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之为害者有伪儒，也有操戈之妄儒！伪儒是阳儒，假借儒名，而实与儒悖，狂妄无底，诋毁历代先儒，以显示自己的伟大高明，是为妄儒。关于操戈之妄儒，我前年有言之：
以汉儒反宋儒，譬如以矛攻盾，导儒家以自相残杀，而酿焚坑之祸。其标榜汉学经学，亦未足以尽汉学经学，汉儒岂限注疏训诂，亦有贾董之策论。经学以经世，清之汉学家不过考据小学，在故纸堆里用功，岂足以经世耶？抹杀宋明儒明道之功又无经世之能，讥宋明理学之无用，不知其学之无用百甚于理学，当清末之变革，这些汉学家或只抱残守缺，或锐变为反孔反儒之先锋，毁坏中国文化之凶手！
东树愤叹曰：“道隐于小成，辨生于末学，惑中于狂疾，诞起于妄庸。自南宋庆元以来，朱子既没之后。复有巨子数辈，蜂起于世，奋其私智，尚其边见，逞其驳杂……务反朱子。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逮于近世，为汉学者，其蔽亦甚，其识益陋。其所挟，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汩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要之，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鹜名而已。”
其私心盖欲推倒宋儒而代之，岂真尊汉儒耶？利用汉儒以反宋儒耳！名曰卫道，实则叛道。佛老异端不辟，乃以辟异端者辟宋儒，比程朱于杨墨，谓之洪水猛兽，岂非操戈入室以相残哉！不足以比汉儒，何足以代宋儒？使汉儒见之，亦岂与宋儒相仇哉？
批判汉学家“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其去经也远矣！”中其弊也，熊十力以亦有清儒自负讲明经学而经学亡之论。
明儒冯少墟就有“操戈之学”之说。冯少墟先生曰：“夫学一也，有异端之学，有越俎之学，有操戈之学。何谓异端之学？佛老是也。而佛氏为甚，二氏非毁吾儒不遗余力，乃巧于非学之尤者，而讲学者多误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谓越俎之学，吾儒讲学，所以明道也。讲间惟当泛论道理，如孔子论明徳新民，子思论天命率性，孟子论夜气性善，皆是泛论，何尝着迹。譬如白日当天，在在皆其所临照，时雨霑足，处处皆其所润泽，非专为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无论居官居乡，当讲学日，不得议及他事。论及他人，方得讲学家法。不然是以议事当讲学，以论人当讲学也，不几于越俎而失体哉？何谓操戈之学，吾儒学问当以孔子为宗，而顔曽思孟周程张朱皆诵法孔子，后学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学当以孔子为宗，而周程张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学千里矣。以周程张朱为非，以孔子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则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独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为宗则可，以孔子自任则不可，即此一念，去学万里矣。况此心一贯其势，不至并孔子而非毁之不已也，又何以为宗孔子耶！世之非学者方且非毁宋儒，而我又从而附和之，不几于操戈而入室哉？盖异端可驳也，而以驳异端者驳时事则为越俎，异端可辟也，而以辟异端者辟宋儒则为操戈，此尤人情之异流，学术之隠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呜呼！不讲学者，无论即躬行讲学，毅然以圣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学者借为口实，其所关系不小，异端之病，余于录中已详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则未之及也，因书此与同志共戒之。”
清代汉学家尤为操戈之大成，攻诋宋儒，朱子，无所不至，而理学衰，考据末学在清代畸形发展，愈趋鄙陋。读此，吾叹冯子虑之远矣！以辟异端者辟宋儒，譬如以攻小人者攻君子，以杀仇人者杀父兄，岂不悖哉！岂不悖哉！导儒家内部自相残杀，捣毁儒家根本，酿就五四文革反孔反儒之祸，清代汉学家之罪大矣！
操戈之学，其害且甚于异端，异端之攻儒，未触及根本也，操戈则入室，或伤及根本矣。方东树谓之“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虽为过激之论，亦有由也。外面反儒者，诚为儒家之敌，内部被儒名而反宋儒者，亦当虑之。一为外敌，二为内贼也。
对于清代汉学家之攻击程朱，当时文儒姚鼐亦曰：“自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为曲当，非如古儒者之拙滞而不协于情也。而其生平修已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以来，皆以其学取士。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以来学者之陋习也。然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主，以攻驳程、朱为能，介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夫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甚于往者为时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说而失于隘者矣。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
当今亦有不少标榜先秦儒以反宋儒者，反宋明理学者，谓宋儒宋明理学误国，程朱歪曲经典。打着孔子旗号压倒宋明诸贤，标着四书五经签名诋毁先儒，与清代汉学家无异也。清代汉学家借汉儒以反宋儒，借郑许以攻程朱，此则借先秦儒以反宋儒，借孔孟以攻程朱，所借名头更大，恐其害更大，不能不虑也。此类人不足以兴儒，只会让儒家内部自相残杀以至毁灭！
熊十力《读经示要》亦曰：“清儒（专指汉学家），之流毒最甚者，莫如排击高深学术一事。夫宋儒心性之学，远承孔孟……宋儒失处，不妨弹正，而绝不可一味轻薄，一盖屏斥。清儒徒以考据之业，不知天地间更有甚理道。遂乃悍然诋毁宋学，若非灭绝之不可者。夫六经广大，无所不赅，而言其根柢，必归之心性。自汉以后，此意久绝。宋学确能续此血脉。何忍轻毁？又何可轻毁？心性之学，所以明天人之故，究造化之源，彰道德之广崇，通治乱之条贯者也。此等高深学术，云何可毁？人生如果完全缺乏此等学术之涵养，则其生活无有根源，而一切向外追求之私，茫然纷然，莫知所止。人生永无合理之生活，不亦悲乎？清儒反对高深学术，而徒以考据之琐碎知识是尚，将何以维系其身心？何以充实其生活？民质不良，至清世而已极。士习于肤浅，无深远之虑；逞于侥幸，无坚卓之志；安于自私，无公正之抱；偷取浮名，无久大之业；苟图嚣动，无建树之计；轻易流转，无固执之操。苏联革命，十年而已大强。吾国自清末以来，只见腐败势力之逐层崩溃，而实难言革命。人材衰敝，乃至于斯。盖自晚明诸子之没，将三百年。而士之所学，惟是琐碎无用之考据。人皆终其身而无有玩心高明之一幾。学则卑琐，志则卑琐，人则卑琐。习于是者，且三百年。其不足以应付现代潮流而措置裕如，固其势也。严又陵曰：‘学术之敝，至于亡国。’吾于清代汉学风会，有余恫焉。此等风会，于今犹烈。国内各大学文学院，及文科研究所，本当为高深思想之发生地，而今则大都为无聊之考据用事（现在也是，究心理学者甚少），士之囿于时尚，而无独立创辟之智与勇，非三百年来汉学积习锢之者深欤？夫汉学家，大多与朝贵为缘，故思想不得开拓，而以无用取容。儒学精神，至此剥丧殆尽。而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比拟耶？晚世学人好为影响之谈，理不求其真，事不究其实，此可戒也。凡考古之学，与夫古籍训诂名物等等之考核，在学术界中，本应有一种人为之。其有助于吾人稽古之需，功自不可没。然万不可谓此种工作，便是学术。且踣击一切高深学术，而欲率天下后世聪明材智之士，共趋于此一涂。锢生人之智慧，陷族类于衰微，三百年汉学之毒，罪浮于吕政，而至今犹不悟，岂不痛哉！”
其责汉学当矣。清代汉学家见识境界皆不高，蔑心禁理，甚为过矣！宜其修身人格风骨远逊宋儒也。今之批判理学者多，而反思清代汉学家者少，至今不悟，此文化复兴所以难也。余以为蒙灭宋，百年而驱逐蒙古光复之，满清入主，至于三百年，既满清之鸷，亦由理学之衰，汉学流行也，人多以考古今，辨真伪为能，孰以明华夷，辨义利为事？则久不光复也。
蔡女转一自号儒生之言说我捧朱子过于孔子，欲朱子取代孔子，而己复取代孔子。 余曰：吾所崇之哲人，无过孔子。孔子如日月，孟子泰山，程朱船山四岳也。先儒周张程朱船山等，吾皆敬重，不敢轻议，何况先圣。 蔡女：转载他的話：朱熹比较贬低儒家正宗的经书，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他都有讥讽！他只想推他改造过的大学中庸！树立他自己为朱圣人！所以所谓四书章句出来后，就让世间读书人很多把儒家五经荒废了！朱熹成为朝廷考试的唯一标准，是从明朝才开始的！朱元璋要选一个姓朱的本家来推崇！都是私心杂念太重！将来有机会我再发一些文章给你看！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们，是怎么反思朱熹理学导致华夏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天下儒学官学意识形态崩溃，被满清胡人入侵成功的呢！ 余曰：朱子有不尊孔子？拿出依据，不要凭空胡说！顾炎武也是尊朱的。顾炎武《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曰：“盖闻宣气为山，众阜必宗乎乔岳；明征在圣，群言实总于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风乖四始。两汉而下，虽多保残守缺之人；六经所传，未有继往开来之哲。惟绝学首明于伊雒，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考亭就是朱子。黄宗羲哪里批判朱子？无知乱讲！不要误导人！黄宗羲老师刘宗周就是尊朱子的，黄很崇敬他老师，会批判他老师所尊者？他就是所谓的“操戈之学”。明儒冯少墟曰：“夫学一也，有异端之学，有越俎之学，有操戈之学。何谓异端之学？佛老是也。而佛氏为甚，二氏非毁吾儒不遗余力，乃巧于非学之尤者，而讲学者多误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谓越俎之学，吾儒讲学，所以明道也。讲间惟当泛论道理，如孔子论明徳新民，子思论天命率性，孟子论夜气性善，皆是泛论，何尝着迹。譬如白日当天，在在皆其所临照，时雨霑足，处处皆其所润泽，非专为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无论居官居乡，当讲学日，不得议及他事。论及他人，方得讲学家法。不然是以议事当讲学，以论人当讲学也，不几于越俎而失体哉？何谓操戈之学，吾儒学问当以孔子为宗，而顔曽思孟周程张朱皆诵法孔子，后学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学当以孔子为宗，而周程张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学千里矣。以周程张朱为非，以孔子为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则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独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为宗则可，以孔子自任则不可，即此一念，去学万里矣。况此心一贯其势，不至并孔子而非毁之不已也，又何以为宗孔子耶！世之非学者方且非毁宋儒，而我又从而附和之，不几于操戈而入室哉？盖异端可驳也，而以驳异端者驳时事则为越俎，异端可辟也，而以辟异端者辟宋儒则为操戈，此尤人情之异流，学术之隐病，不可不亟辨者也。” 问他四书集注读了没有，学儒，是学着毁谤先儒的？狂妄无知。他只是还不敢轻疑孔子而已，师心自用，亦必至于轻疑孔子，非毁孔子矣。朱子《中庸章句集注序》：“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朱子说他重视四书的用意，是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子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子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 重视四书，并非轻视五经，只是先把四书学好，学五经就容易入门。也是五经都比较古奥难懂。现在人读儒书，也是从四书读起。四书讲义理较详细些。程朱是发展了儒家的义理之学。五经古奥艰深，汉唐之儒多皓首穷一经，而没学到多少，而汉儒有注解经书至百万言者，章句繁琐之弊呈现，而学者多对学儒不感兴趣，精神信仰转入佛老。韩愈就提出四书，以对抗佛老，被宋儒又发挥之。五经被荒废，是阳明心学盛行的原因，高谈心性，说六经注我，至于束书不观，与朱子理学何干？朱子重理学，而不轻经学，遍注群经，于汉之经学亦多取之，兼理学经学之长，岂阳明可比哉！ 看顾炎武《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说的：“盖闻宣气为山，众阜必宗乎乔岳；明征在圣，群言实总于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风乖四始。两汉而下，虽多保残守缺之人；六经所传，未有继往开来之哲。惟绝学首明于伊雒，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正是称赞朱子集诸儒之大成，诸儒之大成，非徒宋儒，孔子以后诸儒之大成也。非但理学不可舍朱子而观，经学亦不可舍朱子而观。
明末群儒批判的多是阳明心学。顾炎武《日知录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王船山《正蒙注序论》曰：“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说的是王阳明，不是朱子。他根本没有批判朱子的水平，只能拉着孔子作大旗，诬朱子贬五经，想树立自己做圣人而否定朱子。他又不准别人尊朱子，而诬我捧朱子过于孔子，想把朱子树立为圣人取代孔子，则我为陶圣人取代朱子，他这种手段也太卑劣滑稽可笑了！污蔑我也就罢了，连朱子都污蔑诋毁。 只是孔子地位，儒者共认，不敢诋孔而已，若有个更大的旗，又何不敢诋孔子？孔子比朱子大，可以孔伐朱，而没找到比孔子更大的，只能表面尊孔了。打着孔子旗号诋毁先儒，跟反儒派比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的距离而已！只恐复倒戈伐孔也。正如假天子之命去杀忠臣良臣。把忠臣良臣杀光了，会怎么做，势必复反弑天子矣！
我说：朱子哪句讥讽经典了？真是捕风捉影！他要给古人搞文字狱啊！朱子只是说读书的次序。朱子可没有批评春秋，他批评的是公羊传三传，他说学者说春秋多穿凿附会，把春秋搞得很复杂。他说春秋之旨就是“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没必要说得那么复杂！现在我们讲春秋，也就是主要讲华夷之辨。 朱子何尝讥讽孔子，朱子说孔子继往圣，开来学，其功贤于尧舜。朱子语录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夫子度量极大，与尧同。”“孔颜便是汉文帝之躬修玄默，而其效至於几致刑措。孟子便如唐太宗，天下之事无所不为，极力做去，而其效亦几致刑措。”“孔子言语一似没紧要说出来，自是包含无限道理，无些渗漏。如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数句，孔子初不曾著气力，只似没紧要说出来，自是委曲详尽，说尽道理，更走它底不得。”朱子不尊孔？
顾炎武《下学指南序》：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故取慈溪黄氏日钞所摘谢氏、张氏、陆氏之言，以别其源流，而衷诸朱子之说。夫学程子而涉于禅者，上蔡也，横浦则以禅而入于儒，象山则自立一说，以排千五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亦无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术愈深，其言愈巧，无复象山崖异之迹，而示人以易信。苟读此编，则知其说固源于宋之三家也。呜呼！在宋之时，一阴之姤也，其在于今，五阴之剥也。有能由朱子之言，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则此一编者，其硕果之犹存也。
顾炎武也是折中于朱子，站在程朱这边。
蔡女给我转发一个网名卫道的儒生诋斥朱子的文章，我见其言论非常猖狂，我感叹：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没大没小。学儒者，是这么放肆数落先儒的？毫无礼数！我说他的话真是狂悖之极！这像是一个后辈说前辈的话吗？他简直是把自己当前辈了！自称儒生而诋毁先儒比异端还厉害。所谓操戈之学也！整顿儒门，必须清理像他这样的操戈自伐先儒之徒！儒门衰败，正由此辈，异端不辟，偏偏数落谩骂先儒先贤了！而且用辟异端的手段辟前代大儒！其罪行与伪儒差不多，伪儒是阳儒，假借儒名，而实与儒悖。我现在注意到一种危害与伪儒相差不多之儒，我称之为妄儒！狂妄无底，诋毁历代先儒，以显示自己的伟大高明，只会在内部逞狂，对外面的异端不理会。明清就有这种妄儒。就是学术上的内残外忍，对儒家内部的贤儒大儒批判非常严厉，批判得体无完肤，对异端则宽容，不甚理会。
我问她：你看过他批判过什么异端吗？几乎天天就骂朱子吧。
她说： 我問他反儒派為何在他此群中留言時，他說，此群有不同聲音，很正常。沒有见到他批異端過。
我说：对反儒派宽容，对自己人残忍，对敌人宽容。真是属于学术上的内残外忍，批判朱子等宋儒，他是毫不留情啊！他属于僭越了，朱子要批评，也只有孔孟那样层次得人才能批评，他和朱子相差多远，有资格批评朱子？孟子见到朱子，也是如曾子、子路一样尊重吧。他说朱子狂悖时不感觉自己言语狂悖？就好比你骂你伯祖父狂悖，可以吗？学儒，难道连这个基本礼都不知道？还有说朱子不谦虚，他把朱子数落得一无是处，是谦虚吗？在说古人同时，注意自己的行为用语啊！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他是躬自薄而厚责于人，厚责于先贤啊。即使朱子有错，如此居高临下，如前辈数落后生一样数落先儒，很不礼貌啊！
关于操戈自伐之妄儒，我会专门作文论述之。国必自伐，而必人伐之；学派亦然，儒教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操戈之儒，盖始于晚明，心学兴起，诋毁程朱，兴于清代汉学，更妄非程朱，近代当代也不少。这种操戈之儒，内斗厉害，对外则不行，儒家内部被他们搞乱，而异端来攻儒家，不能御。儒家内部不团结，异端就钻了空子，还用操戈之儒去伐儒！清代汉学家发展到后来，有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批孔了！这是操戈学发展的极端。章太炎一段时间批孔，不能不负一点责任。他为了和康有为争胜负，不惜贬孔。因为康提出孔教。现在儒家恢复的时候，更不应该如此批判先儒，搞内斗。应该多做表彰先儒的工作，而不是批判先儒。现在批判先儒，对儒家不利。即使先儒有错，也当温和委婉批评。
明初就有操戈之儒，有个叫朱季友的人献书诋毁朱学，，明成祖见了大怒，焚其书，贬其名，而明初操戈儒不能得逞。
永乐二年，朱季友赴阙献书，内容“专诋周、程、张、朱之学”。明成祖看后大怒：“此儒者之贼也。”，立即“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
诋周张程朱诸贤，此儒者之贼也！现在还是异端横行时代，朱学式微，他批朱，当然没事。
《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三载：“永乐二年秋七月壬戌（二十三日）”：“饶州都阳县民朱季友进书，词理谬妄，谤毁圣贤。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等，请置于法。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将邪说有误后学。’即遣行人押还乡里，会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检所著文字，悉毁之。仍不许称儒教学。”
《圣谕录》卷上载：“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上览之怒甚，曰：‘此儒之贼也！’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侍讲杨士奇侍侧，上以其书示之。观毕，缙对曰：‘惑世诬民，莫甚于此。’至刚曰：‘不罪之，无以示儆。宜杖之，摈之遐裔。’士奇曰：‘当毁其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广曰：‘闻其人已七十，毁书示儆足矣。’上曰：‘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敕行人押季友还饶州，会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着书，会众焚之。又谕诸臣曰：‘除恶不可不尽，悉毁所著书，最是。’”
成祖做得好，严惩操戈之儒以为操戈者之戒！今有操戈之儒肆诋朱子，安得如永乐者惩之乎！
王船山也说：异端邪说之兴，揆其所自，皆缘名利之私，而及乎人之已后，则迷妄狂逞，不复自知其陋，而雄长乎俦伍之中，非圣惑民，生心害政，无所不至矣。朱季友、李贽之所以允即天刑，而莫之恤也。
晚明大儒高攀龙先生也遇见操戈之儒诋毁程朱，高氏力为维护，辟之。疏略曰：“臣见四川佥事张世则一本大略，自谓读大学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误人之甚，谓朱熹之学专务尚博，不能诚意，成宋一代之风俗，议论多而成功少，天下卒于委靡而不振，于是以所著大学初义上献，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旧臣。惟自昔儒者说经不能无异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谬，是非谬，则万事谬矣。以程朱大贤，谓其学曰不能诚意，谓其教曰误人之甚，是邪非邪？议之于私家犹为一人之偏诐，而于圣贤无损；鸣之于大廷，则遂足以乱天下之观听，而于世教有害。臣有不容己于言者矣，夫自孟子殁，而孔子之学无传，千四百年而始有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得其正传，而绝学复续，学者始知所从入之途，其功罔极矣。然是五贤者生于宋，而宋不能用其学之万一，前则章惇、蔡京之徒斥之为奸党，后则韩侂冑之徒斥之为伪学，贬逐禁锢以迄于亡。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纵神圣，作民君师，即位之初，首立太学拜，许存仁为祭酒，以司教化。存仁为先儒，许谦之、孙谦承朱熹正学，而存仁承上命以为教。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四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而天下翕然向风矣。我成祖文皇帝益张而大之，命儒臣辑五经四书大全，而传注一以濂洛关闽为主。自汉儒以下取其同，而删其异，别以诸儒之书类为性理全书，同颁布天下。永乐二年，饶州儒士朱友季诣阙，献所著书，专诋毁周程张朱之说，上览而怒曰：‘此儒之贼也！’特遣行人押友季还饶州，令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所著书，曰毋误后人，于是邪说屏息，吾道中天矣。”
高攀龙说“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阐明殆尽，学孔子而必由程朱，正如入室而必由户。世之学者诚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毋务新奇，而先以一己之私意主张于前，毋务立说，而取圣贤之言矫揉为己之用，循循焉以周程张朱为四书之阶梯，以四书为五经之阶梯，自得之，而道可几矣。故善学者默而识之，不言而信，述而不作，心逸日休，况今天下不患无论说，而患无躬行。就圣贤已明之道，诚心而力行，则事半而功倍矣。何必哓哓焉必务自私用智，欲伸其一己之说为也。”
明朝万历年间，有学者张世则上疏诋毁程朱，谓程朱误人，欲以所著大学初义刊行天下，真乃狂妄之徒！高子攀龙先生见而愤之，力斥其妄，尊程朱，为程朱辩护，于此疏见之。
《明儒学案》：高攀龙字存之，别号景逸，常州之无锡人。万历己丑进士。寻丁嗣父忧。服阕，授行人。时四川佥事张世则上疏，谓程、朱之学不能诚意，坏宋一代之风俗。进所著《大学古本初义》，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旧。先生上疏驳之，寝其进书。
吾辈卫道，当如高子。
严有禧《漱华随笔》：明永乐中，饶州儒士朱友季诣阙献书，专诋周程张朱之学。成祖大怒，遣行人押还，令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所著书，曰：“无误后人。”后万历末，四川佥事张世则一本大略谓朱子之学专务尚博而不能诚，意成宋一代之风俗，议论多而成功少，天下卒于委靡而不振。于是以所著《初义》上献，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旧。行人高攀龙上疏驳之。近御史谢济世注《四书》，多与考亭不合，且诋毁考亭云“明太祖与之同姓，故开国时令天下遵用其注”等语，至形之章奏，并刻其书行世。虽奉有毁板之旨，而所刻未必不流传，可见邪说惑人，无代无之。谢君在台中颇有声，而议论披猖如此，宜其晚节之不克终也。
原来诋圣侮贤之辈，自古有之，吾辈当如何维护圣贤，驳斥这些猖狂之流。
清代操戈之儒，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论述。操戈之儒，通常会标榜一个儒，或以汉儒标榜，尊郑许而贬程朱，或以先秦儒标榜，尊孔孟而非程朱，说什么“破一分程朱，得一分孔孟”，把程朱和孔孟对立，打着孔孟旗号压倒一切。其为私心则欲推倒先儒，而以己学代之，明初朱季友之诋周张程朱，晚明之张世本之诋朱学误人，而欲己之注解刊行天下，其彰著者也。何为操戈之儒？看其所标榜哪个反对哪个。
蔡女说：正道说朱子本身德行也有严重问题。
我说：朱子本身立身严正，陆象山是朱子论敌，都说他泰山岩岩！辛弃疾哭祭朱子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朱子人品很正，生活非常节俭。陆游也与朱子交好。朱子道德没得说！历代学者虽有质疑批评朱子者，没人否定朱子的道德，清代学者也说法程朱之行。朱子为人很正直，有时正直过头了，得罪小人。朱子德行无可质疑。攻击朱子的德行，这更是道德的问题了，属于小人行为。古代操戈之儒，亦未至攻击朱子的德行。可见操戈之儒于今亦愈烈矣！以小人文致之丑污蔑圣贤，昔者见出于异端，今乃见出于儒门。呜呼！以小人之攻诘攻儒贤，以异端之毁谤毁儒贤，操戈之儒何无底至此极也！ 丑诋圣贤之风更不当出于儒门。
我以前就说：“其于古之圣贤伟人，穷诘其过，而无视其功。孔子大圣，而以小人之谤力攻其过；朱公贤者，亦用政敌之诬而文致其丑。圣贤陵替，异端横行，邪说流播而垂百年，则孰欲希圣贤而立人极，而不惮为小人以蔑纲常！以孔子之大圣，朱子之大贤，而穷致其过，文致其丑，孔子成利禄之乡愿，文公成虚伪之君子，则上者以圣贤不足为而鹜于高远，下者以人性皆好利作伪而甘于卑俗，世道日衰，人道愈夷，岂不由兹！上者以就其私，远人而为道；下者以纵其恶，肆意而自逞。”
这是四年前写的，关于丑诋圣贤对人心世道的危害，这种丑诋圣贤的风气很不好。如果大儒圣贤像他们说得那么不堪，就会让人认为与圣贤德行和普通人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普通人，那谁还想做圣贤？圣贤都这幅德行，自己恣意一点，算得了什么。圣贤讲道德，而为人如此，可见道德虚伪，人性本是好利好色，那必至不讲道德，都做真小人了！
我维护圣贤甚至，有人就问难我：“子之所言，无乃过乎耶？何不允其批乎？圣贤亦非尽善尽美，不苟同圣贤之见，可批可驳也，何必恶之？以批判与诋毁同观，则圣贤为弱矣。圣贤非弱也，如韩非、庄、墨之批孔孟，而两者皆得其益焉，若不学无术，惟恃谩骂，则贻笑大方耳，真理愈辩愈明，君无伤也。揆陶子之心，欲护圣贤耳，不知圣贤不惧人批，子何畏哉？其信圣未笃欤！”
我说：“非君之谓也，动辄批判，已伤忠厚之德；以批判为美，更起哓哓之论。吾人未逾先儒，岂可轻议先儒，责其偏，吾人先自思偏否，愈偏于先儒否。吾人纵逾先儒，亦须存谦卑之心尊重先儒，而非动辄批判之，俯视之，居高临下，若章太炎、梅光迪之徒，吾不许也。吾年愈长，而愈尊敬古圣昔贤，虽有瑕疵而不敢摘之以显己之明，虽有浅见而不敢指之以显己之深，更何忍以批判伤先贤，彰先贤之过而为己美？非不允人批评，实以吾人对先贤应先存敬意，而不可轻议之、批判之，且欲批古德昔贤，必德如孔子，而可议管仲之器小；贤如朱文公，而可訾韩愈之文浮；吾人德不足以继先贤，而为苛论以摘其失，而掩其德，岂可乎？”
今人习于刻薄，好摘前贤之过，我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我觉得这是个人德行的问题。
我说：“为人为学须存忠恕之道，动辄批判，有伤君子之忠厚，苛论古贤，则失所以恕人。言论自由非为肆无忌惮之谈，诘人过而显己之直，孔子所恶之贼德，君子之论，以忠厚为本，岂可妄逞戾气，胡蔑古德？吾所非者，以恶意测先贤，古者亦有批评，然不至于如今人之恶意：以小人之心，测圣贤之量；以禽兽之欲，疑君子之德，是大不可也！吾曩昔对程朱陆王亦有所批，今则觉己之轻浮而随众也！批评须出于正，不出于正，而以诡论批之，言不及义，则为小人无忌惮之言，而胡可不辟之以止其邪？（吾信圣笃而护圣诚也，实不忍见其狂悖之论，而欲辟之以护圣也，若信圣未笃，视之为常然，何为而恶之乎！）”
又曰：孔子未以己言为真理，而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何后儒奉之为圣耶？此而遂为孔子徒欤？学术为天下之公，岂孔子所得私哉？学者当存中正之心，孔子必有甚多不足，人无完人。真正之徒，诚须敬师，亦敢言师之不足，若傅斯年之于胡适之，常以奥义驳其非，适之甚畏其问，而斯年尊以为师，为徒当如傅斯年也。若汝之想，无怪吾中国不复出墨子、韩非也。
余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之谦辞，居圣则非圣矣，而遽谓孔子非圣耶？孔子亦曰：“恶诘以为直者”，摘人之过以显己高，而自命正直，是贼德也！今人多趋此风，以摘人之过为直，以訾先贤之疵为高，其心已私，其德已坏，而欲为学，岂能不陷于异端而入诡道！为人为学，当先见人之善而虚心以学，非先定其为恶人而避之，定为糟粕而鄙之，以此心入世，何能交友？以此心读书，何能成学？交友，是执其过而不置欤？读古书，是见其芜而舍欤？若此交友，若此读书，终何益哉？先怀恶意测量其人，谓其必有不善，必有不足，而不愿虚心学之，心态已不中正矣。吾人乃先悉其人，方知其缺，非先悉其缺，而非其人；吾人先悉其学，方知其不足，非先见其不足，而轻议其学！
尊师重道，师纵有过，而不可诘师之过以示人。于君有犯无隐，于亲有隐无犯，于师无隐无犯。以孔子之圣，而愚鲁之曾子传其道，诚以曾子忠厚，不挟私智而凌人，不逞己见而渎圣也。学术诚天下之公，非孔子所得而私，非朱子所得而私，亦非天下诸人所能私，然不可得理不恕人，见得真理遂可轻先贤而蔑师长乎！孔子集群圣之大成，然其甚称子产，许泰伯，未尝以己之圣而凌蔑先贤也；王阳明虽不满朱子格物之说，亦云贤者之过，未尝以此轻朱也。师有过，可修正之，而公然摘之以示众，犹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岂非子贡所恶以诘为直者乎！
像那个正道，就是温柔敦厚之风丧尽，每以刻薄指摘批判儒贤为能，非君子之道也！
吾年愈长，对圣贤愈加尊重，而不敢轻议，虽有不可者，亦怀于心而不出诸口，自为论而不以相诘。以为为学当以忠厚为心，不可逞私见而非古贤，不可固执己理而与古人为敌。忠厚可以为学也，见人之是多，则所取善者多；刻薄者废其学耳，见人之非多，每以驳人之非为事矣，而学何益长？
人不可过于自是而轻易非毁先贤，一切以己心度之，对程朱不满意，而非毁程朱，循此心而流之，则亦对孔孟不满意，而非毁孔孟矣。尊孔孟，而排斥其他儒，则儒家几无人矣！尚何以对外哉？儒家历代先贤皆当尊之（只是各有轻重），以明儒家之有传统，未尝断绝。儒家若只有先秦可观，则儒家之人也少，其道也微矣！岂其然哉？历代多有发展，今人多不知耳，历代多有真儒，今人多不察耳。
清初妄儒毛西河，非常狂妄，这是专诋朱子的，当时人说“西河目无古今，谓自汉以来足称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国、刘向、郑康成、王肃、杜预、贾公彦、孔颖达也。夫以二千余年之久，而仅得七人，可谓难矣。而毛氏同时极口推崇者，则有张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缄与其二兄所谓仲氏、先教谕者，是合西河而七，已自敌二千余年之人物矣。其论文自欧、苏下俱不屑，而同时所推崇，自张、蔡、二徐外，尚有所谓包二先生与沈七者，不知其何许人也。”操戈之儒，敢于轻蔑古贤，却阉然媚俗，与当时人互相吹捧。毛西河所称的大儒，都是汉唐之儒，宋明没有一个，宋明之儒全部否定。
这个专诋朱子的人德行也不好，全祖望谓其：“前亡命时，其妇囚于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贵，无以慰藉其妇，时时与歌童辈为长夜乐，其妇恨之如仇。及归，不敢家居，侨寓杭之湖上。浙中学使者张希良，故西河门下也，行部过萧山，其妇逆之西陵渡口，发其夫平生之丑，詈之至不可道。”全浙诗话谓：“西河有妾曼殊，夫人性妒悍，辄詈于人前。西河尝僦居矮屋三间，左列图史，右住夫人，中会客。诗文手不停笔；质问之士，随问随答，井井无误；夫人在室中詈骂，西河复还诟，殆于五官并用。”
看看，诋侮圣贤的人，大多德行不好，操戈自儒，其德行好者，有几？其论近似潘用微说的“朱子道陆子禅”，把宋儒都踢出儒门，诬为佛道了！操戈之儒就是如此，把先儒都诬作伪儒，而他们才是真儒。照他们这样说，是佛道高于儒家，儒中大贤都阴为佛道了。他们本意是为了伐先儒，客观上给异端抬势助威，贬损了儒家。这种“朱子道，陆子禅”，说宋儒阳儒阴道阴佛的邪论到今天还有流毒！
钱穆述毛西河好攻击宋儒，于朱子尤痛诋，为论语稽求篇、四书剩言、大学证文、圣门释非录，大抵皆攻驳朱注。而其尤所张大自矜者，则为大学古本之辨。他晚年写了本四书改错的书，专驳朱子，说朱子都是错误，大意谓：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就其注义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禘尝错、丧祭错、礼乐错、刑政错、典制错、故事错、记述错、章节错、句读错、引书错、据书错、改经错、改注错、添补经文错、自造典礼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贬抑圣门错。
操戈之儒喜欢批驳前人的错误而显示自己的正确高明，并非前人都是错误，只是其私心想推倒前儒，好凌驾于前儒之上！
钱穆感叹：“朱注四书，自南宋以来五百年，元、明两朝，奉为取士之准，晚明以来学者虽有述朱、述王之异，然未有大张旗鼓以肆攻击如西河此书之烈也。其傲睨之气，纵横之辨，良足以振聋发聩，转移一世之视听矣。”
辩则辩矣，而以辟异端者辟儒贤，此儒门之幸耶？不幸耶？面对儒贤如此傲睨，数落之如后生奴仆，而对异族帝王则谄媚唯恐不及了！他还想把这本书献给皇帝，他说：“他日皇上南巡，当躬进此书以匄圣鉴，否则藏于家，以俟门生儿子之入献焉。”他称康熙为“圣天子”，想“圣天子知其然，已于甲辰、丁未两科，直废八比，而惜诸臣依徊，无能为仰承之者，以致因循有年，仍还故辙。然犹特颁敕谕，搜天下经注之与学官异者，悉收入秘府。其神鉴卓然，深知学官经注有误如此。”“欲以攻朱新说上邀圣天子神鉴。”而“不谓玄烨初政，意在广罗兼取，藉为牢笼，及见中国士夫已俯首一气，惟朝廷爵禄之趋，乃复宏奖理学，专尊程朱，以一天下之议论，而箝异口。”谢山谓：“西河晚年雕四书改错，摹印未百部，闻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版。”听说玄烨尊崇朱子，畏因书得祸，就删改了自己的书。可谓傲于贤，而畏于权势者也。古人，他敢放肆发狂论，面对当时权势则惴惴小心谨慎，可见其小人之态！
操戈之儒基本都是败类之儒，钱穆讥讽这些操戈之儒道：“然则西河、潜邱，其博辨纵横傲睨自喜之概，读其书者，固见其呵叱先儒，讥弹前贤，上下千古，若无足置胸怀间，意气甚盛；而其晚节之希宠恋奖，俯首下心于朝廷圣天子之前，亦复何其衰飒可悯怜之相似耶！”对古代圣贤是恣意批判，反正都是死人，过去的人，可以傲横，面对异族帝王，则摇尾希宠了，真是相反啊。
儒门之羞耳。自己就这幅德行，这样人格，不惭愧于先儒乎？批判起先儒，真是意气风发，不可一世，怎么对异族殖民酋长如此卑微了？傲气哪里去了？所以批判先儒的同时，想想自己有没有达到先儒的水平，自己人格及先儒否，不要后来打脸，做出先儒所不齿的举动。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朱子是你一人之意气批驳可以憾动的吗？朱子照样被尊崇为圣贤，从祀孔庙，你只是一个摇尾求宠于异族君主的奴才，一个终被世人忘记，狂妄无德的可怜虫！
成名流名不是靠批驳前人，批驳前人，这种名只能震动一时，哗众取宠一时，久了，人们都忘记他了。批驳只是破坏，破坏，基本人人都会做，都会学，但是建树比较难，学问名声流传之久远，是靠建树。操戈之儒，只会攻击批判，不会建树，没有建树，只会热闹一时，最终名声寂寞，把时间都浪费在攻击前人上，真是可恨可悲可怜！
明代也有操戈之儒，如杨慎，他“生平，不喜朱子，遂并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节诸大儒，一一排诋，甚至以孟子为无稽，朱子为不识字。以不喜宋儒，遂并宋人之文章议论为繁冗，为不公不明，宋人之功业品行为不及前代。遂并宋帝王之统系为偏安，为似晋。尚可谓读书识字者耶？噫！亦可哀已！”这是古代的喷子了，然杨慎之学，杨慎之名，几人知道？
而清初潘用微的“朱子道，陆子禅”之说，当时黄宗羲深恶之，他说“潘用微议论，某曾驳之于姜定庵，书。或某执成见，恶其诋毁先贤，未毕其说，便逆而拒之。”潘氏议论，谓“周、程、张、朱、象山、阳明，学皆杂佛、老，无一真儒”。“潘生历诋宋以来诸大儒，斥之为一群僧道。”可见其议论之狂悖，他是要把宋以来很多儒都驱赶到佛道那里去。就好比驱赶很多汉人到俄国美国去。而犹以儒家标榜，此妄儒之恶也！至清初极矣！而当时亦汉族未有之祸，异族专制殖民甚深也。
所以你转的正道之说，亦不足为怪，这种妄儒，自古有之，正道还不及这妄儒的水平。呜呼！诬宋明大儒非真儒，皆僧道，譬如诬南方汉人非真汉，为蛮夷，可乎？
关于这种操戈自伐的妄儒，当时黄宗羲已有批判：“昔之为佛者，非直以佛氏之说为孔子之说，则以佛在孔子之上，是以佛攻儒。今之为儒者，必先以辟佛之说号于天下，而后弹驳儒者不遗余力，是假儒以攻儒。魑魅罔两，接迹骈肩，而出没于白昼之下，未有甚于斯时者也。人心恒胜于怠，先儒以持敬救之，彼其言曰：‘是有方所之学也。’人情日趋于动，先儒以主静救之，彼其言曰：‘此盘桓于腔子中者也。’”这种妄儒议论还得到一些人的附和认同。
假儒以攻儒，其比异端之攻击更易混人试听，因为他有标榜，标榜的也是儒家的人，打的旗号更大，更容易迷惑人，使儒门中人也受其影响。
潘用微的议论影响一时。归玄恭比潘用微小三岁，因读潘所著《著道录》，甚是钦服，至闻其所言“周、程、张、朱、象山、阳明，学皆咋佛、老，无一真儒”，更为精奇，便拜在门下。时在康熙四年。玄恭师事用微，才一月，便生悔意，并致书自辩。用微遂辞师礼，复以朋友相称。后来，玄恭则极度批判此一月之师，谓：“孔氏之书言小人者数处，潘生兼有之。”
可见操戈之儒德行不佳，骤闻其议论，惊其决裂，亲近他，在他身边了解，才知只是一小人而已。操戈之儒批判先儒真是睥睨一切，想不到自己后来也被学生批判，真是讽刺。然先儒之弟子皆敬重其师，你的弟子很快就叛离甚至攻击你了。相去岂不远哉！多修己身，勿逞一时议论知快也。先儒德性与学问一也，操戈之儒务以辩驳求胜先儒，而品性不佳，学问亦不及先儒，只是议论痛快而已。
操戈之儒还有就是自称恢复孔孟真面目，而把前儒的注解学说都说是歪曲，篡改。好像就他能认识孔孟真面目，能传孔孟之道，孔孟以下之儒都是歪曲，其私心就是抹杀孔孟以来的传承，让自己直承孔孟。要人们否认孔孟以下的儒者，认他作孔孟的继承者，奉他为贤圣，以他为折中。
如何反驳操戈之儒？指出曹戈之儒的用心，指出操戈自儒的偏颇错误，讲明先儒的真意，对于操戈之儒的危害，我们要多表彰先儒的贡献，多选出先儒的精言，肯定先儒的人品之正，义理之是。
操戈之儒，清代理学家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反驳之，推荐看看。
清代操戈之儒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开五四新文化派之先声。攻击宋儒，在清代汉学已成为一种风气。
方东树感叹：“举凡前人所有成说定论，尽翻窠白，荡然一改， 悉还汉、唐旧规，祧宋而去之，使永远万世，有宋不得为代，程、朱不得为人， 然后为快足于心。大抵以复古为名，而宇内学者，耳目心思为之一变。不根持论，任意讥弹，颠倒是非，欺诬往哲。当涂者，树名以为招；承流者，怀利以相接；先进者，既往而不返；后起者，复习俗而追之。整兵骇鼓，壁垒旌旗，屯营满野。云梯、火牛、厌胜、 五禁之术；公输、墨翟、田单、郦生之俦，纵横捭阖，苏、张游说之辨百出。新学小生，本无是非之心，亦无恩仇之报，但随俗波靡，矜名走利，相与哆口联目，曳梃攘臂而从之。扬风纵燎，欲以佐斗为应战而决胜，灭此朝食，廓清独霸。而程、朱之门，独寂然不闻出一应兵。夫习非胜是，偏听成惑，若守文持论，败绩失据， 吾恐此道遂倾矣。”
可见清代儒家内斗达到极端了，汉宋之争走火入魔了！他们恨不得灭掉理学，而理学中人也没一人反击卫道，方东树感到不平，担心此道将灭，于是写了本《汉学商兑》的书一一反驳汉学家，维护程朱宋儒。
平心而论，义理之学实为根本，理学家专于义理之学，于其他或有不足，对此不足补充之可也，因此不足而攻击之，否定其全部，甚至禁人言义理，是自毁儒家根本，岂卫道哉？害道也。
有人说：清学是国学的一个异数，而其主要特征则可概括为只重道问学，不重尊德性，只重授业解惑，不重传道。其后果就是把治学和做人分开，使学者与社会隔绝，这实际上是抛弃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的固有传统。清学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满清政权的高压政策，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谓清代“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乾嘉学者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于此而趋风气，趁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氏为其魁杰”。写过《十七史商榷》的汉学大师王鸣盛曾宣言：我贪赃之名只可流传五十年，我著书之名可以流传五百年。其时的学人风气于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清学的后遗症还搭上了五四的便车一路蔓延到现当代，因为“新文化”是北大桐城派被汉学派取代后的产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这些人的西学外衣下无不藏掖着汉学家的幽灵。陈独秀早年带头反传统，晚年却在研究音韵训诂，胡适自称有“考据癖”，鲁迅“仁义道德吃人”不过是戴东原“理学杀人”的翻版，他和钱玄同、周作人本来就是章太炎的弟子。他们的反传统准确地说只是反宋学，至于师承所自的汉学他们是不反的。当然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也顺理成章，因为清代的汉学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异类。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实际上还是清学的传统，其标榜的“科学方法”也无非就是清代乾嘉学派的变脸，不过是披上一层西学外衣的“后清学”而已。
言之是矣。其实这也是中国学术一大厄运，熊十力说清儒就是要排击高深学术。五四那些反传统的新文化派大多出身汉学家，发展到民国更到了操戈伐圣的疯狂地步。真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
钱穆谓民国时期的文化界“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覈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民国还是清代汉学家那套风格，贬诋宋明之学。
我以前就说：尊敬一切先贤，继承之，发扬之，中国文化才能复兴！一些人虽也讲国学，但只容得下孔孟，容不下董仲舒，容不下程朱，他们也只比西化派好一点，而割裂传统，丑化中国中古近古文化，则与西化派无异！西化派数典忘祖，崇洋媚外固然可恶，而一些国学圈的打着尊孔原教主义的旗号否定秦汉以后文化学术，丑诋后来贤者，割裂秦汉以后传统，也需警惕，其对中国文化的间接破坏不亚于西化派。
熊十力痛斥清代汉学家“踣击一切高深学术，而欲率天下后世聪明材智之士，共趋于此一涂。锢生人之智慧，陷族类于衰微，三百年汉学之毒，罪浮于吕政，而至今犹不悟，岂不痛哉！”操戈之儒，其害至此，吾辈当警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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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关于操戈之妄儒及其危害发布于2021-07-06 10:2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