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名人】一代文豪鲁迅的佛教因缘--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鲁迅“不到一岁”时，由父亲“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这和尚人称“龙师父”，给鲁迅起了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他把法名长庚用作笔名，并在创作的《在酒楼上》中作为小说人物的名字。鲁迅晚年写《我的第一个师父》，亲切而幽默地回忆了童年的这段佛缘。这段佛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正所谓百川灌海，佛法作为川流，自有其波光的灿烂；汇成汪洋，沙门充盈温情，亦可见民风的淳朴。“长庚”的故事，不仅体现了鲁迅与佛有缘，也反映了传统社会中美好人性的一个侧影。

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东晋沙门法显“西行求法”，到大唐三芷法师“西天取经”，正是我国古代“舍身求法”者的典型。鲁迅赞美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之一，也是对佛门高僧“舍身”的大无畏精神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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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氏曾云：“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从龚自珍、魏源到谭嗣同、章太炎，无不“兼治佛学”。用佛法解释儒学，论西学取证佛经，曾经成为当时维新思潮的一个特色。

和僧人结缘

鲁迅是周家的长孙，极受重视，家人担心养育不大，还未足岁，即由父亲领着去拜他的第一位师父。他们前去的寺庙，是被誉为绍兴八大寺观的长庆寺，孩提时，父毌让他皈依，送去长庆寺拜当家和尚为师，取法名：长根。后来鲁迅以“长庚”作为笔名撰写杂文《唐朝的钉梢》，就是取其谐音。

目前，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有一个银八卦，上面刻有：三宝弟子法号长根。拜的师父为长庆寺的主持龙祖法师。龙祖法师替鲁迅取法名为“长根”，师父赠他银八卦一件，上刻“三宝弟子法号长根”，鲁迅还有一件百家衣，即“衲衣”，非喜庆大事不给穿上，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用以避邪。鲁迅年幼时，遇到该寺做水陆道场，都会随家人到该寺去看热闹。

鲁迅一直到他临死的那年，即1936年4月他还写下《我的第一位师父》的文章（收录在《且介亭杂文末编》），追忆去世已有40年的龙祖法师;鲁迅也推测龙祖法师的徒弟，也就是他的师兄弟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文章写道：“我们（指与他的师兄弟）的交情依然存在，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文情并茂，真挚亲切，显示了鲁迅感情丰富的一面，感人至深。

鲁迅也结识、结交不少是佛教徒的朋友，如许寿裳、许季上，日本人内山完造、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等人。其中与鲁迅交情最深的，当推许寿裳。

1914年9月，鲁迅为了给母亲祝寿，以银洋六十元委托南京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免费赠送，广结善缘。书后《附识》云：“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六元，拨刻《地芷十轮经》。”

当年鲁迅“施资刻印”的百喻经

鲁迅所藏的佛经中，《百喻经》有三种版本。其一是《佛说百喻经》二卷，公元1645年日本正保二年野田庄佑门卫刻本，内有日语校勘的字迹；其二是《百喻法句经》四卷，内《百喻经》和《法句经》各二卷，1919年常州天宁寺刻本。《法句经》系法救撰，吴天竺沙门维祗难等译。其三是1926年铅印本《痴华鬟》，王品青标点，鲁迅题记。

和佛教经典结缘

相对而言，鲁迅与佛教经典的关系，就甚为密切，且终其一生，都与佛教经典保持善缘。

根据鲁迅日记，他从日本留学归国，于1914年，在北京担任教育部官员时期，开始大量阅读佛教经典，努力研究佛学。这一年，他购买佛学书籍多达70、80种，占全年购书数量的二分之一，这些佛书有《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起信论》、《瑜伽师地论》、《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传》、《高僧传》、《阅藏知津》等。

他不但自己看佛书，研究佛学，还不断给绍兴老家寄去佛书。根据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1914年以后，鲁迅除了自己买佛教书籍，研究佛学外，还与许寿裳订下协议，合购佛书，互通有无，这很可能是基于经济不甚宽裕的原因。

鲁迅不但大量购买佛书，对出版佛书，也作出贡献。《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如经》，古印度僧伽斯那著，是佛教寓言作品，南朝齐时，由印度僧人求那毗地带到中国，并译成中文。鲁迅亲自校对，并出资刻印，可以想见他对此书极为重视，他这样评论该书：“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亦随在可见。”鲁迅也利用刻印《百喻经》剩余的款项，刻印《地藏十轮经》。

许寿裳回忆鲁迅的文章，曾记述鲁迅向他这样剖白：“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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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一善从我做起

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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