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伪儒夷狄异族可承道统论等
彼以夷狄可承华夏儒家之道统也。余曰:人性，一也，而气则异焉。华夷之气异，则所习蔑不异也。先儒程朱所谓理一分殊，理同气异。衡阳船山王夫子曰:“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
道统贵少不贵多，圣贤钟夏不钟夷，岂私之哉！唯儒家，中夏所产，华夏所习，夷狄虽学之，终不如华夏之为真，夷狄之人虽恂恂如儒者，岂如华夏之人能通往圣之心，而狃于其习，局于所知所行，杂夷于夏，乱吾儒之真，许之承道统，岂不荒谬！使配孔庙，圣灵诸贤不安矣！
论性，人无差异，论气，差异多矣，异端无夷夏之辨，伪儒之乱夷夏之防，唯其不知或罔顾理一分殊，理同气异，等气于理，混气于理而无分，伪儒实与异端同归，而更如紫夺朱，郑声乱雅，其害更甚于异端焉。其实性亦有异者，唯其微耳，性之异者微，气之异者著。微者可以泯，而著者不可没，故伪邪之类言性理不言气习。先儒之言华夷，不足以杜汉奸之口者，言性理备矣，而气习之辨不足，船山重言气，详且深矣，吾人当资取之，发扬之，以辟伪邪之类！夫气习，中夏之人且相异，而况华夷哉！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姬姜异产，儒墨异道，不以小人乱君子，不以异端乱正学，恶可以夷狄乱华夏！
彼曰:薛文清亦谓許魯齋事元世祖合於聖人之道。
余曰:朱子以后，道统之传，非船山而孰与！朱子以后，当折中于船山。程朱之言，犹未尽是，而况文清？晚村谓朱子后学之传，多失其传。
吕晚村《复高汇旃书》曰：“金溪之谬，得朱子之辞辟，是非已定，特后人未之读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窃佛氏机锋作用之绪馀，乘吾道无人，任其惑乱；夷考其生平，恣肆阴谲，不可究诘，比之子静之八字着脚，又不可同年而语矣。而所谓朱子之徒，如仲平、幼清，辱身枉己，而犹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为非。此道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间诸儒失足不少。……故姚江之罪，烈于金溪，而紫阳之学，自吴、许以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当真得紫阳之是。《论语》‘富与贵’章，先儒谓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今示学者，似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盖缘德祐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先儒不曾讲究到此，时中之义，别须严辨，方好下手入德耳。”
明儒黄淳《厓山志》曰：海上诸臣方日夜与元虏战，图恢复，（许）衡自理宗朝即仕元，至此腼然受学士领史局矣。问衡所师，则姚枢也。枢以中国人臣金，且变节仕元，献平宋策。衡之授受可知矣。枢也，衡也，春秋之罪人也。或曰:“许贤而智者，知宋必亡，元必兴，岂忍中国沦于夷狄，故仕而讲学以挽之耳。”曰:‘否，否！学本之身，何讲之为？身变于夷，何夷之变？彼其临终且自知过，何用讳之！
《厓山志》又曰:世有悖《春秋》之大义而敢以道学自命， 信之为道学耶？非耶！孔子曰：自古皆有死，蹈白刃而死，蹈水火而死，与死于疾病，独非死耶？况疾病而死， 或有苦于白刃水火；而白刃水火死得其所，千载凛凛，犹有生气。若仕胡如姚、许辈，幸一时光荣富贵，忍隐贪位，乃偃然以道学自命，独能逃疾病以死耶？仕元死宋，薰莸霄壤，道学果得以名欺人耶？
明儒丘叡《世史正纲》亦曰：或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许衡生元人域中，而不仕元，将何以行君臣之义哉？夫谓之义者，宜也。可仕则仕，不可仕则不仕，合其宜则为义，不合其宜则为非义。夫以中国之人，学周公、孔子之道，杂群胡之中，毁冠裂冕以事夷主，以绝我中国帝王之统，为宜乎?……夫孔子有大功于天地， 以其删述六经也。世之儒者，必于是六者之经，躬而行之，阐而明之，然后得以与于从祀之列。苟弃其书而不用，悖其道而逆施，陪食圣人庙庭之间，其心安乎?《春秋》一经，关系尤大。宋王安石弃《春秋》之经者也。一时群小附和，虽跻之于从祀之列，其后公论卒定褫而去之。元之许衡则悖《春秋》之旨者也。《春秋》之道，内夏外夷。一会之顷尚不容其主中国，况四海之大，其肯容之为君乎?……贾谊之言曰：中国首也， 夷狄足也。汉事匈奴，足居乎上。鸣呼！中国事夷狄，则为足加于首，以夷狄为中国主，岂非足反为首乎？足加于首，识治体者，尚为之太息，矧足反为首而欲传道统者，不能救解，而又助之可乎？胡铨之言曰：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呜呼！童孺之愚尚知犬豕非可拜之物。名为大儒，行先王之法行，道先王之法言，而曾童孺之不若耶？且宋高宗为亲故，屈抑于虏，君子独不与之，矧以斯道自任者乎? 其不为君子所与也决矣。
周复俊《元史弼违》亦曰:建崇文阁于国子监。而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械、吕祖谦从祀孔子不书。而书许衡，何？九贤者，心皆得乎圣人之道，言不诡于圣人之经，四方宗之，百世仰之，初不以元之祀否为轩轾也。故不书者。若曰：不必书也。衡何人？斯乃与诸贤并进，而列于夫子之宫墙哉?《春秋》之法，内夏外夷， 齐桓公攘夷尊周，一匡天下，犹羞称于仲尼之门。衡生于华而仕夷，固已悖《春秋》之法，而获罪于圣人大矣。居然引之于俎豆之列！如衡有知，将神爽飞越，不待磨之而走且僵矣。岂能一朝居耶？是知从祀之举，不足以为衡荣，只足以为其累耳。
王船山《读通鉴论》曰：女直之陷汴，张瑴、郭药师之使之也；蒙古之灭宋，吕文焕、刘整之使之也。阿骨打、铁木真、疆悍可息也，宋之叛臣以朝章国宪之辉煌赫奕者使之健羡，则彼且忘其所恃，奔欲以交靡。乱人之害，亦酷矣哉！又况许衡、虞集以圣人之道为沐猴之冠，而道丧于天下，尤可哀也夫！尤可哀也夫！
朱温之为枭獍，敬翔、李振导之也。石敬瑭之进犬羊，桑维翰导之也。乃至女直、蒙古之吞噬中华，皆衣冠无赖之士投幕求荣者窥测事机而劝成之。廉希宪、姚枢、许衡之流，又变其局而以理学为捭阖，使之自跻于尧、舜、汤、文之列，而益无忌惮。
黄宗羲《留书》曰：宋亡于蒙古，千古之痛也，今使史成其手，本朝因而不改。德祐君中国二年，降，书瀛国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纪，其崩也，皆书曰“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呜呼！此岂有宋一代之辱乎！而天下恬然不知为怪也。许衡，吴澄无能改虏收母篾丧之俗，靴蓠而立于朝，岂曰能贤？衡之言曰：“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所甚难。”夫三纲五常，中国之道，传自尧舜，非亡宋之私也，乃以为亡国之俗，虽曰异语，衡独不畏得罪于尧舜乎？澄之言曰：“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澄尝举进士于中国，变而为夷，贞者固如是乎？
顾宪成曰:“考鲁斋临终谓其子曰：‘我生平为虚名所累，不能辞官，死后慎勿请谥，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令子孙识其处足矣。’此分明表所仕之非得已，又分明认所仕为非，愧恨之意，溢于言表。”许衡自己尚以为非，晚年惭愧之不已，汝尚为之辩护？
余曰:以气辨华夷，犹不足以深辨，气之辨显而明，性之辨微而深。人皆知气之异也，孰知性之异哉？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言相近，而不言相同，则性有异矣，中夏人之间，性且相异也，况华夷哉！孟子虽言性善，而斥告子生之谓性之非，反问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则佛氏狗子皆有佛性，为孟子所不可也。人之性不同禽兽之性，性有分也，人之间，岂无分哉！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斥许行学于楚，是出乔木入幽谷者，贵夏贱夷之意见矣。楚犹中国诸侯也，变夷，犹且不可，况夷狄哉！性善之谓者，言性之善而已，未有言性之同也。人性不同，则民族性亦不同，则安可轻以异族文化移植华夏，乱吾华夏之风？安可以异族杂于中夏，乱吾中夏之性？
凡有生之物，莫不有异，群生必各有种，性异而气异，气异而习异，习异文化礼俗无不异，虽皆有仁义礼智信之性，而所存者不同也，孔孟程朱圣贤之德性且不同，况华夏之与夷狄哉！天也，人也，岂可泯哉！泯绝差异，则与佛氏何异哉？
圣人之贵夏贱夷，为华夏之能尽仁义礼智信之性，其为道中，夷狄虽亦有仁义之君子，而不能如华夏能尽仁义礼智之性，其为道偏。夷狄之君子亦不能比华夏之圣贤。释耶岂可与周孔侪哉！何夷狄之性不如华夏？天也，天之生物也有厚薄，地之于人各有影响。华夏之地，得天独厚，沐天地之灵气，故多圣贤，而非夷狄之能比。
儒家之道固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放之则异，日韩皆有儒，而韩国之儒不同日本之儒，日韩之儒皆不同中国之儒，而学有正统之分，儒家既根于中国，则岂不以正统在中国，而以日韩之儒为正统？而吾辈所亲者，岂非中国之先儒？未有人不受民族之教育与环境之影响也。民族之性不同，所为儒风异矣。
治统道统，皆华夏所创也，华夏所创辟者，则华夏之人传承之。异族可为中国之民，可为中国之官，其底线也，而不可使为中国之君，越底线也，治统之不容人窃，虽以元清之威力，一天下，而君子贬之；道统尤严！异族可为儒家之学者，可为儒术之治者，而不可使为天下儒林之宗主，道统之传人，夷夏之防，华夏之贵于夷狄，尤以道也，道统之不容窃，朝鲜日本虽有名儒，而中国儒者不引之以广儒门，遑纳之以继孔孟程朱之统？杂夷狄于孔庙中，孔子有灵，其将何安哉？后世之人，亦将何想哉？华夷之防永裂，治统道统皆为异族窃，华夏屈于夷狄，难可复伸矣，身为华夏之人，宁不痛心？
道统之不容窃，先儒船山言之重矣！其《读通鉴论》曰:“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
鸣呼！至于窃圣人之教以宠匪类，而祸乱极矣！论者不察，犹侈言之，谓盗贼为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浮屠之徒，但崇敬上木、念诵梵语者，即许以佛种，而无所择于淫坊酒肆以护门墙贪利养者；猥贱之术，而为君子者效之，不亦傎乎？石勒起明堂、辟雍、灵台，拓拔宏修礼乐、立明堂，皆是也。败类之儒，鬻道统以教之窃，而君臣皆自绝于天。故勒之子姓，骈戮于冉闵；元氏之苗裔，至高齐而无噍类；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
虽然，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者，岂其能窃先王之至教乎？”
伪儒又曰:語水雖號爲尊朱，實不免明季聲氣之習，陳古民最不滿意有清者，其爲楊園作傳，亦曰「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此朱門後學之定論也。此後惟革命黨援語水以證其種類之說，非能好語水之學也。語水之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朱子之學也；革命黨之學，無君無父之邪說與外洋種類之見也。吾意如語水泉下有知，必爲厲鬼以擊其腦矣！
余曰:革命党之言华夷，明于种族之辨，而于文化之辨不足，至于崇西之政学，为其弊也。然君非其君，何君之忠，倒虏朝，复中夏，而复天地之正，当如《春秋》进桓文，献其功，略其过，何可非之？周易言鼎革，孟子谓桀纣独夫，诛独夫纣，王船山曰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唯华夷古今通义，不可徙，则君臣之义非绝对者，自古君主之更替多矣，况夷狄之君，入窃华夏，何忠之有？何不可易之有？诋革命党无君无父，保清之伪儒反为忠臣也？愚忠蠢忠，不忠之忠，忠夷君而背华夏，非吾儒所许之忠。
且革党领袖虽用西夷之政，而皆本中夏之学，知儒学之重，孙文以西洋政治哲学不如儒家政治哲学广大精微，又有国粹派如章太炎者维中夏之学，以亡学为忧，斥欧化之过。贬中夏之学，五四胡鲁诸人之过则也，与革党孙黄何与？所以排满，本于华夷之辨，岂由外洋种类之见？诋革党无父无君，革党有废父子之伦乎？至于废帝制，则弊端之久，恒有昏暴之主，为天下之祸，革党矫枉耳，而公天下亦自此始矣。君必世袭，不肖者亦继君统，虽数岁之童騃亦可君临巍巍之中夏，而贤长者无与焉，岂天下之公哉！古之不废者，时代所限，不得已也，革命党废之，势之所趋也。君臣之义，尧舜三代亦非甚重也，革命领袖欲复尧舜三代之风，为选贤与能之举，使贤能者恒为领袖，而国长治，其意美矣。
余复曰:欲彻底杜绝汉奸之口，其唯以性辨华夷乎？何为性，微妙不可言，盖性者，先天也，性者体，理者用。性当察之于未发。人性皆有差异，唯此差异须微察而不可显见。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唯此差异，其始较近，而因习俗习惯，使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差异愈大。
佛氏曰狗子皆有佛性，同禽兽之性于人之性，正孟子所深斥，人禽之贵贱在性之贵贱，而等之，人禽无贵贱之分，而华夷更无贵贱之分。故佛教无民族思想，不择类而皆教之，使之见性。驳儒受其影响，亦以为可变犷悍之夷虏为华夏，许衡之辱身枉己而说忽必烈也。不知华夷之性，本然有异，岂可变哉！
《礼记》曰：“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然则先儒已知华夷性之不同，不可变矣。
范晔曰:“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诉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
罗念庵曰:“记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言也，其有所本乎！故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夫天竺之国，处中国之西，得金气之专者也，其民刚梗暴烈，徤鬬喜杀，淫湎贪盗，而无纪度，然重信好洁，嗜音乐而少机智，此可以计诱，不可以力挟也。故释氏多方设科调伏之，于是为之慈忍以消其忿，为之澹素以坚其性，为之戒律以摄其欲，为之果报轮回之说以恐怖其愚，为之苦空寂乐上乘之门以安其上智，为之髠缁游戏以和其俗，为之偈咒赞呗以畅其情，即意之所便安，而阴以为利，使之聼顺而不疑，故列子谓之西方之圣人，盖谓其不以刑宪法制，而人自不乱，甚异之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东西之必不可易，犹南北之不相谋也。夫南北之极，或祝髪而裸，或鞨巾而裘，辄沭之食子，仪渠之焚亲，其得之若素习，其从之若性成，此未易以常情度也。今居中国，情变百出，谗説殄行寇攘奸宄，自尧舜之世，已不能恭嘿无为而化，乃欲诵习西方之教，比于圣道，以行于伦理事物之间，不亦谬乎！岂惟地固限之，即一家之内，父祖子孙所遇之时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强者，三皇之于后世是也。”
或疑曰:若以性殊不可易，何圣王有用夏变夷者？曰:变夷者，变其俗也，使从中夏，而不为患，其本然之性，岂可变哉！即血气之显于身者，亦自难易，非十世数十世不难见其差异也。虽变为中夏之民，而固自有内外之限，世握图籍者，非黄炎之裔不可与焉。
有不同之性，则有不同之心，所同者理耳，而理之所达者异，孔孟之言，且有不同。夫通乎往圣之心，则必近乎往圣之性，近乎往圣之性，岂非中夏之贤哲？夷狄何得而与焉？鲜卑女真之汉化，满清君主之深悉汉文，而终不近似，日本朝鲜之儒风，彬彬有礼矣，而终有未达。故道统，姑且不论非夷狄所可承，亦非夷狄所能承也，华夷殊性，虽有贤智，固不能如中夏之贤智者能近往圣之性，而通乎往圣之心也。
以夷之风杂糅于中华，以夷之理淆乱于吾道，华风益下，吾道益曲。满清猾夏过于五胡辽金胡元者，以满清之阴鸷，窃吾中国之疆土，并文化而窃之，并道统而窃之，乃篡改吾中夏之典籍，歪曲吾中夏之学术，其祸百倍于秦之焚坑，非后世之殷鉴哉！道统必汉之士人握之，帝王无得而预之，夷狄之君，尤不可侵之，康熙自拟文武，伪儒李光地教之承道统，非吾道之光也，吾道之不幸也，而败类之儒，得罪于圣人，贻祸于千古矣。
许衡论
薛文清，有明之大儒，而立言论人有未正者，如谓许衡召之未尝不往，往则未尝不辞，可行则行，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善学孔子者也，又曰朱子以后，许衡一人而已，以衡继朱子之统。为人必先方而后圆，圆者，唯圣人能之，自非圣人，而以圆融处世，辱身而辱道耳，何道之继哉？且夫许衡之出处，岂与孔子同哉？孔子虽应卫灵公之召，为其犹能用君子，可以道说之也，及见其宠用妇寺，则去之，佛肸、公山不狃以叛臣召孔子，孔子欲往，久不见用，用世之心急，欲兴东周也，而卒不往，审其不有为，恐屈身辱道也，以圣人之圆融，无可无不可，且不敢轻试其身，衡之于孔子，其相去何如哉！况当华夷屈伸存亡之时，忽必烈者，戎狄之主，图灭华夏仅存之延，而应其召，身仕其朝，欲用夏变夷，而弗能改其收母蔑丧之俗，又不能辞，乃子孙反变于夷，效北狄之声以骄人，岂谓善学孔子哉！善学孔子者，孟子也，不见诸侯，不轻应诸侯之召，唯其至方也，可希圣人之至圆也，孟子曰:“管仲犹不可召，况不为管仲者乎？”被服儒者，为儒家之学，以圣贤自任，所行岂可不如异端乎？陈代以为若成王霸之功，枉尺直寻，宜若可为，而孟子深斥其非，身可枉也，则亦可为利禄苟且之事与？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圣人可以自卑也，贤者必自尊也，尊其身，所以尊其道，屈其身，则辱其道，道既辱矣，而欲人之信道哉？衡之应忽必烈之召，徒自枉辱，当时已有刘因讥之矣，何文清曲赞之乎？
呜呼！君子出处岂可不慎，华夷大防岂可不严？圣经所言，儒者所讲，岂可自违？扬雄仕莽，朱子贬之，后世绌去孔庙。王莽，篡位之主，然犹中国之人，忽必烈者，以夷猾夏，灭我中国，奴我汉民，此吾中国汉人之大仇也，部共戴天者，衡弗能联文天祥共抗而成其仁，次不能隐居山林以洁其身，而反屈身以事之，其节义愧于文山、刘因多矣。仕莽者犹为朱子贬为莽大夫，绌出孔庙，仕胡者乃以之承朱子之统，配享孔庙至今不废，岂非不辨轻重哉！文清之言，有悖朱子纲目之义矣，后世帝王驰于夷夏之防矣，以承朱子，亦辱朱子矣，朱子有灵，其何能受？金之猾夏，朱子屡上疏欲攘之，虽万世必报其仇，况元亡中国者乎？衡者，朱子之罪人也。若衡可以承朱子，则胡元者，亦可承汉唐乎？许衡身为当时儒者之宗，而轻用其身以事夷主，儒者之羞也，何以为天下后世之表？文清以大儒赞之，言之过也，何以为天下后世之训？而后世败类之儒，得以借口事夷，而不以为羞，纷纷然矣，贤者立言岂可不慎哉！今犹有伪儒借文清赞许衡之言而泯夷夏之辨，是恶可不正哉！恶可不正哉！案衡临终谓其子曰：“我生平为虚名所累，不能辞官，死后慎勿请谥。但书许某之墓。”其自慊如此，至不欲以名示后世，则衡亦以仕元为非矣，文清之赞，衡愧之甚矣。而从祀孔庙，岂足为衡荣，适足为衡累耳。后有王者作，当绌衡与吴澄于孔庙之外，贬其名，庶使出处之道严，华夷之防肃，警儒者之失节者，而后世败类之儒无所假借也！
衡之失节，犹知自惭也，临终之言，愧怍之深而不能掩，天良之未泯乎，华夷之心犹存乎？若郝经、李光地等则恻隐羞恶之心尽矣。郝经《传国玺论》曰:“二汉之亡，天地无正气，天下无全才，及于晋氏，……致夷狄兵争，而汉之遗泽尽矣，中国遂亡也。”“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
经知中国之亡也，而无哀中国之意，身为华人，而为夷用，已为失节之人，而敢篡造圣人之言，曰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之丧心无耻至于此哉！吾闻《春秋》于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氏言之也。楚之变于夷狄也，而非四夷之类，故可进之，北狄西戎者，固《春秋》所不与也！《春秋》内夏外夷，夷夏者，古今之通义，绝不可徙也，蒙元之灭宋，千古之大痛也，衣冠倒履，率天下而为夷，屠杀之惨，奴役之深，为前所未有之巨变，而经为之臣，造圣人之言以证蒙元入主之理，岂但悖春秋之旨者乎？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况造圣人之言乎？经不畏得罪于圣人耶？失身于夷，并欲污圣人以同己哉！经之罪大矣。
曰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何有于华夷？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岂以夷狄有道，而可主华夏？又曰：“夷不乱华，裔不谋夏。”中夏之政，安可使夷类干之！而经之所与者，非善也，蒙古之不仁也，攻城不降者皆屠之，为其吏者，皆令从其语，从其文，而华人多为之化，其为教则崇佛卑儒，其于人则贵蒙贱汉，若此之异类，而可与之乎！经之言，实势力之论也。身既为汉奸矣，不自耻，复为汉奸之论以文其非，与夷狄以主中国，导后世之为汉奸者无愧，长夷狄之猾夏者无畏。其徒张弘范又为虏军灭宋之伥，经之罪，可胜诛哉！经之罪，延于千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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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陶扬鸿驳伪儒夷狄异族可承道统论等，并论许衡仕胡元之非（八千三百多字）发布于2021-07-06 09:5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