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只见“融合”不见“冲突”的根源是什么？

国史上，平民讲学的风气，从孔子、墨子开始，直到东汉末叶马融、郑玄，中间经历将近千年，社会向学之风愈来愈盛，汉末太学生至三万人，可见一斑。

一到三国之乱，讲学之风顿衰，一方面固由人心对于儒学暂时失却信仰，同时亦因社会播迁流离，没有讲学的环境。

因此佛寺和僧侣，正好代之而兴，掌握了社会大众的教育权。一般平民社会中的聪秀子弟，有志向学的，只要走进庙宇，既得师友讲习之乐，又获书籍翻阅之便。 

佛法藉之推行自然更加蓬勃了。

中国佛教显然是更偏重在学理而偏轻于信仰的，这又可说是中国文化一种特殊精神之表现。

他们几于纯粹为一种知识的追求，一种指示人生最高真理的知识之追求，而非仅仅为心灵之安慰与信仰之宣泄。

我们若论社会秩序与政治制度，魏晋南北朝一段，诚然可说是中国史上一个中衰期。

若论学术思想方面之勇猛精进，与创辟新天地精神，这一时期，非但较之西汉不见逊色，而且犹有过之。

那时一般高僧们的人格与精力，眼光与胸襟，较之两汉儒生，实在超出远甚。

我们纯从文化史的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文化演进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并没有中衰。

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深于民族观念的。但传统的文化观念，终是极为宏阔而适于世界性的，不局促于一民族或一国家。

我们只看当时中国人对于印度佛教那种公开而恳切，谦虚而清明的态度，及其对于异国僧人之敬礼，以及西行求法之真忱，便可为一绝好证明。

惟其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两晋、南北朝的高僧，若论其内心精神，我们不妨径叫他们是一种“变相的新儒家”。

他们还是宗教的意味浅，而教育的意味深。

此后印度佛教便在中国文化园地上生根结果，完全成为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在中国开创了许多印度原来没有的新宗派。

其中如天台宗，创自隋代高僧智频。又如隋唐之际的华严宗，此亦中国自创。

天台宗所谓“即空、即假、即中，三谛圆融”，华严宗所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这些理论，都已把中国人传统观念所看重的现实人生，融入了佛教教义，这些全都是中国化的佛教了。

同时禅宗兴起，佛教教理更是中国化，中国人更把佛教教理完全应用到实际人生的伦常日用方面来，再不是印度原来的佛教了。

那时佛教思想虽极盛行，但无论南北双方，社会上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组织”以及“家庭礼教”，却一样的严格保守，没有丝毫摇动。

许多学者，同时精研佛理与儒家的家庭礼法。尤如南齐张融，他病卒遗令入殓，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这竟像后世所谓的“三教合一”了。

“佛法”与“孝道”，本是两种正相背驰的精神，而能同时存在。所以佛教出世思想摇撼不动中国家庭的根本精神。

因此在中国史上，我们可以说，他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线，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

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孱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己界。

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合、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