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学思录（一）两万字，二零一六、七年随笔

或曰：“恃儒学焉可得天下乎？非阳儒阴法，外道德内纵横不可也。”余曰：“不为阳儒阴法，阳儒阴释，而欲以中正之道统摄法释，阳儒阴法，恐始于义而终于利，阳儒阴法之弊，君岂不知？中正中正，中以安天下，正以服人心。”曰：“非以利诱安天下，拳头服人心乎？汝之中正何所倚哉？”对曰：“威逼利诱，威挫则天下叛，利尽则众人离矣，岂能长久？”曰：“刃在匪徒可威逼良善，在良善亦可制服匪徒。无刃不足以犯罪，亦不足以惩恶。” 余曰：“以暴易暴，终非得已也。惟中正可以长治久安。中者不偏不倚，正者公平正直。君子不怒自威，人自敬仰，何须威逼？圣人兼利天下，民无不服，何须利诱？”曰：“孔夫子，圣人乎？未见可不怒自威，兼利天下。既然天下宾服，何儒道未成大同世界？”余曰：“圣人未得势也，儒家未应运也。若能得势应运，尧舜之治可至，汤武之功不难，而何患天下不服哉？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尚有三千弟子，使七十二贤倾心以事，编修六经，乃成素王之业，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而诸候忌之，若当王位，岂可量也！”

或问余曰：“儒家虽好，然非万能，子何称之至也？”余曰：“余非以儒家为万能也，以儒家所言常道，凡吾日常用行，出处进退，儒皆含之。儒非万能，而不可无儒。吾少年亦好道家，以道家高明，而厌儒家之平实。然看老庄，虽得神解妙悟，然终不免于耽玄滞静，无深厚之历史感，人文关怀，无担当世运，为天下开太平之至诚，此心此情则惟儒林伟人有之，此吾所以虽好老庄，体道家妙境，而终归于儒家也。儒书虽多平实，然细读之，则如大地之包含万有；深玩之，则如日月之普照八荒。通乎古今，涵于中外。夫菽栗至淡，人日食之而不觉其味；土地至平，人日行之而不觉其大。非于不食之时尝之，孰知稻谷之香？非于不行之时察之，孰知土地之广？庄子自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其境高矣，而未免远人而为道，吾虽欲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慕其至神妙境，亦欲与古今圣贤伟人相感通，中外文化生命共呼吸，观乎天文，而化成人文，此儒家之极则也。”

或诬朱子，余辩之，或曰：“子当宏学，何与人辩？恐非孔孟之意也。”余曰：“子见南子，子路疑其私，而指天以自誓，恶乎辱名加诸君子也。朱子立身之严，后儒罕及，而今有小人诬其与媳私，此乃至辱之名以加诸先贤，吾安忍不辩乎？将以圣贤同于禽兽，而孰欲为圣贤乎？吾见有人诋毁圣贤，则心生不忿，为彼悲哀。吾年愈长，而愈尊敬古圣昔贤，何忍见人轻毁程朱。今人缺乏敬畏心，对天缺乏敬畏，对圣贤无敬畏，对祖宗无敬畏。不敬天地，不敬圣贤，不敬祖宗，则肆无忌惮，何所不敢为！为古之圣贤豪杰正名，乃吾辈使命。古之小人狂而伪，今之小人狂而肆。狂而伪者，有所不敢也；狂而肆者，无所不敢也。古之小人惟谤时之君子，今之小人敢诬古之圣人！孟子曰：‘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余亦不得已也。荀子曰：君子必辩，辩之得明。盖真理愈辩愈明也。”或谓余曰：“子尊儒至矣，而未免过激。”余曰：“孔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吾亦曰：卫道尽诚，人以为激也。君子直道而行，世俗不解耳。”余遂叹曰：“今人多不诚敬，固可随意嘲弄古代圣贤；今人多不虚心，固可对先贤典籍不屑一顾。教育教出如此多的无德之人，可堪忧叹！”或问：“孔孟得君王之推崇而大兴。如墨韩等得君王所崇，作为学子考试必读之书，儒家何能昌盛？孔孟之学确实有好处，但是弊端也不小。”余曰：“儒家之盛衰，岂由君主之抑扬！实力不足，不深入人心，纵有帝王备极尊崇，终不长久，而若实具道理，为百姓日用，门下人才辈出，君主亦不能抑之使衰也。且文化学术和政治皆为独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汝云弊端，诚有之，然弘扬其精髓，弊端自除，何执于弊端？”或谓余偏好儒家，余曰：“诸子百家之书，余未尝不读，西哲高文典册，亦有披览，而终归于儒者，诚以儒家大中至正，而百家未免偏至，西方滞于闻知。此非凭个人之喜好，老庄之书，亦余所深嗜者，而不以为圣者，高明而不中正也。尼采之书，亦所喜，而不取其偏激。若只为喜好而移，则今日尊墨子，明日复信老庄，今日信杜威实用主义，明日复信马克思主义，无对道理之诚，无深植之根，则肤浅浮泛，随波逐流，漫无所归。翻过诸子百家之书，而知儒家之博大；翻过西方哲学之书，而知宋明儒之高深。”或曰：“孟子见梁惠王言有仁义而矣已，诸君以为惟仁义可治乎？吾觉孟子此说乃误国之论。”余曰：“何为仁？何为义？若文王吊民伐罪就是仁！若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就是义！文王开拓西歧，武王伐纣灭商，成周八百年基业，这就是仁义之功。孟子理论不够精密，故人以为迂阔。孟子说仁者无敌，人多谓之迂腐，而实有道理。《列子》有段记载，有趣：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不说为仁义者也。客将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弗敢击。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独无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对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辩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孙子说：‘不善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老子曰：‘善战者不武。’同此理也，皆谈心理战术，远甚于武力之争斗也。孟子善辩，何不以此辩诸侯，则仁政何有不能行也？孟子虽雄辩，而只知以古之圣王干侯王，故莫能用，而不知以近世之人喻之。使泱泱中华统一于虎狼之秦国，百家争鸣终结于惨刻之法家，乃中国与中国文化之大不幸也，岂不惜哉！盖孟子以心说仁，不以利说仁，若以利说仁，无利则不仁矣，则流于功利，岂可久哉？以心说仁，使仁心长存。”有人谤圣，吾为之辩。或曰：“狗咬人，人亦当咬狗耶？”吾曰：“狗咬人，吾以棒击之！佛家犹有狮子吼，儒家不可做猛虎行？若一味柔和，则为乡愿。吾宁为狂士，不为乡愿。”旁人曰：“有菩萨可低眉，亦有金刚可怒目，佛尚偏之，儒独不可耶？善哉此言。”彼曰：“吾喜好儒家，然亦批判之，孔孟亦有谬误，儒学非能尽美也。”余曰：“惟好之乎？则亦如玩物把玩耳，何能体贴儒家真意？何能体味圣贤奥义？对于各家各派，岂能只凭个人喜好？应有理性之分析，诚敬之体贴。观你所言，对儒家之体贴太少。浅尝辄止，如蜻蜓点水，吾以前亦如汝这样。望汝多读圣贤之书，深切体味其义理，涵咏其意味，自然有所改变。”又问：“汝以为当时为何无人用儒术，为何口虽服，而心不服，不行之于政？是君主愚乎？抑孔孟不识自家弊端所在？”余曰：“用与不用，在世道人心。颜子云：夫子道大，故

莫能容，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岂求世容？不用于世，而可枉尺直寻乎？如商鞅、苏、张所为？商鞅、苏、张虽为时主所用，害亦随之。君子储天下之用，不求用于天下。孔子不用于世，不损孔子之为圣。商鞅虽为秦主所用，然后人多鄙其行。不用于古，未必不用于今，不用于今，未必不用于后世。不用则储天下之用，君子何求时君用哉？”曰：“非求人用，而是没有客观分析当下局势，以君王可以接受之方法去提自己理论。惟顾自说，人不受，遂弃之而去。孔孟之道若能让人心服口服，则君主何以不用哉？”余曰：“圣人只是尽吾道而已，吾道已尽，吾退而修书，有何不可？犹欲恋恋于功名？圣人不迎合君王，亦不迎合世俗，圣人只是尽吾道。大匠不为拙绳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若因时主不受，遂曲吾道以合君心，则吾道亦损矣，而圣人岂为是哉？且修书教人，就不如从政？用与用在人，不在我。韩非且作说难，所陈之言，岂能定为人纳？圣人之道理亦不能尽令人接受。故曰：惟尽吾道而已，吾道已尽，人不从，君不用，非所在心。”又问：“君子之道以为精神自慰乎？没有实用，岂将束之高阁？让人供养乎？”曰：“百姓日用之谓道。百姓皆用之，惟不知耳。岂吾人所见所知方为用乎？百姓日用而不知，即为圣人之道。”

多说些中国历史上的圣贤美德和英雄的光辉事迹，以增强民族自信心，以启发民族之奋发向上之精神。中国清末由于不知己而不知人，今则由于不知人而不知己。自大是固步自封的，自卑是颓废不振的，自信是奋发向上的。 圣贤教人，以善劝人，常也；以恶诫人，辅也。历史有光明与黑暗，中国文化有营养与毒素，圣贤教人，当先以历史上之贤哲美德，英雄壮举教人，以激发其愤悱之情。若有人不听善劝，不听正面的教导，圣贤才不得已以恶为惩，举历史上之罪恶为警诫。中国文化有他的精华，也有其糟粕。但我们要先多宣扬其精髓以教人，而非总说糟粕害人，说多了，对人有何好处？先给他营养，你才说一些不可吸收的毒素嘛！营养都不给吸收，你却先跟他讲这是毒药，不能吃，岂不可笑！近代学人反传统，总是讲述历史的负面，挖掘文化的糟粕，宣扬社会之黑暗，人性之罪恶，总是将负能量传给国人，国人焉能不变得偏激？变得病态？而因此不相信人性有光明，而怀疑人类，怀疑政府，怀疑社会！因此卑视自己的民族，厌恶自己的文化，反感自己的祖宗。集诸多负能量，日闻其说，日习其言，所闻者多为人性之罪恶，所见者多为社会历史之黑暗，而欲其人不变恶，难也！ 正面教导，就是要让他多读些有益身心的经典，多听些高雅的音乐，给他多讲些圣贤君子的高节美德，英雄豪杰的光辉事迹。他就会受美与善的熏陶，而自然涌发出愤悱之情，要以圣贤君子为法，以英雄豪杰自励。历史上能立大志者，皆由多读经典，多闻善行，多知圣贤英雄之故事而欲效之也。如孔子以周公为法，孟子以孔子为法。若自小所读者多为低俗之书，所闻者多为庸人宵小之事迹，何以激发其志气？彼将以何人为法？孔子曰：“取法于上，仅得乎中；取法于中，仅得乎下。”取法于下，则恐将庸人之不若也！

正面教导后，再善恶美丑并举，举美善以使人知荣，举丑恶以使人知耻。知荣而勇于奋进，知耻而不甘于堕落。给他讲些圣贤和小人对比，英雄与庸人对比的故事，看看圣贤是多么受人尊敬，小人是多么招人厌恶。英雄是多么光辉，庸人是如此无能。圣贤何以为圣贤？小人何以为小人？英雄何以成英雄，庸人何以只为庸人？我们是学圣贤英雄，还是学小人庸人？我们是想成为圣贤英雄，还是成为小人庸人？孩子一般都说圣贤英雄啦。从光明性入手，就是你先相信他的善性、光明性，以使其自信自进，而不先把他当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防着，管束着，这样会压抑其个性，禁锢其本能，而使生气不得勃发，良知良能不得扩充。

或曰：“究儒家治国，不如究民主救民。圣人之道，能成民主乎？富豪贵戚多移民者，何哉？”余曰：“民主亦乌托邦耳，柏拉图之理想国果成，则为极权政治，夫民主果成，亦为一禽兽世界，何也？以其不合天道人情也。西哲卢梭倡民主者也，亦曰：‘实质而言，世岂有民主哉？亦终不能有。夫以多治寡，违逆天道，使多民议政，其哓哓之争论无底止，非余所敢想也。’举贤任能，方为王道，虽西夷之民主立宪，治隆当世，亦齐之欲一变而至于鲁耳。夫以选举为法，亦有希特勒之恶魔当选，民意焉可恃哉？天道不可不察也，良法不可不立也。儒家为治之本，垂之万世而不过，惟须外在应时损益耳。政者，正也，正己正人正人心。举贤任能，治之始也；无为而化，治之终也。大学之道，诚意正心修身以推诸四海；周官之法，举贤任能立法以施于九州，夫岂泰西政论家所可及哉？”

昔与人争辩，尝怀不忿，而有激言，今读古书，渐识义理，而心转平，不以为意，虽有气，而能消之，吾尽吾言，他说他理，各尊所说，各信所闻，何苦与之强辩哉？若夫布歪理邪说，令人不齿，然弘扬正学，传播正见，歪理邪说自息。君子之辩，辩其非而已，若夫其余，则非君子所宜入也。宰予欲废三年之丧，孔子亦只谓其“汝安则为之”，圣人于弟子且如此耳。不可与言，则止也。夫辩之含气，是涵养不足，亦学理不足也。心如明镜皓月，忘毁誉，忘是非，则不以鄙辞陋见为意，是反之于内也，君子务内修，而外物不为动。学理充足，逻辑分明，胸有藏竹，自信虽有后圣，不易吾言，则区区俗见不足以为怀。一点即破其遁辞，何须使气与之较是非哉？

余曰：“孟子之不如孔子者，以其带气也。宋儒谓其有英气，英气甚害事，夫英气自尊自立，何害事哉？孔子何尝无气，斥宰予，杖原壤，然孔子之气出于自然，非有他心也。孟子号称雄辩，而有胜人之心，固不觉气露于辞，使人感觉有咄咄逼人之意，则意有所设，言有所激。故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之乐，而不寻孔孟之乐，孔子如苍天大地，颜子如风光霁月，不为毁誉是非所动，安于心而乐于道，而带气有激言，则有不乐矣。孟贲之勇气不如告子不动之气，告子不动之气不如孟子浩然之气，孟子浩然之气不如孔子天地之元气。不动之气，固不动矣，而未诚于理也；浩然之气，固诚于理，而未合于天也，有修养之意。圣人本天，涵容万有。人读《论语》，盖无有不喜；而读《孟子》，则有不悦者。”或曰：“孟子之英气，不同于子贡之方人，孟子也是时措之宜也，孟子非义正辞严不能辟异端邪说。孟子极方正，大方曰圆，边长无限大之正方形，方亦是圆，棱角抹平矣。如齐宣王自称好货、好色、好勇，不可行王道仁政，若当程朱二夫子，则必扭首而去，而孟子欣然曰：无伤也。”又有人讥余曰：“褒贬圣贤，若于胡陈周辈则可，彼固不知放辟邪侈之谓也。苟有向道之心，必且度德量力，何敢妄议乎？”余曰：“孟子终觉涵量不足，而有激言，苛求前贤，如以管子为不屑，蔑齐桓为不足道，又斥告子义外为祸仁义，然孔子许管仲攮夷之功，称桓公正而不谲，孔子亦必容告子之论也，不如孔子之广大圆融，涵容各道，故为亚圣也。孔子曰：‘取法于上，仅得乎中；取法于中，则得乎下。’孟子自称终身愿学孔子也，是法圣人，而为贤人，至于其他诸子，不法孔子，则贤人之不若。吾非欲贬孟也，窃欲希圣人之广大圆融，而非仅得乎中耳。”

吾读圣贤之书愈多，而愈感胡鲁之害深。孟子当战国，辟杨墨。董子当汉朝，辟申韩。今之儒者，当辟胡鲁也。而有尊信儒家者，犹以鲁迅为矫枉而称之，源于入圣学尚浅，而不识异端贼道之害大也！鲁迅矫枉而称之，人亦效之，肆为矫激之辞而无忌，非尧舜，毁孔孟，无所不詈，而犹自曰：“吾以矫前代之枉也，吾痛中国之病入膏盲，非温和之药可救，而欲施以猛药拯之于垂亡也。所谓以毒攻毒，而病可愈。”流俗不怪之，而称尚之，曰：“彼之反传统，訾礼乐，诚以封建之疾固，欲以猛药矫之也，今世之沉疴，犹需以猛药治之。彼实为国为民，可敬也。至于非毁圣贤，彼矫之之术，非诚有心毁之者，而信圣贤者，莫彼若也。”呜呼！流俗之为巧言也如此！孔子曰：“巧言令声，鲜矣仁。”使人竞效之，以非毁圣贤为高，以诟詈家邦为明，而世愈乱，风俗愈坏，自陷于大不仁，一言而祸天下者，非此之谓欤？

彼之言，亦流俗之陈言耳，流俗欲晔众，而故为矫激之辞！有医以毒攻毒，而病人得愈，不可谓毒为良药而皆用之也。毒攻毒而愈者，偶然之机也，非医理之常也，良医亦不得已而用之，而有异端者称之为良药以治病，而民死者愈众，徒祸世害民而已！圣人不用严猛之法，君子不为过激之言，此之谓也。身已弱矣，而犹施猛药，不以愈伤，反以增伤。鲁迅之徒，何乃称之，而复效之？战国之乱也，孔孟不能治之，而申韩矫之以严刑酷法，以成暴秦之坑儒；魏晋之衰也，管宁不能挽之，而嵇阮（何王）反之以放任自然，以导狡夷之乱华，矫枉过正，而枉者愈甚，殷鉴在前，犹不知诫，而以矫枉相称耶？

汉武帝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此汉武帝之明也，汉武帝之所以贤于秦始皇也，武帝穷兵远征，以强汉室，劳民甚矣，而免于秦之亡者，得非此一言遗之乎？武帝矫枉而知诫惧，岂申韩胡鲁之徒可及也！

观韩非《说难》可谓极工揣摩之术，通观韩非全书，亦极尽权诈机谋，而非卒死于说秦者，妄泄天机而长奸人之恶也！老子曰：“智者不言，言者不智。”机诈权谋，非泄尽矣，能不危乎？《说难》曰：“事以谋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而非自蹈之也！

甚矣术之不可轻言也，言之而启杀机；机之不可妄泄也，泄之必膺天诛！非之死于秦，非李斯能害之也，彼自言其术而启秦王之杀心耳！亦非秦王能杀之也，彼自泄其机而膺天之重罚耳！夫申韩之术，亦圣人之术耳，而圣人不言者，恐言之以导奸耳。非之心，欲以防奸耳，而卒以导奸，非之所以智，非之所以愚也。机谋泄，奸心长，尔虞我诈，无所不极者，尽于三代之后，岂复三代忠厚之风哉！而知非之罪也大矣，其死则非不幸也。君子见恶则知诫，小人见恶则思效。韩非之书言恶事恶谋者多矣，而几无善事也，焉能不长小人之恶乎？圣人作《春秋》，褒善而贬恶，善恶并书，圣人之权也，而必先褒善，以善统恶也。书善所以劝君子，书恶所以诫小人，而抑使君子知恶之需防，使小人知善之可为。而不详其恶以示君子小人，惧乎君子见之而怯心生，小人见之而恶心长耳，圣人之意，圣人之虑，深矣哉！岂申韩妄言天机可及也？

申韩言权术甚深，言利害甚明者也，而不知术极其深，则必穷；利极其明，则必蔽。目之明者，能见丘壑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耳之察者，能闻闺房之内，而不能自闻其心。利成于外而害伏于其侧，术用于内而道穷于其身。恃术者必为道穷，用利者必以害终。而圣人秉道以御术，利用以厚生。不为术而术自用于外，则术合于正；不谋利而利自生于其中，则利归于义。圣人之道术，圣人之义利，又岂申韩妄为利术可测哉？

我读宋明儒之书，以对照孔子之言，愈觉孔子之言看似平淡，却含有无穷意味。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子以为见道之言，余以为孔子所见乃生生不息之道，人之生死如水之来往，透悟生死，不言生死，生死在其言之内，其所以为圣人也！岂若佛氏言生死不休，而多为乱言哉？圣人性道之言多为启发，而不明言，需要我们从心中领会。没有创生，也没有寂灭，所谓创生乃老氏之杜撰，寂灭者，亦释氏之臆想。只有生生，生生才是真实的。死依于生，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佛氏没有明了生，却多去说死，离生谈死，岂不成乱说？

或曰：孔孟之道，修身可矣，尚不足以治乱也。更不足以强国而御敌也。法治儒修，以法治国，以儒修身。余曰：孔孟之道，治之于未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儒家一贯之旨。大儒可以治国强国，你说的是俗儒。儒家只是修身，那儒家岂不和佛教一样？以儒只是修身，把儒家狭隘化了。违背了大学之旨，把儒家等同于佛教了。那是乡愿，不要以乡愿代表儒家，乡愿是孔子所恶的。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没有诚意正心，而谈修身者，皆乡愿也！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修身嘛。儒家提倡，各人修身好了，天下就太平了。可惜的是，民修官不修，弱修强不修。余曰：不要曲解，大学以格物致知为始教，中以诚意正心，而后修齐治平，不要割裂文意。修身是为治平做准备，不是只是修身。今人多以西解经，以马列解儒，多生曲解。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人进德之层次，非因果。修身者未必能治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亲民是治国，止于至善，就是正心。曰：格了几千年的物，格出了几个科学定律？余曰：何为格？孟子讲“格君心之非”。大学能以修身概括？格物是为了致知，致知就是明理。吾知天地之覆载无私，而知圣人之廓然大公。吾知玉之坚硬明润，而知君子之正直光明。以天地比圣人之象，以玉比君子之德。西方之学，多是分裂的，中国之学，是合一的。西方天人相对，中国天人合一；西方物我对立，中国物我一贯。儒家认为人生于天，又归于天，天人本为一体，则不尊天以卑人，或尊人以同天。儒家认为绝物就是绝我，因为我有物，滞物就是隔我，因为物有我。绝物者同于释氏之空，滞物同西哲之唯。曰：人家已经经历过了，还是谦虚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为好，不要以儒治国，要法治 ，要科技。余曰：谦虚不是谄媚，只有君子才能谦。异端也讲谦，但异端之谦流于机诈；小人也讲谦，但小人之谦流于虚伪。无诚意正心，而谈谦虚，鲜不为异端乡愿！五四说要虚心学西方，他们的虚心只是谄媚而已。连自尊自信都没有，还谈谦虚，那是丧失风骨！

或曰：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天心。 余曰：此言危。曰：自古莫不如此。周伐商，自谓顺天应民。天意伐商邪？万民之意也！天心好善邪？民心好善也！故，万民之同心，大势趋焉！余曰：王莽之奸，而颂莽者万民，民意合乎天耶？而莽不免于悬首于渐台。希特勒之暴，而选希者千万，民意合乎天耶？而希终自尽于地下室。故不可专恃民意，还要合乎天道，不违道以干民誉。 秦之暴也，陈胜乘民怨以反秦，秦未亡，而胜先死，民意可，而势未至也。汤武伐桀纣，上合天道，下顺民意，兼得时势，故能成功。且民之情识无定，易受煽动，若惟民意是从，则违道矣。揆道以察民意，不可盲从民意，民意合道，方可从之。若一民意是从，则盘庚不迁都矣，而不迁都，国何以安？若一民意是从，则子产为政之初，民怨而欲杀之，则杀子产以干民誉乎？子产，贤相也，其治成，民又颂之，可见民意之无定，若因民怨杀之，岂不误杀一贤相？曰：王莽先得人心，而能顺势以登大位。其后诸政乱行，民心怨怒，是故民意思汉，而有刘秀之再兴。陈胜初起时，合乎民意，故能成事，然其得位骄纵，与民心相拂，身死正合此理。余曰：船山解《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曰：“举天而属之民，其重民也至矣。虽然，言民而系之天，其用民也慎矣。……征天于民，用民以天，夫然后大公以协于均平……非民之天，则视眩而听荧，曹好而党恶，忘大德，思小怨，一夫倡之万人和之，不崇朝而喧阗流沔，溢于四海，旦喜夕怒，莫能诘其所终。若此者，非奉天以观民，孰与定其权衡，而可惟流风之诡靡以诡随哉？”以民意见天意，非以民意为天意，民意有正有偏，有合有悖，民也是人，是人就有弱点，岂可以民代天乎？ 从道不从人。圣人合道以用民意，非从民意以用道也。曰：民意者，万民之意也！商鞅变法，贵族欲杀之而后快，然秦之万民，欢欣鼓舞，翘首以盼新政久矣！民意者，唯经岁历久，方能显其真意。余曰：商鞅之法，以弱民为意，民果悦耶？不敢怨耳。即如如君言，亦揆之于道以察民意，择民意之善者。 非谓民意不可从也，吾言其不可恃，可恃者道也，以道择民意。曰：诚如是哉。民意亦非是一时便可得知。经岁日久，而民志逾浓逾烈，方可谓天意大势。譬如今日之复兴中华，人心趋向，日见浓厚，如此，可谓民心所向，天意使然！

有周生欲立元学，问余之意，余复之曰：汝十七岁有志于学，甚嘉，然汝所谓元学者，余以为不宜立也。非谓元学不善也，元者，四德之首，卦以元统天，《文言》曰：“元，善之长也。”而谓元学不宜立者，元虽大，而必以亨利贞而显。且以元学标榜，自立门户，徒起纷争，君子不为标榜，本心为学。以孔子之圣，而言则称颂尧舜文武周公，不自立其学为儒学，儒学之名，后人名之也；周程开理学之盛，非周程自名，后人名之也。以朱子之学博，阳明之才高，犹且不敢自立门户，而宗程陆，况汝尚年少，学未深入，可妄立学派哉？汝今可能不服吾言，然汝多读几年圣贤书，沉潜于义理，则不思立元学矣。昔谭嗣同亦立仁学，顾今无承者，孰若熊牟之久哉！年轻气盛，则思立派，创新。吾昔年亦思独创，然创新者源于传承，新出于故，新不离故，温故而知新，孔子达言也，非有厚积之实，岂敢立异哉！望汝多沉潜于圣贤之学，博采其长，厚积其精，仁熟义精，学自立矣，何以标榜为哉？学问以义理为主，而义理以儒家为最正，儒家义理莫明于宋明，世称理学，致广大而极精微，莫尚矣，汝可用心究之，然后曼衍之，则学有大造。虽然，汝志甚伟，又有集成之心，豪杰之姿也，愿与汝共明圣学，以昭来兹。

吾批鲁迅，亦颇令鲁粉不满，谓余恶意污蔑，诚不知余者也。吾昔亦崇鲁迅者也，后阅儒典，渐识圣贤义理，而不满于五四学人之偏激，而鲁迅其尤也。批鲁，由其弊而言也，辟其邪谬之说耳，吾岂尽非其人哉！论理是之是非，道之正偏，则不得不义正而辞严，或以为过，而不知春秋之法，严于义利之辨乎？事有不苟容者也，容之则为乡愿。且以杨墨之贤，而孟子且斥其为无父无君之禽兽，岂杨墨之为禽兽，指其流弊至此耳。鲁迅之侮圣非孝，贤不比杨墨，而弊过于杨墨，焉能不辟哉！毁孔孟不愠也，辟胡鲁则愠矣，胡鲁乃贤于孔孟不可批乎？真同汉之经儒，“宁说周孔误，不道郑服非”，敢于叛圣，而不敢越师说。今有学者，亦犹是也，宁说孔孟误，不道胡鲁非。呜呼！圣学湮，后学猖，道安得明乎？

道者，大路也，由道行仁义，非行仁义之道也。德者，自得也，因德而施仁义，非施仁义之德也。由道行仁义，而仁义诚；行仁义之道，恐不免于伪也；因德而施仁义，而仁义实，施仁义之德，恐流于小惠耳。子曰：“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沾沾之惠，以笼络人耳，而小人怀之，若君子无适无莫，惟义是比，则信有所不由，而惠有所不徇也。行者，于百姓，而非于夷盗也；施者，于小人，而非于君子也。故曰：由道而行仁义，非行仁义之道；因德而施仁义，非施仁义之德。

或曰：若于丹之讲《论语》者，功过孰胜？吾以有过也，特一商业之举，非关学术，然偏以经典为目，挂羊头卖狗肉，曲解经典，误人子弟，且借当道者之喉舌央视出之，复染《庄子》，至一播再播，则其人与央视，一并可哂！ 余曰：余素不臧丕时人，盖棺方好论定。无论其为何人，发何言论，余皆不置否。关于易中天、于丹之争议，余不发一言。论人是非，甚无意思。喷人，非余所喜。喷于丹者，大抵多观众也，于丹能讲论语，其尚有学也，喷之者，恐不能讲论语也。苟无胜于彼，喷之，己心无惭愧乎？欲喷之，除非写出比他更好的讲解。真正有学之人，他是写出一本胜于对方之书，而纠正其论，若夫喋喋议人之非，己无所著，旁观之庸众耳。当思己为议人是非之庸众乎？己未有才学，己未有建树，而轻议古人，时人，是妄也，君子岂敢妄哉！鲁迅虽偏，于丹虽浅，而自有其文思学问，又岂稚子庸人所能议乎？孟子可以距杨墨，程朱可以辟佛老，牟宗三可以批胡适，有所立也。杨墨亦一时之贤，佛老亦千古之哲，胡适亦一世之英，固非孺子小人所能议也。异端亦自有其道理，而小人无理可守，孺子无理可言，则不当轻议也。异端之偏，唯君子可以辟之！未有所立，而议之，非为人云亦云，则为无知妄作。 异端虽偏，犹贤人庸小，而君子辟异端，由其弊而言也，不甚议小人，小人不足议也。亦以异端虽贤于庸小，而持一偏之理，足以惑世诬民，小人则无理可传，则异端之害又甚于小人！杨墨非禽兽，孟子由其蔽而斥绝之也；王安石非小人，船山愤其蔽，有激而斥之也。故异端非小人能议，而君子不可不辟！

我今改吾之网名玄儒为元儒，昔以玄为深，今知玄非正，而元为正为大，元乃四德之首，天道有元亨利贞，人道有仁义礼智。玄为道家所贵，元乃儒家所尊。玄者，深不可测也；元者，大而皆包也。或曰：“儒者志于大道，不当囿于门户，去儒字岂不更佳？夫大道和光同尘，玄者知玄，元者见元，何弃玄而易元乎？”余曰：吾守儒家之道，安可去儒。虽本无儒家，儒家处处是家，然孔子曰：“君子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早年泛滥诸子百家众教，心无所属，如叶之浮于水也，后以儒家为主，作为依归也，以之安身立命，非门户也。若漫无所归，则为杂学肤浅之流，而余岂愿为哉！！君子和而不同，老氏“和光同尘”，非吾儒所贵也。

有蔡氏女未余曰：我三十九歲 但是看起來很年輕 我曾寫信給當今孔子研究院楊朝明先生 說 一位儒友華南洋先生 曾氣憤地對我說 觀看黎鳴的大量反儒批孔網路留言 能說他只是胡說 沒有影響嗎 並說 當今學儒的人 都有這個毛病 道都不衛 閉門胡想 妄想這樣就可以成聖成賢了 唉 楊朝明就對我說 黎鳴真的很可憐 老實講 我以前也有這種毛病 但是遇到您 基於信任 可以一吐我的真實經歷了 余曰：您年长于我，我应该称您为姐姐。然，作为儒者，一是学道，二是卫道，三是弘道。学道，学儒学，学儒行；卫道，维圣学，辟异端；弘道，继绝学，开太平。如今学儒者多，而卫道者少，卫道之儒，吾见有东海先生名余璋法，批鲁，驳非儒言论甚有力。吾至十八岁始知儒家，虽未怎么学儒，而早为儒家遭受无端非议诋毁不平，而作一万字的《驳儒术误国论》驳之，此文具在空间，十九岁又辟异端胡鲁之徒，二十岁斥浮屠，同时开始深入儒学，宋明理学。盖今之学儒者，多以儒学为安慰身心，而缺乏道统意识，和卫道心态，更少弘道意识，或学儒未深，故不知卫道，反佞于佛老。卫道者，儒者之责也，佛门见毁佛者，尚群起攻之，而吾儒于道乃不及佛徒乎？是其信道不笃耶？为儒家正名，为儒家历代圣贤正名，反击非儒言论，乃当今儒家之责也！卫道而后能弘道，异端侮吾道而不能卫，使异端猖獗，吾道受恶名，谈何弘道乎！故卫道，儒者之责，不容辞也。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我对孔子这句话印象颇深，常涵咏之，欲以体会圣人之心怀。然鲜见学者对此语有明解，朱子解曰：“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呜呼！不曰道而曰文，道由文显，道日生而不亡者也，若道有丧，则天地其毁乎！道有隐耳，人不见之耳，文以明道于天下也，传道于百代以示后人，余以此话份量极重，乃夫子自道之辞，而朱子轻文，以为文为礼乐制度，为孔子谦辞，对此注解甚短，不能深刻体会孔子之心矣！文者，文化也。吾人皆曰复兴文化，而不曰复兴道，文化，实也；道，虚也，实以载虚，文化兴，则道明；文化衰，则道微。而空言兴道，指何为道乎？道无指也，由文而见道也。夫子曰：“文，行、忠、信。”以文为首，可见夫子之重文也至矣。文即道也，道即文也。文有天文，有人文，天文以显天道，人文以显人道，圣人由天文以创人文，承天道以立人道，圣人之孤怀，圣人之深心，虽以宋儒之贤，亦不能知也，悲夫！翻译曰：周文王既逝，文化不是在我这里，由我传承吗？如果上天要毁灭这文化，又何必把文化传到我手里呢？上天不会（或没有）让这文化毁灭的，那匡人能把我怎么样！ 呜呼！此圣人与天同德，以斯文自承之伟抱，感应天命，自信其文之不灭也！非夫大圣大贤之人，孰能体此深怀乎？孰能有此浩然正气乎？孰能有此大仁而无让，大勇而无惧乎！后儒忽之不察，圣人所以不复生于三代之后也！吾欲依此作篇八股文以阐扬之！！此语道出圣人之伟大使命感。读《论语》读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读《孟子》读到“我亦欲正人心”，怦然心动，甚起共鸣，乃与圣贤神交于千载！！ 一般人以为圣人是很平和的，其实圣人也很热烈斩截！如果一味平和，就是乡愿了。孔子道与文一，不会重道轻文，而宋儒则着重于道体，而有轻文倾向，余以此乃宋儒之不足。汉儒突出了文，宋儒突出了道。要因圣人之辞以达圣人之意，由圣人之语以体圣人之心。宋儒教人观圣贤气象，余以为更要体圣人心怀。气象由心怀而显也。感觉孟子的“我亦欲正人心”比孔子的“天未丧斯文”份量要小些，孔子以天言文，孟子以圣言心，贤不及圣也。

又答蔡女曰：自清末以来，无知妄作者众，始之康章，继之胡鲁，前有李敖，今有黎鸣，又有君所言之庄氏，狂言悖论，不知畏忌，流极成风，又何足怪哉！告彼何益！思想问题，思想解决。养吾浩然正气，提吾渊深学理，或著书（作文）立说以驳淫辞，距邪说，卫圣道，或教书育人以培英才，播文种，传圣学。昔者杨墨盛，侮孔子，而孟子距之以尊孔；佛老猖，凌儒学，而程朱辟之以崇儒。近世胡鲁之学盛行于天下，而牟宗三批驳胡适，能以言距之，则以言距之也。信道笃，自信强，则不畏异端之侮，奚为其所伤哉！王船山经历家破国亡之痛，然犹不死，归隐船山，著说立说以传圣人之学，辟异端，其节也贞，其志也坚，其生也强，非有坚定之信念，而孰能至此！吾甚慕船山之学与其志节，亦愿君多读船山之书，必受益非浅也。此两日，吾正作《复反儒派》文，此文专针对反儒而作，欲为儒家正名，并驳斥反儒谬论，尊道而卫道也，故无暇答君。此文现已成，然尚俟修改，晚上再发君。

与蔡女书曰：来言“不看古装剧，因牵扯人性黑暗”，余以为有善必有恶，有光明必有黑暗，恶与黑暗，岂可避哉？谓只读经，不读史，以史有大量黑暗，而孔子作春秋，善恶并书，夫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君臣相杀，父子相残，大小相吞者多矣，而孔子悉载之，褒其善以为劝，贬其恶以为惩也，亦使人知所防，《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善恶，知防恶人也。夫赵鞅欲杀孔子，召孔子往，孔子知其已害两贤，谓杀同类，亦必及我，则不往，而免。孔孟教人好善恶恶，近君子，远小人，而恶恶可避哉？唐太子弘读春秋，至楚穆王弑父，则废读之，而不免于为其母武则天所杀，仁柔之过而不知防也。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以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为人君父臣子不可不通春秋之义，春秋，大经也，君未读之乎？窥君之不忍读史，盖亦仁柔之过，仁甚好，然过于柔，易为人所倾陷，吾为君忧也。吾读书，自文史始，上自唐虞，下至民国以及文革（又旁及欧西之史），其间帝王将相，圣贤君子，文人学者，奸雄小人，夷狄盗贼，多有所览，至于君臣父子相残之际，夷狄猾夏之时，以为人伦民族之大痛，然暴君凶父，乱臣贼子，何代不有？当代亦有父子相残之惨剧，夷狄猾夏，国亡族殃，俾吾华夏文明倒退，当惩之以为大诫，使不重蹈覆辙也。知君读经多，而读史少，则当劝君多读史，读经以知常，读史以达变，知常则不妄作，达变则不迂守。善读史者，见其贤而思齐，慕其善而欲希，见其不肖而为耻，惧其恶而为诫。而君子读其恶，而惧之，不知诫，则易为小人所陷，恶人所害；小人读其恶，而不惧之，则易成弑父与君之恶。愿君有所补也。荐君读船山《读通鉴论》、《宋论》，欲君明史也，昔人有言：“读史可以明智。”得其善以为资，知其恶以为鉴也，故司马光名其书为《资治通鉴》。今细观君言，读史甚少，而船山两论，皆历史评论，不悉其史，则难知其意，则劝君先读司马《通鉴》、《宋史》，再读船山之论。

答蔡女书：马列，亦属西哲，吾未读马列之书，不甚悉其思想，对马列未有所批，然亦视其为异端，对其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论颇为反感，其gchan主义似墨家，尚同也。苟阐档之“专门利人，从不利己”，“为人民服务”，亦颇似墨家摩顶以利天下兼爱之说，吾觉其伪也……马列非反儒者，反儒乃假马列之马列主义者，马列主义亦尽非反儒者，反儒者乃马列之激进派也，至于稳健派，有儒者，毛左亦分旧毛左，新毛左，新毛左大有调和儒马毛之倾向，然其论多为曲护，文革之殃，彼犹为之辩解，吾不信也。又今马列之哲衰，未见出何思想，徒绪旧论，或谓今儒家最大之敌，乃科学教也，吾不知，然儒家之敌于近世多矣。儒家亦有反马列者，如东海老人余氏。网上见有骂马列为魔鬼者，然只攻其人，于其说没有明驳也，不足观也。当今自由民主思想，多为肤浅，年轻之辈，多好跟风随嘲，自由可以恣其欲，民主可以壮其胆也，标榜愈多者，其心愈虚。哈日哈韩，愚民流俗之所逐也，吾亦恶之！王船山深恶流俗，谓“恶莫大于俗”，以俗使人心偷，道德堕落也，又曰：“流俗者，禽兽也。”非曰流俗为禽兽，流俗易为禽兽也，今之禽兽可谓多矣，殴父弃子杀妻，非流俗之盛而致有如此多之禽兽乎？人固不可只是趋时，然不知时，则无以处时，而为所时代所弃；无以处世，而为世人所怪。且知其时，则可洞其弊；知其流，则可矫其俗。德不孤，必有邻，应多交同道，不致致孤僻也。吾于现实亦寡朋，然心实欲多交。孔子，孟子称为圣之时者，知时而能处时也，吾甚服孔子之交际，而叹不能及！伯夷廉矣，而不能处时，耻食周栗而死，为圣之清者，君殆伯夷之徒欤！士当自清高，然亦不可过于孤清，士不可随俗，然亦不能反俗，过于孤清则难与人交，反俗为俗所憎，而士难处于世矣！儒家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固非如佛老之孤清反俗者也，舜，圣王也，而问及畎亩；孔子，圣人也，而回礼权奸。问畎亩者，兼众善也；回权奸者，以免权奸之忌也。如高拱于深宫，而不知询俗，虽有明察，而必失于一虑；孤高于内室，而不知周旋，虽有圣智，而难免于暗害。学儒者，亦不可不知处世保身之道，惟可处世而可济世，能保身而能传道。君以我继孔子，过高矣，船山，吾尚难企及，况孔子乎！但能如船山继绝学，为六经开生面，吾死不憾矣！至于柏杨之类，拾鲁迅之陈言，又侮《通鉴》以售众，可耻也！一见其书名《丑陋的中国人》，吾即不欲观，网上亦有驳其谬论者，百度可见也。

又答蔡女书曰：吾少年亦甚清高，然未尝隔绝世俗，至于今者，觉世俗亦须多了解，方可针砭时弊。儒者重人道，不远人而为道，远人而为道，则非道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此儒者进退之道也，然仕非求富贵，隐非全性命。仕求富贵者，申徒之徒也；隐全性命者，老庄之徒也，计利害而为仕隐。君子计是非，不计利害，苟可仕，虽害不违；苟可隐，虽利不取。仕以行道，道不行，则隐；隐以为学，学既优则仕。君长年隐，未接世俗，不知黑暗，故一接世俗则憎，一见黑暗则惧，如人素不见鬼，见鬼则恐也，苟见之久矣，而何惧哉！令尊之不欲君看社会新闻，亦过矣，恐君受污，然苟立志节，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惟知恶而方可防恶，知黑而方可烛黑，尝苦而可解苦。久不知时，则一入世而不知所措，必多蹭蹭。人不可过现实，亦不可太脱离现实。

关于疑信，窃以为疑信相参，所以疑者，因有惑，有惑则思解之，解之而无疑矣，既无疑，则信，君子之笃信其道也。故夫未有疑，而信者，迷也，佛耶之宗教徒皆为此；疑而不解，终于疑者，惑也，近代之疑古派，怀疑论者是也！

与心远书曰：佛老由分到合，西哲由合到分，儒家由合到分，分而合。庄子要齐物，而程子说万物本为一体，何须齐？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本来一，何须一。后儒求一贯，陷入佛老之蔽也。《易》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非同途，一虑也，而佛老必欲同之，一之，曰同其尘，万法皆空，此圣学异端之大辨也。朱子曰理一分殊，船山曰一本万殊，本就只有一个，荀子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子思曰“其为物也不贰”，不贰，则一也。道体一也，而道之方则殊，故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同者，同其道也，不同者，其方也，方虽异，而不碍道之同。而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尘。”此老子之入世哲学也，吾以其易入乡愿，和者以待人，非以处世也，同者以同道，非以同尘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不苟谋也。君子圆融无碍，而又非模棱两可。君子圆而方，内圆外方也。吾儒一本万殊，二氏二本而无分，老氏说无又必及有，佛氏说空亦必及有，此佛老之本体论也。然吾儒说本体，则曰生生之谓易，神无方而易无体，何论有无，空有？其本不一，而求合，泯是非，消善恶，卒流为乡愿也。仁者一也，一体之谓仁，而为仁之方则异，为仁之序有别，事亲为仁之始。万物皆备于我，合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举贤而任能，分也。而墨氏无本，乃有尚同兼爱之说，爱无差等，则父母与路人同仁，而流于无父，为孟子所讥。佛曰众生平等，狗子亦有佛性，是二本而无分，则人与物同仁，割肉饲虎，流于毁灭人伦，而为程朱所辟。佛曰万法归一，信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路不同，可强同乎？方有殊，可强一乎？至于三教合一，万教归一之论，皆衍佛教之绪论也。一不可分，分者其方也；方不可合，合者其道也。西哲之分析，愈分愈细，其方甚精，而道亦割裂；佛老之浑合，其道甚玄，而方亦单薄。由分至合者，必入于虚无；由合至分，必流于支离。吾儒合而分，分而合，以一至万，而万涵于一，其合者道也，其分者方也。若佛老分而合，是以万至一，而万损于一，其道分，而欲合其方。西哲俗学合而分，以一至万，而万无所统，其道合，而欲分之。必于此辨圣学与异端俗学之异，而方知吾儒之大中至正，君以为如何？

或曰：学术，秘也，不可明示。吾谓彼曰：学术，天下之公也，何为秘之乎？彼曰：惧人剽窃也。吾曰：诚如君言，史亦有剽窃者，如郭象之窃向秀庄子注，康有为之窃廖平春秋学，而乃以窃成名，秀、平之名反隐而不彰。窃者固卑劣无耻矣，然学术者，亦非己所得而私也，吾之学术，亦源于古贤，受惠于他人，而秘之不示，岂将据为己有乎？孔子，大圣也，言必称尧舜，而不惜以六艺教弟子；船山，大贤也，言必诵孔孟，而不惮以注书赠亲朋。皆未尝秘己之学以不明示众人也，其心欲天下之知，俾天下受其益，何惧人之剽窃乎？惧人剽窃，实为自私，名利之心杂于学术也。所言者道，所明者理，何有所秘？若有所秘，其有不可见人之神乎？自神其学，吾恐其入异端邪说也。

答蔡女书曰：道德仁义，至尊至贵者也，卫道，君子之责也，何以成贬辞哉？源于小人儒假仁义道德以欺世盗名，说教甚严，而行业甚秽，言不称行，而人以为伪也，小人欲脱道德之责，则又以反人性贬之，而道德仁义为累赘，卫道成迂腐矣！则吾辈当以义正名，而名不为恶；以行践言，而言不为伪，以折小人之辩，服世人之心，此善卫道者也。若徒以辞距之，而自违其言，则衹以召异端小人之侮，而曰卫吾道，将谁欺耶？其有颜乎？故大德不可失，小德亦不可不谨，立大德以服世人之心，谨小德以无为小人口实，曾子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诚以此也。古文者，所以载道弘道也，载何道？常道也。常道谓何？仁义礼智信，亘古今不可易也；弘何道？弘正道？正道为何？儒家圣贤之道也，放四海而皆准也。为古文而不载道，其文不足观也矣，不弘儒家之道，其言亦多不可取也。若唐有一文豪，韩愈是也，其所以为百代之文宗者，能法六艺论孟之文，其文有道也，又弘儒家之道也，若无道，虽有华采，余亦不喜也。虽其道不深，然实唐士之铮铮者，不愧为君子也。吾亦尊韩愈，而不喜柳宗元，韩子尊儒辟佛，而柳子佞佛也，其文亦不及韩。年轻学子多浮躁无定，肤浅少识，轻狂不熟，正当陶育之，扶正之，岂反迎合之乎？此当今教育之所以敝也。今人喜青俊而恶老成，好自由而厌道德，流于猖狂放纵，甚可忧也。德不修，学不讲，所谓言论自由恣其猖狂，民主放其怠惰，多元安其卑陋，年轻长其悖逆。彼等声言欲爱护青年，实害青年也。

又答蔡女书：君所引反儒之论，余以为礼主序，乐主和，自然亦有规律，人岂能无秩序？必有尊卑贵贱，而人不相乱，男女有别，而性不淫乱。礼以安人，朱子曰：“理者，天理之节文也。”文有章，则人必有理，有章以别于文字，有礼以别于禽兽，彼等不识礼之本质，而徒以礼貌礼节为礼乎？礼生于心，行于外，心有敬，则必为礼。而侈言平等，平等只能在精神人格上说，不能于社会行政上行，长幼不能无尊卑，上下不能无贵贱，泯之而敬意消，放纵邪僻长，而乱萌生矣，故平等亦要慎言。仁义礼智信，人固有之，而儒家将之系统化，以为人道，其他学派虽亦言仁义礼智信，而不及儒家之全，儒家之精。至于大博爱而小仁爱，余以为博爱无根，仁爱有根，有根则可久可大，无根易流为虚伪。爱自亲始，这是人情，也是天理，惟有爱亲及人之爱，才是真爱！义者，宜也，下合人情，上合天理为义，岂卖命而为义哉！又言孔门有一可比古希腊之智者乎，若孔门七十二贤，岂不如一柏拉图？颜回之仁，子贡之智，子路之勇，亦世所罕见矣！苏氏后有柏拉图，亚历士多德，而孔子之后有七十二贤，七十二贤之后有子思、孟子、荀子，孰多孰少？吾儒诚信，根于心，而心由于义，无适无莫，义之与比，大信有所不由，苟合于义，言不必信，岂西方必欲立契约，死守契约可比！所言“道德是约束自己”，责吾儒常以道德批人，诚然，孔子亦曰：“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侈道德说教，人必厌之，固有以道德说人，而自违其言之伪人，吾亦恶之！然道德说教不可太多，亦不可没有。儒家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要交诤友，诤以助己也。己已立，则思立人，人与己一也。上士勤勉，自律自省，不须以道德说彼，而中下之士易怠惰，缺乏意识，则须劝说之，批评之，以使其有所长进。尧舜之圣，尚立谏鼓，子路之勇，闻过则喜，而汝等何不能纳忠言哉？乃厌闻道德之说？儒亦有君子小人之别，孔子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汝等责小人儒可也，何可尽责儒家哉！可以此回彼。

《礼》曰：“子云：‘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戏而不叹。’君子以此坊民，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孝以敬，慈以爱，爱也易，敬也难。慈者，人与禽兽之所共，而孝乃人之所独。禽兽卫其子，生死以之，而不知有父母，诚其爱易而敬难也。人之爱子者多，而孝亲者少，亲为生之本，人之所易忘，故圣人多言孝以警之；子为生之续，人之所俱重，则无须烦言慈以告之也。孝乃人禽之界，不可不警，厚于慈而薄于孝，其不流于禽兽者几希！佛氏可谓厚于慈而薄于孝矣，夫慈，以上对下，以长对幼，佛氏多言慈而寡言孝，好为人师，俯视群生也。故吾曰佛之道，禽道也，佛，禽之圣也。夫以慈自居，而可傲父兄，傲君师矣，佛者见父兄君师皆不为礼也，而以施主称之，彼自恃其道之高，而忠孝礼节可以罔顾也。彼之所谓慈，慈于物耳，垂煦煦之恩以放生，于生民之苦难，则漠然无与也。彼之爱物，亦犹禽兽之爱子耳，终一私心。 孟子斥墨者之教为二本，尊神而贱形也，故主薄葬，佛教亦是二本，尊性贱形。

船山先生曰：“邪说之立，亦必有所以立者。若无会归之地，则亦不成其说。墨之与儒，公然对垒者数百年，岂漫然哉？天地之闲，有正道则必有邪径。以寻常流俗，只是全不理会道理，及至理会道理，劈头一层便得个稍宽一步、稍深一步见解，苟异其昔日之醉梦无觉者，遂不审而以为至极，而喜其乍新，利其易致，遂相驱以从之。此邪之与正，自有教以来，只是者个窠臼。与圣道亢衡而争，在汉以后为佛，在汉以前为墨，其实一也。佛虽出于西夷，而引伸文致之者，则中国之人士也。墨衰而佛盛，盖移彼成此，枝叶异而根柢同尔。墨氏尚鬼而薄葬，唯佛亦然，此皆其见诸用者也。若其持之以为体者，则二本是已。圣人之道，从太极顺下，至于‘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说‘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然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则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莫非乾坤之道所成也。天之干与父之干，地之坤与母之坤，其理一也。唯其为天之干、地之坤所成，则固不得以吾形之所自生者非天。然天之干一父之干，地之坤一母之坤，则固不得以吾性之所自成者非父母。故西铭之言，先儒于其顺序而不逆、相合而一贯者，有以知夫横渠之深有得于一本之旨。若墨之与佛，则以性与形为二矣。性与形二者，末之二也。性受于无始，形受于父母者，本之二也。以性为贵，以形为贱，则一末真而一末妄。末之真者，其本大而亦真。末之妄者，其本寄托和合以生，不足以大而亦妄。性本于天，人所同也，亦物所同也。人所同者，兄之子犹邻之子也。物所同者，则释氏所谓万物与我共命也。故从其大本而真者视之，无所别也，安得异爱亲于爱人物也？至于父母之使我有是形，虽未尝不为之本；乃一妄之兴，如沤之发，而赤白和合，与妄相吸，因有此粉骷髅、臭皮囊之身，束我于分段生死之中；则其本原以妄立，而其末亦无非妄矣。若执妄末以区宇于妄本之所生，“区宇”说出楞严。横据异同，视邻子不若兄子，则是逐妄末以坚其妄本，而丧其真本也。故生则爱之，惟其性之存也；死则弃之，墨薄葬，佛茶毗。惟其形之贱也。形本妄而销陨无余，故生不以形。性恒存而生灭无异，故死亦有觉。故薄葬、尚鬼之说立焉。要其所谓二本者：一、性本天地也，真而大者也；一、形本父母也，妄而小者也。打破黑漆桶，别有安身立命之地。父母未生前，原有本来面目，则父母何亲，何况兄子，而此朽骨腐肉，直当与粪壤俱捐。其说大都如此。盖惟不知形色之即天性，而父母之即乾坤也。形色即天性，天性真而形色亦不妄。父母即乾坤，乾坤大而父母亦不小。顺而下之，太极而两仪，两仪而有乾道、坤道，乾坤道立而父母以生我。则太极固为大本，而以远则疏；父母固亦乾道、坤道之所成者，而以近则亲。繇近以达远，先亲而后疏，即形而见性，因心而得理。此吾儒之所为一本而万殊也。” 韪哉斯言！以二本无分辟墨佛，正中墨佛要害！吾儒一本而万殊，异端二本而无分，此圣学异端之大别也！或曰：“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不需要总是把人家说成异端，自己说成圣人。圣人靠吹是吹不出来的。儒生自孔子后即好攻击他家，亦同门中又分崩离析，子游子夏之辩。”余曰：二本则有是内非外，贵性贱形，庄子所谓方内方外，二本也，二本则以一至万也，故庄子曰齐物，程子诘之曰：“物本齐，何待齐？”佛以相为幻，以空为道，亦二本也，亦以一至万，而曰万法归一，若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孤守其一耳。若孟子则曰：“形色即天性。”形性不二，何有贵贱之分？本一也，岂有二本？道一也，岂有二道？而至于人伦日用，则父母与路人不分，人与禽兽不分，流于无父无君，毁灭伦理，率兽食人。异端二本无分，大抵如此。辩理之正偏，非为门户之见，苟墨佛为一本，则与圣学无大差异，何辟其为异端？圣学能容异端，但要与异端有别。樊须向孔子问稼，而孔子斥其为小人，非鄙稼穑也，鄙其志之小，谋食务利，而不志君子之道也。稼穑，小道也，小道虽有可取，致远恐泥。杨墨为我兼爱，其说亦本于仁义也，而孟子斥为禽兽。以其为道则偏，不知仁义之方，为我无公，兼爱无本，或二本，二本其实无本也。杨墨虽一时贤者，然于道不分明，而流于无君无父。使孔孟复生，亦必斥二本为异端也，岂为门户而贬之哉！守其正，辨其偏也！

近代以来，或诋亲情为私情，谓爱限于一家也，彼以博爱自居，批儒家五伦，诟为封建专制。异端邪说猖狂，莫过于今矣！非有孟子之雄辩，明道于天下，何能辟其邪辞哉！仁义忠孝，既人情之所至，亦天理之当然。人之情富于物，故有忠义，有仁孝，五伦所以立也，此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亦生人之道，人之所以长延曼衍，而为万物之主也。禽兽知有母不知有父，母死则弃之，人则父子有亲，亲死则葬，谓父子之伦为私而欲灭之，岂非夷人道于禽兽乎？呜呼！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君子存之，庶民去之！”五伦所以别禽兽也，彼恶知人禽之辨，而以此为累去之，非自堕于禽兽乎！诋家庭亲情为私情，吾知自私者，莫彼若也，家可舍，亲可弃，己得脱然无束矣，而曰博爱，自欺欺人耳！

或问：“然则己与亲孰重？”余曰：己为亲生，尊己即尊亲，一体也，而分轻重？以亲为外乎？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非珍身以爱亲乎？令其读《礼记》曰：“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于亲，敢不敬乎？亨孰膻芗，尝而荐之，非孝也，养也。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已。众之本教曰孝，其行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善如尔之问也！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忧色也。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愤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 问身与亲孰重，就如问人与天地孰重。没有亲，就没有身，身为父母遗体，君子珍身以爱亲；没有天地，就没有人，人为天地之心，君子尊身以敬天。故曰乾坤父母，父母就如天地，《诗》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生我养我，非如天地之生育万物耶？而何问孰重？

又有人曰：《墨子》中那个寓言说，按照仁爱的逻辑，己比亲重，因为血缘，父母跟自己的血缘不可能百分之百相同，而自己跟自己才百分之百（仁爱是通过血缘关系为纽带）

余曰：可笑，亲疏有别，我是我的亲？亲是对人而言，两人之间，多人之间，故墨子的逻辑是很荒谬的。

画一个圈，我在中间，周边围绕着亲人，朋友，路人，亲人离我最近，其次朋友，再次路人，再次动物。亲人是生我的，或与我同生的，有亲人才有我，而我爱亲，因为有我，则当存身以养亲，珍身以爱亲。我是个主体，有我这个主体，才能感应观察客体。儒家推己及人，爱自亲始，爱人如己，爱才亲切，才真实，若没有个我，而悬空按着道理去爱人，爱必有做作，爱必是虚伪的。儒家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未立未达，岂能立人立人大人？儒家对己是如此重视，扩充己心以爱人，而爱及天下，又不像杨朱囿于己。《中庸》讲成己仁也，成己所以成人，我是出发点，人是终点，由私到公，而趋于公。异端大讲兼爱，博爱，没有我，一开始就要大公无私，是由公到私，而终归于私耳！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异端却要无我，无我，何以爱人，何以应物？有我这个主体，才有客体嘛，无我，必至于无人。彼又岂真能无我，不过以身为累，欲去此累，无拘无束，以游于空耳！终还是大有我在！破我执，而愈执于我，故佛氏大谈悲愿，普度众生，终归于自私自利。圣人顺我，顺我之性，从我之心，万物无非我也，何有我执？再打个比方，人是从己出发，寻其祖宗之序，而要从遥不可知之祖以至我，可乎？博爱是空荡的，博无一定，以一国视一国，则一国为博；以天下视一国，则天下为博。我从哪里爱起？难道是见一个爱一个吗？这种爱是没方向的，而仁爱是有方向的，由近及远，先爱我所能爱的人，岂有由远及近，不分远近者乎！由体上讲，万物一体也，不可分别；而由用上讲，则有亲疏远近之别。吾儒一本万殊，非若流俗之执于我，无一体之仁；亦不若异端之耽于空，而混亲疏之分。仁义礼乐，仁为一，义为分，礼主异，乐主同。有一，分而不乱；有分，一而不混。同以相亲，异以相敬。一本万殊，以一至万，而一不孤；万统于一，而万不离。就如万物皆生于天地，是一本也；而万物生命形态各不相同，万殊也。而一本所以生万殊，万殊不离一本。天地生万物，而万物不离天地。异端二本，谓吾性受于天地，吾形生于父母，贵性贱形，尊天地而轻父母，是二本也，万法归一，是泯灭差异而无分也，其所谓一，乃孤立的一。彼向死道，万法归一，一何归？归于空乎！一本万殊，则是生生不息，万者一之万，富有日新，岂有沦于空寂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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