都没有提交关于荀子研究的文章。廖名春先生提交的文章题目是《楚竹书<曹沫之阵>与<慎子>佚文》，我提交的文章题目是《马氏祖源考证》，这两篇文章都收入《赵文化论丛》一书中。当时在同组讨论的还有刘志轩先生，他提交的文章题目是《荀子是赵国都城邯郸人》，在刘志轩先生发言后，与会先生还进行了一些讨论，具体内容记不起来了。荀子研究其中包括荀子故里生平研究是邯郸地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在荀子故里姓氏始祖研究方面，与廖名春先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相同的方面，我在文章中这样说：“廖名春先生说的‘荀子既为赵人，又姓孙，很可能系出自卫公子惠孙之后，是由卫入赵的卫国人’。这段话，说明廖名春先生在考察研究这个问题时，直觉的感到这种历史事实的存在。应该说，廖名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研究荀子的学者，他的这种直觉和思路是正确的。我多年思考和关注这个课题，也有与廖名春先生一样的同感。”这是我与廖名春先生相同之点。在不同的方面，我把“由卫入赵的卫国人”具体化了，落实到了人头，是公子鱄。我在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后，认为这个人只能是公子鱄。我提了几个方面的历史依据。廖名春先生认为这个卫国人是战国时期的荀子，我认为这个卫国人是春秋时期的公子鱄，这是我与廖名春先生的不同之点。研究人员可以在学术观点上有不同见解，也可以相互切磋商榷，这并不影响相互的关系，而且往往在这种切磋商榷中能把研究的问题引向深入，推向前进。唐代韩愈、柳宗元有“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之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又有“天说”、“天论”之争，但他们都是文友。柳宗元去世后，韩愈还为柳宗元写了《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刘禹锡是“二王八司马”集团的重要成员，二人更是挚友。安泽木先生的心理、心态与一般人不大相同，他能从别人的文章中读出他需要的味道来。因此他一看到我与廖名春先生在看法上的不同，就觉得有隙可乘，就用挑拨的语言说我“颇为自得”，“自以为师”、“自命不凡”，这该用什么词来形容这种行为呢？安泽木先生从自己丰富的攻击谩骂别人的词汇中选择一个恰当的词来为自己形容概括一下吧！

第五个问题，怎样看待对我的文章的观感评价？

安泽木先生不但挑拨我与廖名春先生的关系，还煽动广大读者公众对我的文章产生恶感。安文说：“凡读过此文的学者，都深有这是一篇绝有的、当代版的‘乱点鸳鸯谱’之感。”这里的“凡读”，是全称，是指所有读过我的文章的学者。请问，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选举安泽木先生作为读过我的文章的全体学者代表呢？这是不是“一厢情愿”，“自命不凡”，“自作多情”，“过高估计自身影响”呢？这样的人怎么能做我的读者代表呢？安文的这种“绝有的，当代版的……之感”，完全是不顾事实的强拉民意。事实是戳穿谎言的利刃。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在邯郸学院召开的国际赵文化和荀子学术研讨会上，我和安泽木先生分在一个组进行学术交流。当主持小组学术交流的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剑华先生在大家发言前对到场的人员一一点名时，所有的人员都到了，只有安泽木先生一人缺席。上半场缺席，下半场还缺席。我当时很纳闷，大老远的赶来参加学术会议，不进行学术交流研讨，这是为什么？后来，在看到安泽木先生的文章后，我才感到可能安泽木先生读了我的文章，急了，生气了，会也不参加了。下半场主持会议的是山西师范大学讲师、博士冯俊先生。我原来不想讲，想让远道来的朋友们讲，但与会先生们还是希望我讲一讲。我用 15 分钟左右的时间讲了讲我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大家给我鼓了两次掌。山东兰陵东方荀子研究会会长焦子栋先生还给了我一张邀请函，邀请我担任东方荀子研究院学术顾问。在大会汇报时，林剑华先生代表全组介绍了小组发言情况，对我的发言作了肯定评述。在大会中间我去厕所时，在大厅遇上了林剑华先生，他说我的文章很好，是一篇重要文章，他很感兴趣，并与我谈了很长时间。2015 年 10 月 1 日《邯郸学院报》发表范文华先生的研讨会综述文章中说：“刘心长先生的《荀子故里姓氏始祖考》一文认为荀子故里出生地是赵国都城邯郸，荀子的始祖是春秋时期从卫国出逃晋国后移居邯郸的公子鱄，并考证出荀子始祖姓孙等问题。此文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梁涛教授看过我的文章后，予以肯定，建议公开发表。上述事实说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先生们并没有认为我的文章是“乱点鸳鸯谱”，更不是所有读过我的文章的学者都认为是“乱点鸳鸯谱”。安泽木先生连出席会议的学者都代表不了，怎么能代表所有的学者？安泽木先生指责攻击我“逻辑混乱”，现在我们就用逻辑思维的尺子来量一量他的言论。逻辑学上有一种“排异法”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凡是全称判断，只要有一个特称判断加以否定，这个全称判断就不能成立。比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可是，在某地，如澳洲发现了一只黑天鹅，这个天鹅都是白色的判断就不能成立。安泽木先生说凡读过我的文章的学者都对我的文章持否定感觉，可是，出席研讨会的这么多学者对我的文章持肯定态度，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安泽木先生对我的指责攻击完全是他自己的“臆想”、“杜撰”，根本不能成立，他只能代表他自己。安泽木先生的这种连最基本的逻辑思维也不讲的狂傲叫嚷能达到贬损他人抬高自己的目的吗？这种气昏了头的叫嚷能实现荀子故里在安泽的美好愿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