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佛像身价频频过亿！这些元明清金铜佛像……

元朝（1271年—1368年）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传五世十一帝，历时九十八年。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开始对外扩张，先后攻灭辽、西夏、金等国。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燕京“大都”（今北京）。

元世祖.忽必烈

随着元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以及宏大的大都城建设，融入了大量异族、异域人士包括蒙古、畏兀儿、哈剌鲁、唐兀、吐蕃、回回、钦察、高丽等入居内地与大都。空前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中尼泊尔人“阿尼哥”对元大都的文化尤其是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阿尼哥（1244—1306）是尼泊尔（古称尼波罗国）人，“幼敏悟异凡儿，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粧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命令帝师八思巴在吐蕃建造黄金佛塔，征召尼泊尔工匠，尼泊尔准备派出80名工匠前往帮助修建，但是没有合适的带队人选。

时年17岁的阿尼哥毛遂自荐，对于众人疑虑其年青，他说：“年幼心不幼也。”八思巴一见阿尼哥，对其非常欣赏，命其负责建塔工程。佛塔完工后，八思巴没有同意阿尼哥返乡的请求，而是极力邀请他入朝，并为其剃度，收其为弟子。

忽必烈接见阿尼哥之后，对他也很赏识，但是对于他的工艺技能还不是特别放心，于是命令其修复明堂针灸铜像。这一针灸铜像是从南宋所得，经年岁久而遭到损坏。由于铜像工艺的复杂，一直没有人能够将其修复。

至元二年（1265年），历经四年的工作，阿尼哥铸成了新的针灸铜像，“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元史》卷二〇三《阿尼哥传》）至此，阿尼哥初步奠定了他的工艺大师地位。

至元十年（1273年），阿尼哥，被任命为“诸色人匠总管府的总管”，为元朝宫廷铸造佛像。

由于阿尼哥来自尼泊尔，他塑造或领导塑造的佛像融合了尼泊尔、藏地因素，因此形成了所谓的“西天梵相”艺术风格及流派。“元代宫廷的‘西天梵相’艺术是指在‘西番佛像’即藏传佛教艺术的基础上融合内地和尼泊尔艺术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宫廷藏传佛教艺术流派。”从题材上看，多为藏传佛教密宗四部造像最多。“西天梵相”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明、清的佛教造像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代.弥勒菩萨，厦门保利2016年春季拍卖会0935号，成交价：7475000元

元代.绿度母，北京翰海2017年春季拍卖会，1827号，成交价：3220000元

元代.黄财神，北京巨力2016年秋季拍卖会5103号，成交价：12800000元

元代.罗汉尊者像，北京保利2015年春季拍卖会7459号，成交价：35075000元

宫廷藏传佛教造像的制作始于元而盛于明、清。自元代开始，宫廷中均设有专门铸造佛像的机构，如；元代的梵像提举司、明代的御用监.佛作、清代的内务府造办处等...都是专门为宫廷铸造佛像的重要机构。

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共传十六帝，历时276年。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31年) 定都于应天后(今南京)，效仿元朝政教合一政策，自明朝初期就与西藏各大教派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

特别是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1402-1424年，永乐皇帝推崇政教合一的治国理念，此时期朝廷对西藏地区的分封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主要使其对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更具有针对性，统一性。

同时在宫廷设立制作造像机构(简称：佛作，隶属：御用监)，此机构专门制作宫廷藏式佛像及汉藏风格造像，主要用途是赏赐给西藏的重要宗教领袖，高僧大德，活佛喇嘛及明代宫廷寺庙供奉观修之用。

1406年（永乐四年）明成祖.朱棣下诏在元朝大都（今北京）皇宫的旧址上大规模建造宫殿，并于永乐十九年由南京迁都至北京。根据《西藏史料》记载，1406-1408年期间，西藏僧团与永乐皇帝之间就已开始互赠佛像了。

从此说明，当时“宫廷.御用监”就已经开始制作藏式佛像了，而且这一时期宫廷造像的产地，应先是南京，永乐19年迁都后，则后在北京生产。

明宣德时期（1425－1435年），社会发展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君臣及各地方之间关系融洽，造像规模及数量明显少于永乐时期。

永、宣宫廷造像，是在汉藏佛像艺术的相互交融下、形成了交叉影响的局面。它吸取了尼泊尔、西藏、东北印度及中原汉地造像的多元素艺术风格，因此成就了永宣盛世的宫廷造像。

永、宣宫廷造像，无论是艺术审美，还是雕塑的成就，均已达到古代金铜造像的艺术巅峰。同时，永、宣宫廷造像艺术，对明朝的历史、宗教及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朝（1636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共传十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清朝，发源自关外，满族人原本信奉萨满教，与蒙古地区关系极为亲近，有“满蒙一家”之说。

蒙古自元朝以来，深受藏传佛教影响，故清廷入关后，清代帝王们大举黄教（格鲁派），此时的藏传佛教造像，以绝对主流的形式占据了北京，并影响到了全国各地，清代北京佛教造像在形式上出现了明显的一边倒的趋势。

北京作为清代的政权中心，因此不断地从尼泊尔、西藏、蒙古、青海及北京周边地区引进优秀的工匠，融入到北京宫廷进行铸造佛像，从此创造了清代北京造像的艺术风格。

自13世纪中叶，藏传佛教及造像艺术传入内地以后，对元、明、清三朝的政治与宗教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是藏传佛教在宫廷兴起的重要时期。

清朝帝王中，康熙皇帝(1662~1722年) 对藏传佛教十分崇重，他在位期间曾册封过，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一世章嘉国师、五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七世达赖喇嘛等众多宗教上层人物。

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在宫中特设“中正殿念经处”，召集了各族优秀的匠师制作佛像，此举标志着宫中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开始步入了正常化。

乾隆皇帝自幼与三世章嘉活佛关系密切，因此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乾隆时期，宫廷与民间更加兴盛，为满足皇室和民众的信仰需求，清政府在大清乾隆九年的时候，将北京的雍和宫改建为北京最大的喇嘛庙，用于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

乾隆时期的造像题材丰富，宗教内容广泛，有佛装像、菩萨装像、还有婀娜多姿的佛母像，高度写实的上师像，还有威严怒目的金刚像、天王像、护法像等，都是乾隆时期的造像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