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早期禅学与中国石窟艺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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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石窟宗教空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佛塔崇拜到佛像崇拜的历史过程。因为早期佛教认为，“佛形不可量”，“佛容不可测”，佛陀是超人的，不能以具体形象表现其相貌，只能用象征的手法。如以一脚印象征佛陀到过之处；以法轮、宝座及菩提树象征说法之处。而作为供养佛陀遗骨的佛塔(窣堵坡)，便成为佛徒崇拜的主要象征对象。这样，佛徒们为了修习和供养，便把习禅的石窟(毗诃罗窟)扩大，在石窟中央开凿出象征佛陀的佛塔即支提窟，也称中心塔柱窟。在修习前和出定后，都要从右旋绕塔柱礼拜。

公元一世纪末，贵霜王朝都城犍陀罗地区，受西侵希腊文化多年的影响，首先打破了早期佛教雕塑的禁忌。希腊人神同一的精神与印度传统雕塑的结合，出现了佛教史上的犍陀罗造像运动。佛像进入了石窟，佛像崇拜代替佛塔崇拜。有名的巴米扬石窟便是这一转变时期的遗迹。我国新疆一带的佛教遗址，也为我们提供了佛教崇拜转变期的可贵资料。如鄯善米兰第三号和第五号寺院遗址，即是用土坯砌筑而成的塔式建筑。中心部位，底层为须弥式基座，基座上为圆形塔式建筑物，基座四周设圆形步廊，为佛徒举行右旋仪式的礼拜道。

魏晋以来，我国北方石窟开凿泛滥，主要与北方禅法弘盛及帝王礼遇禅僧有关。北魏诸帝对禅僧尤为优渥，太武帝甚礼白脚禅师惠始，“每加礼敬。”北魏灭凉后，迎西北禅学宗师玄高至平城，“太子晃事玄高为师”。

北朝禅法的盛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长达数百年之久的造窟时期。因为佛典中明确指出，坐禅应在石窟中，北魏禅僧昙曜和西域僧人吉迦夜共译的《付法藏因缘传》卷二云：“山岩空谷间，坐禅而龛定，风寒诸勤苦，悉能忍受之。”此传还记述了一段习禅趣事：“南天竺国有二比丘，心意柔和，深乐善法。”素闻一名叫达摩蜜多的比丘坐禅第一。于是，“共相将往诣其所。于其住处有三重窟。”“尔时，人进至上窟，见向比丘已于中坐。”史传记载禅僧居山岩石窟坐禅的情况，也与其相似。《魏书·释老志》云：“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广弘明集》收录的高允《鹿苑赋》亦有：“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术”，把开凿石窟修禅，看成是通向天台的成佛途径。《续高僧传·佛陀传》记载天竺佛陀禅师到中土后，遂至平城，“凿石为龛，结徒定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传说中的“面壁九年”，也是在嵩山少林寺的石窟中坐禅入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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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现存的佛教遗址看，北方一些著名石窟也多与禅僧修禅有关。所有新疆境内的石窟，因开凿年代较早，后又遭人为破坏，窟内原有造像已荡然无存，也无题记史料佐证，因而石窟的开凿者也无法考据。甘肃永靖县炳灵寺一六九窟发现的题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窟造像题记。在窟北壁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的墨书题记。在一身供养人像旁，有“大禅师昙摩毗之像”的题记。任继愈先生认为，这个昙摩毗就是《高僧传·玄高传》中，“领徒立众，训以禅道”的县无毗(摩、无同音)。《高僧传》亦记载一个叫玄绍的和尚，系秦州陇西人，学究诸禅，神力自在”，“绍后入堂述山(炳灵寺)，蝉蜕而逝。”可见炳灵寺石窟的开凿也与禅修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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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也是我国早期石窟之一。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据《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最早也为禅僧所开：“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傅，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峘)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北，又于樽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麦积山石窟虽不能确实证明为禅僧所开，但确为凉州大禅师玄高修行所在。据《高僧传》载：玄高“妙通禅法，”“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并率“山学百余人”在此修禅。有一位叫县弘的“秦地高僧”也隐居此山。玄高与之相会后，“以同业友善。”

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是以“禅业见称”的凉州高僧县曜主持开凿的。北齐天统元年开凿的南响堂山石窟，第2窟西壁有：“沙门统定禅师敬造六十佛”题记。小响堂山石窟中亦有“昭玄大统定禅师供养佛时”的题名。可知也为禅僧所开凿位于河南安阳的灵泉寺石窟，东魏武定四年（546年）为高僧道凭禅师所开首。道凭早年习禅，后于少林寺摄心夏坐。他开凿的大留圣窟，据考察，原来未造佛像，专为坐禅所开，位于安阳西南二十五公里外的小南海北齐石窟，也为著名禅师僧稠开凿。石窟中窟门额及左侧有一《方法师镂石板经记》，《记》中称僧稠为“国师大德稠禅师”，说明开凿石窟也与禅师修禅有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