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在儒学史上之历史定位 ——依荀子之名学思想之展开

摘 要：在先秦时期，孔子、孟子和荀子三人，创建了儒家之主要道德原理，提供一崭新之人生理想和文化理念，此三位儒者系儒学传统中最具原创性之思想家。然而，过去数千年中，荀子在儒家学者中并未受到应有之重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荀子主张性恶说且反对孟子之性善说，而受到宋明理学家，尤其是朱熹（1130-1200）之谴责。虽然，荀子是先秦儒家之殿军，是世界上最出色之哲学家之一，然而，在中国之外，那些熟悉孟子大名之人甚至并不确定荀子是何方神圣。因此，德效骞为荀子所作之历史定位，对于美国汉学界之荀子研究而言，实有正面而积极之意义。如，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G.Creel)完全同意德氏之看法。顾氏指出，荀子对儒学之影响很大，而德效骞也极为正确地称荀子为“古代儒学之塑造者”。而美国汉学界有关荀子之研究，亦已作出极为丰硕之成果，显然并未受到中国过去数千年来，由于反对荀子性恶说而加以贬抑的影响。依此，中、外学界对于荀子在儒学传统中之定位，有极大之落差，实者，国内学界之看法亦颇为纷歧，于此，此一问题实急待厘清，否则，将影响吾人对于荀子之正确评价及定位。因之，本文旨在试图透过对于荀子名学之探究，来抉发荀子在儒学史上之历史定位。

关键词：荀子；名学思想；儒学史；历史定位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9-10

作者简介 ：李哲贤（1953—），男，台湾台北人，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应用研究所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汉学博士。

一、前言

在先秦时期，孔子、孟子和荀子三人，创建了儒家之主要道德原理，提供一崭新之人生理想和文化理念，此三位儒者系儒学传统中最具原创性之思想家。然而，过去数千年中，荀子在儒家学者中并未受到应有之重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荀子主张性恶说且反对孟子之性善说，而受到宋明理学家，尤其是朱熹（1130-1200）之谴责。虽然，荀子是先秦儒家之殿军，是世界上最出色之哲学家之一，然而，在中国之外，那些熟悉孟子大名之人甚至并不确定荀子是何方神圣。因此，德效骞为荀子所作之历史定位对于美国汉学界之荀子研究而言，实有正面而积极之意义。如，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G.Creel)完全同意德氏之看法。顾氏指出，荀子对儒学之影响很大，而德效骞也极为正确地称荀子为「古代儒学之塑造者」。而美国汉学界有关荀子之研究，亦已作出极为丰硕之成果，显然并未受到中国过去数千年来，由于反对荀子性恶说而加以贬抑的影响。

依此，中、外学界对于荀子在儒学传统中之定位，有极大之落差，实者，国内学界之看法亦颇为纷歧，于此，此一问题实急待厘清，否则，将影响吾人对于荀子之正确评价及定位。因之，本文旨在试图透过对于荀子名学之探究，来抉发荀子在儒学史上之历史定位。

二、荀子提出其名学主张之背景

先秦名学之形成乃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之大变局。盖社会之变动导致名实相乱之严重局面，各家目睹名实相怨之现象乃进而探讨名实关系之问题，由此而有正名思想之出现。然而，先秦名学之蓬勃发展，并进而形成一种思潮，则是由于先秦诸子之崛起，而后蔚为百家争鸣所致。在百家争鸣中，各家各树一帜，自是而非人。由于诸子彼此批判、论难，同时，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更清楚地表达，更具说服力而为人所接受，以便在百家争鸣中，能获得优势或继续存活。

可知，在先秦名学思潮中，诸子皆对名实关系提出其论点，以解决名实相怨之问题。而墨辩及名家虽善于究名实，重论辩，对于先秦名学之发展有所贡献，然而，其中确有诡论之倾向，如此，反而使得名实更为混乱。荀子有鉴于当时名实相乱，是非不明之情形极为严重，乃提出其正名思想或名学之主张，期能「正道而辨奸，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

依此，荀子提出其正名学说，主要在于批判诸子，并解决当时名实相怨之问题。然而，荀子正名之真正目的则在于达成平治之要求。故荀子曰：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

可知，荀子之正名具有极为明确之政治目的。之所以如此，系因其名学乃承继孔子之正名思想而来，而孔子之正名，则完全指向一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依此，荀子目睹名实相乱之现象足以危害社会之安定及国家之平治，思有以解决此一难题，而提出其名学主张。而荀子之名学除继承孔子之正名主义外，则是在于批判诸子思想及名家和墨辩之诡论。

依此，荀子名学思想之提出，旨在批判诸子及名、墨二家之诡辩以捍卫儒学之地位，并解决当时名、实相离或相乱之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于继承并发展孔子之正名思想。兹分别论述如下：

三、荀子名学之旨趣

（一）荀子之批判诸子

荀子所批判之诸子有在〈非十二子〉篇中之十二子：它嚣、魏牟、陈仲、史鳅、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及孟子等，此外，尚有老子、庄子、申子、子张、子游及子夏。由于本文之目的主要在于呈显荀子之批判诸子乃基于其捍卫儒学之立场而发。因之，底下仅择取其实力足以与儒家相抗衡之墨、道二家为例，作一简略之考察。

1.墨子

荀子批评先秦诸子之言论，主要见于〈非十二子〉篇。而对墨子之批评，荀子在〈天论〉、〈乐论〉、〈富国〉、〈王霸〉、〈正论〉及〈解蔽〉等篇中，亦有所评及。其中，〈乐论〉一篇乃荀子为批评墨子之〈非乐〉而作。荀子批评墨子之所以着墨最多，此殆以墨家在战国时期为显学，其实力足与儒家相抗衡。底下，试引述二段文字来说明荀子对于墨子之批评。

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由用谓之道，尽利矣。

在第一则文字中，荀子对墨子之「有见于齐」先予以肯定，而后再批评其「无见于畸」。「齐」指「尚同」而言，言墨子能洞察平等之一面，「无见于畸」即不知礼之差等义。盖依据荀子之看法，所谓「畸」是指贫富贵贱长幼皆有差等 ，故荀子云：「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贪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在第二则文字中，荀子批评墨子崇尚功利主义。所谓「蔽于用」，即言其敝在仅重视物质对人生社会之功用；而不知人文对人类精神生活之价值，即所谓「不知文」。其结果是墨子以为实用或功利即是道，所谓「由用之谓道」，则治国之道尽于功利而不复知人文之价值。

究实言之，荀子对墨子之批评，主要在于人文和功利立足点之歧异。墨子以功利主义之价值观作为立论之缘起与旨归。虽然，墨子强调人类物质生活之最基本需求之重要性，固然有其合理性，且具有为基层平民争取生存权利之正义性，但是，由于墨子过度耽于功利主义，故荀子评其「不知文」。而唐君毅亦说墨家是次人文，即不及人文，此种批评毋宁太过。然而，由于墨子坚持为了功利或实用必须牺牲人文，从而将功利与人文绝对地对立，此确如荀子所言之「由用之谓道」，其结果则完全归于功利一途，所谓「尽利矣」。墨子或许从未意识到，人类社会之存在乃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调适而发展之历程，是多元价值相辅并进之历程，故功利主义之价值绝无孤立实现之可能，此或墨子思想之真正问题所在。

2.老子

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

荀子批评老子，虽仅见此一则，然却相当精确地点出老子思想之要旨。荀子先肯定老子之「有见于诎」，而后评其「无见于信」。「诎」、「信」即「屈」、「伸」。老子思想可名之为弱道哲学，故老子云：「弱者道之用。」而老子即由此体认出处世之态度宜以「柔」、「弱」为主，且由此衍伸出「不争」、「处下」等观念。此外，老子一书，其意多以屈为伸，以柔克刚，故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柔弱胜刚强」  等皆是有见于屈，无见于伸，故荀子批评老子只见「屈」在人生中之大用，而未见「伸」之效用。且人若皆崇尚柔弱卑下，则即无贵贱之分，故荀子言其「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

3.庄子

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之谓道，尽因矣。

荀子之批评庄子，亦仅此一则，唯能贴切地点明庄子思想之要旨。「天」、「人」即「自然」、「人为」之意。庄子之思想崇天而黜人，主张不以人灭天。庄子既宗自然而轻人事，则必以因任自然为道之极则，而不知人力之足以制天用天，故荀子谓其「蔽于天而不知人」且若以因任自然为道，则必凡事纯任自然，不复尽人事之任，且以为已尽一切之治道，此所以荀子评其「由天谓之道，尽因矣。」

（二）荀子对名、墨二家之诡辩之批判

荀子之名学思想旨在批判「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之诡辩。兹分述如下：

1. 「杀盗非杀人」

「 杀盗非杀人」当是墨家之主张。《墨子? 小取》云：

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若若是，则虽盗人，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

荀子以为「杀盗非杀人」是惑于「用名以乱名」。就「杀盗非杀人」此一命题而言，「人」是大类，是共名；「盗」是小类，是别名，故「盗」包含于「人」之外延中。「盗」既是「人」中之一部分，则杀一个盗，事实上必是杀一个人。墨子一方面承认盗是人，一方面又主张杀盗不是杀人，岂非自相矛盾。故荀子以为「杀盗非杀人」是以「盗」之名来混淆「人」之名的谬误。

2. 「山渊平」

据《庄子?天下》之记载，「山渊平」是惠施所提之命题，文中则作「山与泽平」。荀子以为名足以指实，是具有确定意义。山之所以称作山，乃因其较平地为高；渊之所以称之为渊，即在于其较平地为低。因此，就山与渊二名之所指而言，山是高于渊，即山与渊并非同高。唯在特殊情况下，或有某山与某渊同高，甚或渊高于山之情形。荀子以为将「山渊平」此一特殊情况或个别事实作为一般概念之认知，则是一种「用实以乱名」之谬误。荀子以为只要根据「所缘以同异」之原则，即根据感官来加以验证，即可发现其谬误。

（三）荀子继承并发展孔子之正名思想

孔子之正名学说旨在强调名实相应，且完全落在伦理政治之领域。唯孔子之正名论仅有原则性之提示，对于名实相关之问题并无理论之说明。然而，就名学之理论而言，其中所涉及之问题，如：名之实质与意义，名之形成，制名之原则与方法等名实相关之问题，宜有明确之说明。凡此，皆是孔子正名思想中所遗而未决之问题，有待其后继者予以有系统之理论反省及阐明。

孔子主张为政之道，首在正名。荀子承孔子之后，绍述孔子此一正名主义，其名学专论即名之为「正名」。荀子之名学思想，承继孔子之正名论，不仅落实孔子正名所以正政之正名原则，且对名学之理论基础进行探究，进而建立严谨之名学思想体系，如此，而就思想史之发展侧面继承并发展孔子之正名思想。

此外，荀子名学之核心是名之理论或概念论，其根本目的在于正名，由正名而达成辨奸、破邪及正道。因之，荀子对于名之探究，尤为全面而深入，如，名之作用，名之种类，名与名间之关系，名之分类，名之内涵和外延，甚至名之所以形成或名之知识论依据等皆有详实之剖析。此外，荀子并将名、辞、辩说皆纳入正名之下来加以探究，由此而形成其严谨之名学思想体系。

综言之，荀子之名学思想乃是孔子正名思想之继承与发展。荀子之名学不仅承继孔子正名所以正政之正名原则，亦以伦理政治之要求为正名之目的，且更扩大孔子正名思想之范围，而由伦理政治之领域推扩至逻辑之领域。此外，荀子对于名学之理论基础，从事全面而深入之探究，由此而建立其完整而严谨之名学思想体系。依此，荀子之名学正是承继孔子之正名思想并进而加以发展之理论。

四、论荀子在儒学史上之历史定位

当荀子活跃于学术舞台之际，先秦诸子多已走入历史。此时各家思想已然成熟，各擅胜场。庄子所谓之「道术将为天下裂」，孟子所谓之「处士横议」，  至荀子时，已臻空前之规模。在百家争鸣中，各家各树一帜，自是而非人。由于诸子彼此批判、论难，同时，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更清楚地表达，更具说服力而为人所接受，以便在百家争鸣中，能获得优势或继续存活。而先秦诸子所遗留的这些丰富思想遗产，也确实对荀子之思想有所刺激与启迪。而事实上，荀子对于先秦诸子之学说也多有研究，亦多所批评。身为先秦儒家之殿军，当荀子面对当时诸多论敌环伺，并严重威胁儒学存在和发展之际，当然会坚持儒家之价值观，以批评诸子，捍卫儒学，希望能巩固儒家之地位，发挥其在学术上和社会上之影响力，并能永续发展。然而，荀子对诸子之批评，较之孟子则更具理论性。如果说孟子之批评比较具有情绪性的、道德判断的色彩，甚而有点片面的，那么，荀子的批判就比较具有理智的特征及全面分析的客观态度， 因此，冯友兰曾说：「中国哲学家中，荀子最善于批评哲学。

综言之，在战国时期，当儒家面对诸子所构成之严重威胁和强力挑战之际，荀子挺身而出，对诸子之批评，不遗余力，经由其努力，而使儒家在当时及其后之学界能屹立不摇，并奠定儒家在中国历史上之无上地位，依此，荀子确是居功厥伟。

其次，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政治等变革或转型，原有名实关系之纽带因而剥离，使新实与旧名无法相符，从而形成名实相离或相乱之现象，而此种现象对于社会之安定及国家之平治实极为不利。因之，欲解决此一难题，诸子皆对名实关系提出其论点。以解决名实相怨之问题。而墨家及名家虽善于究名实，重论辩，对于先秦名学之发展有所贡献，然而，其中确有诡论之倾向，如此，反而使得名实更为混乱。此诚如荀子所言：「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 荀子有鉴于当时名实相乱，是非不明之情形极为严重，乃提出其正名思想或名学，期能「正道而辨奸，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 亦即批判诸子并解决名实相怨之问题。然而，荀子正名之真正目的，则在于达成正理平治之政治目的。

实者，名、墨二家之诡辩，若以西方古希腊时期之诡辩学派（The Sophists）作为参照系，其对社会、政治之影响当可明之一、二。

在诡辩学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普罗泰哥拉斯(Protagoras,481-411 B.C)，他最重要的一句名言是：「人为万物之权衡（或尺度），以其所是为是；以其所非为非。」文中之「人」并非泛指人类全体，而是指个人（The individualman），亦即每一个别的人都是万物的衡量者，世上并无一客观、绝对、放诸四海皆准的衡量标准，每个人都是以个人的、主观的感受经验来做出判断。依此，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你认为对的也是对的（而即使我们两个人的看法是相反的），如此，知识是个人的、主观的，而并没有普遍而客观的知识，依此，知识、真理、价值标准都是主观的，而客观性则被否定了。如此，势必混淆是非、善恶之标准，且足以危害社会之安定和国家之平治。

综言之，荀子身处当时之学术环境，目睹名、墨二家之诡论造成名实更为混乱，是非不明之情形更为严重，适足以危害社会、国家之安定，思有以解决此一难题，而提出其名学之主张。而荀子名学之缘起，除了是在于批判名家和墨辩之诡论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实践从孔子以降，儒家重建或恢复社会、政治秩序之终极关怀，以达成国家之正理平治之政治目的。

实者，在先秦时期，除了名家和墨家之外，在名学研究方面，其成就最大的当属荀子，荀子对于先秦名学之主要贡献是进一步批判和发展名家和墨辩之名学思想，使儒家之正名学说更加严谨。而荀子之所以重视名学，一方面是为了批判诸子之思想，以捍卫儒学；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批判名、墨二家之诡辩。然而，更重要的是为了继承并发展孔子之正名思想。

先秦名学由孔子开其端，首先提出正名思想。然而，孔子乃是由消极面而言正名之政教功能。孔子之正名学说旨在强调名实相符，且完全落在伦理政治之领域。唯孔子之正名思想仅有原则性之提示，对于名实相关之问题并无理论之说明。然而，就名学之理论而言，其中所涉及之问题，如，名之实质与意义，名之形成，制名之原则与方法等名实相关之问题，宜有明确之说明。凡此，皆是孔子正名思想中所遗而未决之问题，有待其后继者予以有系统之理论反省及阐明。

荀子既以孔子思想之承继者自居，当然坚持孔子正名之伦理政治旨趣，故其名学明确地继承孔子之正名思想，亦以伦理政治旨趣为其名学之最高目的所在。然而，荀子之名学不仅落实孔子正名之所以正政之正名原则，

且对名学之理论基础进行探究，进而建立严谨之名学思想体系，如此，而就思想史之发展侧面继承并发展孔子之正名思想，依此，荀子系孔子思想之真正传人，且对儒家之名学作出真正重大之贡献。

其次，根据徐复观之观点，中国古代之名学与西方之逻辑学，二者之性格不同。中国之名学是依据经验事实或基于价值之要求，以追求行为之实践或解决现实之伦理政治问题。荀子之名学完全是指向一种伦理政治目的。对荀子而言，伦理政治始终是有其优位，至于具有逻辑意义之名实之辨，只不过是达成伦理政治目的之正名的工具或手段而已，依此，荀子之名学正表现出中国名学之本色。

此外，就「名学」之意义而言，所谓名学是以「名」作为研究对象之思想理论，故称之为「名学」。而荀子名学之代表作称之为〈正名〉篇，此意谓着其研究之重点在于名之理论或概念论。故荀子之名学详于概念论，而略于判断和推论之理论，依此，荀子之名学正符合名学之涵义。

依此，荀子之名学最能表现出中国名学之本色，并且在概念论方面，发挥最多，贡献最大。不仅在墨辩研究之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且对先秦名学之发展作出重大之贡献。

实者，先秦时期，中国名学最为蓬勃发展，经由名家、墨家及儒家学者之努力，而奠定中国古代名学研究之基础。其时，在名学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当属名家之公孙龙、墨辩和荀子之名学，其后，中国古代名学并无突破性之发展或足以超越先秦时期之名学成就。由此可知，先秦时期之名学研究之重大成就和贡献在中国名学史上乃无与伦比的。而作为先秦名学殿军之荀子，其主要贡献是进一步批判和发展名家和墨辩之名学，且更充分地继承并发展孔子之正名思想，由此而造就荀子成为先秦儒中最具逻辑心灵及重视辩说之名学大家。

综言之，荀子藉由批判诸子之思想，以捍卫儒学，并巩固儒家之历史地位；其次，对名、墨二家诡辩之批判，以达成儒家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及国家之正理平治之终极关怀。而更重要的是，荀子之名学继承并发展孔子之正名学说，且进而建立严谨之名学思想体系。凡此，可见荀子在儒学中之成就、贡献及重要性，而其在儒学史上之定位，当然不言可喻了。因之，无怪乎美国汉学家德效骞会赋予荀子以「古代儒学之塑造者」之历史定位。德氏之所以如此称许荀子，主要在于：（一）荀子发展儒学之逻辑意涵，以捍卫儒学。（二）荀子继承并发展孔子之名学，主张概念论。（三）荀子指出诸子思想之谬误，并进而加以批判，以捍卫儒学。（四）荀子之著作较孔、孟为丰富，因此，从其作品中比从任何其他地方较能获得更为首尾一贯及完整之古代儒学之图像。（五）荀子熟悉其时代之所有思想，且较其他著者更能揭示时代之思想。

综言之，德氏以为，荀子赋予儒家哲学一稳固而前后一致之基础和表现。依此，德氏之观点正与本文之论点不谋而合。因之，荀子在儒学史上之历史定位为「古代儒学之塑造者」，是极为确当且实至名归之评价。

五、结论

历来有关荀子在儒学史上之定位，中、外学界之看法，颇为纷歧，本文旨在透过荀子名学之视角来抉发荀子在儒学史上之历史定位。

透过本文之分析，荀子主张名学之缘起，一方面在于批判诸子之思想，以捍卫儒学，巩固儒家之历史地位；一方面则藉由批判名、墨二家之诡辩，以维护当时之政治、社会秩序，以达成儒家正理平治之政治目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荀子作为孔子之传人，不仅继承并发展孔子之正名学说，且更进而建立其严谨之名学思想体系。依此，荀子确是孔子之真正传人，且对儒家作出重大之贡献。

至于荀子在儒学史上之历史定位，本文则透过美国汉学家德效骞对于荀子之评价作为参照系予以探究，而发现本文之论点与德氏之观点不谋而合。因之，荀子在儒学史上之历史定位「古代儒学之塑造者」，实颇为的当且应是实至名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