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里“去印度化”是加了引号的。为避免误解和曲解,必须说明文中的“去印度化”,不是说要抛弃教的本质或者说抛弃佛教进入中国前的大小乘佛教的基础佛陀教法是一脉相承的,印度佛教是所有佛教型态的来源和基础。中国佛教也并没有因为来到中国而改变了佛教的性质,佛教的中国化只是在表达、阐释、弘传和实践方式上适应了本土文化和习俗,在保持佛教的本质和纯洁性的基础上有所创发,但更适合中国人接受并实证佛法太虚大师曾指出:“本来,佛教是没有民族和国界的限制的,现在讲中国佛教本位的新,则因在中国已有一二千年历史的佛教,有不得不注意的必要”,历来总有一些人追求所谓的“纯正”的佛法,脱离实际盲目主张回到印度佛教,不是主张回到印度佛教的中观论,就是主张回到印度佛教的唯识论,认为只有此二者是纯正的佛教,其余的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是并没有认清中国佛教本土宗派本质上就是佛教的、是符合佛法的本质内涵的,只因为某时某地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弊端而将之错判为“非佛教”、“不纯粹”云云,这种不切实际的一味叫嚷中国佛教要“印度化”、要回到印度佛教的主张是僵硬的教条的,并不适宜佛法在中国的弘传和实证。正如太虚大师所强调的“本人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不同一般人倾倒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亦不同有些人凭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批评中国从来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据佛法的律制以从新设立的新!此皆不能根据中国佛教去采择各国佛教所长,以适应目前及将来中国趋势上的需要”。单纯的印度化的中观、唯识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难以广泛流传,反而是综合融摄了中观、唯识、如来藏教法的中国宗派才能够在不失佛教本质的基础上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研究中国佛教一定要“去印度化”,这与太虚大师强调的中国佛教发展演变的三个法则:以佛教为中心、以中国佛教本位为中心、普遍融摄,在根本精上是完全一致的。


佛教的中国化是比较成功的。佛教是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的。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的主流宗教婆罗门教,婆罗门教认为人是由神创造的,生命可以轮回,人的命运也是由神来决定的。佛教的出现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上占主流的婆罗门教。当时的佛教首先认为世界是无神的,万物因缘聚会,这就是佛教最根本的“缘起论”。佛教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万物不能分离。佛教有四句著名的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又展现了宗教的另外一种形态,再次体现了宗教文化的多样性。

佛教在印度与主流宗教不合,但在中国,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相契合。儒家文化和家文化都强调自我的觉悟、自我的约束、自我的提升,认为人要靠自己来觉悟。道家还强调保持真性、回归自然、不贪念外物。佛教讲缘起、讲因果,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是必然的联系,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自然产生万事万物,是偶然性的。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其因缘观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之间有严重的冲突。但是,从哲学上讲,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辅相成的。佛教讲因果报应,中国也讲因果报应,但中国讲的生命观不是个体的。有一句话讲得很生动:“火尽薪传”(明·寓山居士《鱼儿佛》),延续的不是我,是我的子孙。中国人认为父母积了德,子女享福;父母造了孽,子女遭殃。《》里有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个体的肉体是要消失的,而群体的生命会在子孙身上延续。

佛教本土化是一个相当长久、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因此,对外来宗教本土化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中国文化是非常包容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能够构建宗教和谐的文化。在中国,不同的宗教应当可以如兄弟一样和谐相处、亲密无间。“化”并不是说佛教失去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主体性,完全融化于中国文化,完全等同于儒、道,而是彼此之间“你影响我,我影响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同时,彼此之间还是“你是你,我是我”。这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从来都倡导包容、多元、相互尊重。

因此,中国化并不是彻底地“化”掉,而是在适应中国本土文化、政治基础上的传承与创新。在这个基础上,应当鼓励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创新、发展,使之超越地区性文化背景下的各种局限。任何宗教,只要不破坏中国本土文化,不改变中国本土文化,不与中国本土文化、政治发生冲突,那么在中国文化当中就是可以被包容、可以生存的。即使存在不同的东西,也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包容。

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文化交流的两个根本规律:一个是外来文化的自适性,一个是本土文化的包容性。如果不能把这两者处理好,没有包容,外来宗教再怎么本土化也不行;即使本土化,也会保留很多习俗上的不同,而理论上的不同更难完全改变。因此,一定要尊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习俗及其最根本的理论。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范例。

另外,外来宗教不仅要找到和本土文化的适应点,而且还要加以发展。我们常常讲,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禅宗确实是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因为禅宗在印度佛教里不是这样的形态,也不是这样的意义。释迦牟尼创立印度佛教的时候,强调的是自觉——智慧的觉悟。可是到了大乘佛教时,逐步出现了一种“救世主”的理念,拜佛、求佛、求菩萨。而到了中国禅宗,把成佛、成菩萨化为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内在的问题。迷了就是众生,悟了就是佛。所以,禅宗强调的是学佛、做佛,学菩萨、做菩萨,这和中国文化完全一致,而且又回到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根本宗旨上去:淡化祈求于外力的拯救,强调内心的自觉。

外来宗教要适应中国文化传统,一定要有创新、发展,不能够回归到原来。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用还原论思想来研究宗教,不断地对宗教进行还原。佛教中国化的关键在于适应中国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不能够用还原论的思维和理论来研究中国佛教。我曾经说,现在研究中国佛教最大的障碍就是“印度化”,所谓“印度化”,主要是指不能认识到中国佛教的独立性文化地位,而错误地认为真正的佛教只在印度。研究中国佛教一定要“去印度化”,,这样才能够真正让佛教和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特色。其实,中国的文化环境是最好的,不同宗教像兄弟一样亲密地在一起,没有冲突。这就是中国文化,一种能够使各宗教和谐、和睦相处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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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楼宇烈:研究中国佛教一定要“去印度化”发布于2022-01-21 10:4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