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隐故

精彩内容——

《红楼梦》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学作品，其中除了有人物情感瓜葛、命运变迁的描写外，还有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描写，如涉及建筑、医药、美学、戏曲、岁时、民俗等诸多方面。之于后者，有些已成为传统，成为今天人们生活习性的一部分；有些要么彻底作古，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中默默无闻，要么夹杂于现代人的生活中，让今人一知半解或误解地传承着。由于这方面的内容贯穿作品始终，难以一一详尽，故本文只择要简述一二。特此说明的是，本章的内容并非严谨的考证或学术研究成果，仅可作为一种社会常识来理解，或可起些参考作用。

● 节日之讹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凤姐嫌自己女儿大姐儿的生日不好。“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为此，刘姥姥便以“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方法将大姐儿取名为巧姐。那么，古人为什么嫌七月初七日为不好的日子呢？

七月初七日，自汉代起就被定为节日，称为乞巧节，俗又称七夕节。节日这天晚上，妇女们会在院中陈设瓜果，祈求织女星帮助提高刺绣和缝纫技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一些如穿针引线、剪纸、绘绣等活动形式的带有斗巧性的风俗。究其来源，尽管有着各种记载包括一些凄美的爱情故事传说，但以求实的眼光来看，还应是应现实中生活之需而来。

中国的各类节日，一般都带有祈愿、纳福或纪念的性质。七夕节同样不例外。从时令上来看，七月初七日，基本上处在夏末秋初，天气由热转凉的交节时光，也就是立秋前后。为了应时令之需，就得未雨绸缪，提前预备好防凉度寒的衣物。古人在生产分工上基本上沿袭着男耕女织的一成不变的传统。因而，这预备衣物的针线活就成为了女人们“法定”的义务。针线活是个十分见功底和悟性的技术活，非心灵手巧之人，一时必难以胜任。但是，世上心灵手巧的女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均属“慢热型”，要靠时间的日积月累才可达到技艺上的提高，更何况还有榆木疙瘩型的女子存在。于是，为了提高技艺，人们首先在心理上就格外在意能有外在的力量来帮助自己。“乞巧”也就由此产生，其实质是一种良好的祈愿。这就如同古人于立春这天，各县府都要举行打牛仪式以祈盼风调雨顺一样。一些流传的乞巧歌谣中也表达了这种祈愿。如“天皇皇，地皇皇，俺请七姐姐下天堂。不图你的针，不图你的线，光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段。”

中国古代是个等级观念十分严明的社会，对社会角色分工，从骨子内外都遵循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及“劳力者鄙”的不平等的价值评判标准。因而，从社会性质来看，乞巧节属于“劳力者”的节日，也就是体力劳动者的节日。有关“劳力者”的身份，除了一般的平民外，还包括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仆类下人。而凤姐的女儿，其出身为显赫的权贵官宦家庭，属主子小姐。按正常的情况，她应过的是一种不事稼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她偏偏出生于“劳力者”的节日这一天。古人大都讲究因果宿命，之于凤姐就是，预示着女儿将来会与“劳力者”为伍，甚至沦为“劳力者”。由此，她的心理上也就蒙上了阴影，说女儿的生日不好了。好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今天，劳动已被公认为一种美德，“劳力者”俨然以主人之态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因而，乞巧节，是同今天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性质一样的节日，是中国的劳动妇女节。

在今天，还有人将乞巧节的内涵扩大化，称其为“中国的情人节”。不过，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种称法明显割裂了历史传承，显得过于肤浅牵强。究这种称法的由来，显然是受到民间牛郎织女传说的影响。该传说中，织女下凡，在人间与牛郎结为夫妻，并生育了一子一女。后来，天上的玉帝和王母娘娘知晓织女下凡并和牛郎成婚一事后，于大怒中下令将织女抓回天上。牛郎知晓后，披上牛衣，担上一对子女追上天去。眼看就要追上时，王母娘娘心中一急，拔下头上的金簪向银河一划。顷刻间银河变得波浪滔天，牛郎再也过不去了。（牛郎连天上也能飞到，为何就飞不过一条银河？）从此，牛郎和织女就只能隔河泪眼相望。天长日久，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鉴于他俩之间感情真挚，准许他们每年七月初七日相会一次。而这天，人间的喜鹊就会飞到天上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桥相会。

且不说该传说中存在着多么不符合现代人逻辑的思维，单就其内容来说，亦非讲述情人间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讲述夫妻分离的悲情故事。古人常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很显然，这其中的“有情人”指的是关系发展到可以谈婚论嫁但还未成婚的男女。这同现代情人节中的“情人”的内涵是一致的。情人节中的“情人”，指的同样是互相爱恋到可以谈婚论嫁的程度但还未成婚的男女，而非指有家室的男女与旁人私情偷欢而形成的所谓“情人”关系。可见，牛郎和织女已有夫妻名分之实，彼此间的关系已经超越情人阶段，而是夫妻关系。至于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准许牛郎和织女两人每年相见一次，并非成全他们间的“情”，而完全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来考量：过了七月初七，人间马上就到秋凉的时候了，是该让织女给牛郎和孩子们预备些防凉御寒的衣物了。让恩爱夫妻一年间只见一次面，还在临时搭成的桥上，不管这桥多么沾喜庆之气，这种命运安排怎么说都没有情人间的那种两情相悦的甜蜜意味，有的只是够上残忍的悲情意味。古人的众多关于牛郎织女传说的诗句中，也把牛郎和织女一年只相见一次称为“恨”事。如宋代秦观《鹊桥仙》中有句“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唐代杜牧《七夕》有诗句“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白居易《七夕》有诗句“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可见，把传说中夫妻相见的七月初七日臆想为现代意义上的情人节，应是牵强附会之举。

在中国古人的一些诗词中，同样可以看出，七夕节并非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情人节”，而是一个与穿针引线活动相关的祈愿的日子。如南朝萧统的《迢迢牵牛星》中诗句：“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该诗句就写出了一女子因没乞得“巧”，而致织工不好，以致伤心落泪。又如唐代徐凝《七夕》诗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宋代杨璞《七夕》诗句“未会牵牛意如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唐代李商隐《七夕偶题》诗句“灵归天上匹，巧遗世间人”。这类诗句不胜枚举，全都道出了七夕节直接与“巧”有关，而与情人节之类的“情”无关。

从现实层面上来看，七月初七日处在夏秋交节处，即使已跨入秋天的门槛，有时还有“秋老虎”发威，比夏天时还炎热。也就是说，七夕这天，从天气上来看，还是个让人热汗淋漓的日子。把情人节安排在这样的天气里，情人之间，尤其是女方，该怎么梳妆打扮？真要穿戴一新，打扮出众，还不把人焐出病来。总不能让情人之间赤膊上阵吧，那倒还真有点“赤诚”相见的意味呢！我们的祖先还不至于笨到拿一个火上浇油的日子去作本该充满浪漫情调的情人节。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早就选定好了一个充满喜庆气氛，又不失浪漫情调的日子作为情人节，那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一个象征团圆的日子。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春灯节，是中国民俗中的一个传统节日，早在汉文帝时就下令将正月十五命名为元宵节。节日期间，有赏花灯、猜灯谜、舞龙和舞狮子之类娱乐活动。

中国古代社会，男女婚事被认为是人生中的一件极重要的大事，必须严格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定。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情况下，适龄男女们连见面的机会也没有。根据男女大防的要求，适龄阶段的女孩子们基本上被要求做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天深处闺阁之中，不让见外人。但有一个日子例外，那就是元宵节。这天，各地开放夜禁，允许人们终夜观灯，通宵游乐（在都城，这项规定称作“金吾不禁”）。得益于此，女孩子们也被允许可以结伴外出游玩。这样一来，一些未婚男女就有了私下物色到意中人的机会，彼此有意的就可私下亲近交往（当然，最终成婚还要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条老路）。在古人流传下来的诗词中，除了有大量关于女子们元宵赏灯、游玩娱乐情形的描写外，亦有关于情人亲近约会的描写。其中就所关注的后者来说，最著名的当数宋代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一词中的描写。“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该词写出了一对情人，去年元宵约会，今年元宵一方爽约的情形。在物是人非面前，今年被爽约一方大为伤感。该词充分展现了有情人渴望长相厮守的心情。同样写女子们于元宵夜赏灯时被人欣赏的诗词也很多。如，唐代卢照邻《十五夜观灯》中的句子“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宋代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句子“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明代唐寅《元宵》中的句子“不展芳颜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清代董舜民《元夜踏灯》中的句子“百枝火树千重屧，宝马香尘不绝。飞琼结伴试灯来，忍把檀郎轻别。一回佯怒，一回微笑，小婢扶行怯。”

作为情人节，这天最起码的要求是，未婚男女双方有接触交往的机会。纵观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民俗节日，也只有元宵节符合这个条件。实际上，元宵节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这个角色。

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情人节之于中国人，是一件泊来品，其源头在西方。那么，西方的情人节又源自何处呢？如果细究下去，似乎发现其中有中国的影子。

西方人对于情人节的由来有着种种传说，但有史可查的时间源头在十五世纪。这个世纪，中国正处于大明王朝的鼎盛时期。该世纪前期，郑和七下西洋，航迹远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明朝的这次航海行动，其对西方的影响应该是深远的。说不定欧洲该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就是受郑和七下西洋带来的冲击。另外，在政治上，明朝出现的内阁首辅制也比西方的内阁首相制要早好多年。事实上，中国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外界有沟通交流。不说汉代张蹇出使西域和唐代与突厥的来往，单说福建的泉州这一个地方。古代的泉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唐朝时为世界四大口岸之一，宋元时期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集聚于此，从事着商贸往来活动。他们在把中国的丝绸、陶瓷和茶叶等物品远销海外的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和影响传到了海外。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就陷入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热”。最具代表性的是167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塞建了一座“中国宫”，整个宫殿的装饰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风味。

虽然无明确的史料可表明西方的情人节源自中国，源自中国的元宵节，但从已有史料和当时东西方社会发展和交流（当时还有相当多的传教士来往于中西两地）情形来看，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可能。另外，从时间上来看，西方的情人节和中国的元宵节所处的时令相同，存在着日期重合的现象。说不定就是哪一年的元宵节，恰为西方的2月14日，从而让人传回西方当作了情人节的日期。下面，就将东西方处于互慕时期的中国元宵节（正月十五日）与西方情人节（2月14日）重合的年份做个罗列。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

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

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

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

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可以明确的是，七夕乞巧节是中国的妇女节，十五元宵节是中国的情人节。

●称谓之呼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称呼父母分别为“老爷”和“太太”。这种称呼之于现代人，要么因与现代的称呼大不相同而感到十分惊异，要么因从影视或文学作品中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到熟视无睹了。其实，贾宝玉对父母的这种称呼，并非用的是家庭成员间应有的称谓，而是一种官称。古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为示对他人的尊敬，在与人打招呼时，无不使用代表该人最高身份、地位或荣誉的名号。在所有的名号中，又以官位为尊，优先使用，家庭成员间也不例外。

时至今日，以官称为尊的称呼法基本上被抛弃，但其形式仍保留了下来，只是将古人“大人”、“老爷”之类的通称代之以具体的官职名。如，市长姓张，就称呼他为张市长，局长姓李，就称呼他为李局长，以此类推。并且，其外延已扩展适用到非官员身份的从事管理或技术类的人员，如王总（经理），刘工（程师）等。

至于中国的家庭称谓，谁如果有心浏览一下中国的古典史籍、文集或文学作品中所涉及到的描述，或者到今天的全国各地走一遭，就会发现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那就是，从古到今，在不同的区域，中国的家庭称谓似乎都存在着祖孙不分、父子不分、兄弟不分的叫法。比如，“公”，似乎既可称呼祖父、也可称呼父亲，还可作为同辈间的称呼；“爷”和“爹”一样，似乎既可用来称呼父亲，又可称呼祖父，因地域的不同而异；在有些地方，“哥哥”和“姐姐”既可分别用来称呼比自己年长的同辈男子和女子，又可称呼父亲和母亲……有时，不同区域的人在交往时，一方对自己的日常称呼感到习以为长，而对方则为此感到尴尬不已。究这些“乱象”的由来，还真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清代梁章钜著有《称谓录》一书。遗憾的是，该书仅属现象摘录性质，并未对各种称谓的源头作出说明，或对其中让人难以理喻的作出釐正。那么，针对中国人家庭称谓中出现的“乱象”，双该作何解释呢？

其实，人们从中国家庭称谓中一时发现的所谓“乱象”，其实质恰首先来自观察者自身认知的混乱。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格外注重人伦纲常，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讲究尊卑有序、长幼有序的人伦规范，严格要求做到“称尊长，勿呼名”（《弟子规·入则孝出则弟》）。在社会处于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各地官员又都担有教化风俗之责。他们会非常负责任地按统一的要求引导和规范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持的言行举止。这些举措，自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各地风气的转良，也让包括家庭称谓在内的各种人际相处和交往的礼仪得到普及，同时也让各种礼仪在全国范围内日趋形成统一。但是，到了每个王朝势力衰微的末期，整个社会往往都会陷入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战乱和动荡之中。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旧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破坏。长期的战乱还导致大多数家庭家破人亡。生存下来的人为避战祸，不得不过上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灾难生活。而战乱平息，新政权建立后，要么距旧政权的时间过长，要么对旧政权存在敌视情绪，也就使得旧有的社会秩序被有意无意地荒弃，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新秩序，从而也就导致了各地包括家庭称谓在内的各种风俗形成了差异。但是，中华文化毕竟一脉相传。单就其中的家庭称谓来说，其所出现的“乱象”只是一种表象，并非有悖于传统的“乱”，而是缘于环境的改变以及礼仪思维上角色的转换而形成了这种“乱”，其实质属情感范畴，而非社会秩序范畴。总体上来说，家庭称谓上“乱象”的形成，大致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长期的战争等变故导致家庭残缺以及因婚姻或收、领、抚养等原因组建成的新家庭中，用固有的成员间的关系或非人伦关系的称谓代替了家庭中应有的人伦关系称谓；

其二、站在遵循或附庸交谈对方口气的角度来称呼家庭成员；

其三、站在他人的角度来称呼家庭成员；

其四、在面对第三方时，会有意抬高自己敬重对象的辈分或贬低自己厌恶对象的辈分，其称呼也就随着改变；

其五、站在子女或更晚辈的角度来抬高家庭成员的辈分；

其六、古人以官为尊，一些官称被用到了不同辈分的家庭成员身上；

其七、出于对年长者的敬重或出于避讳或出于对晚辈或同辈的某种祈盼，忽视或淡化了家庭成员间的辈分。

以上各种原因，从古典史籍以及今人的一些生活习惯中仍可找到实例。限于篇幅，本文不作举例或铺述。本文接下来仅罗列出各个历史时期普遍遵循的家庭成员间的称谓。它们大致如下。

称呼父亲：爷，爹（均为一个字）；

称呼父亲的兄弟：书面语按伯、仲、叔、季排行；口语中按大、二、三……排行，如大爷（爹）、二爷（爹）……以此类推；

称呼父亲的姐妹：未婚称姑，已婚称姑娘，姑母（姑婚后的丈夫称姑爷）；

称呼父亲的同辈：男性，名字后冠“爷”或“爹”字（对关系不太熟的，往往于姓氏后冠“爷”或“爹”字），女性名字后冠“娘”字；

称呼母亲：娘；

称呼母亲的兄弟：未婚称舅，已婚称母舅或娘舅（舅婚后的妻子称舅母，舅娘）；

称呼母亲的姐妹：未婚称姨，已婚称姨母，姨娘（姨婚后的丈夫称姨爹）；

称呼祖父：爷爷，爹爹（均为两字）；尊称：公（公，本是古代五等爵位的第一等，后除了用来封作爵位外，还被用来作为对年长者、德高望重者、有特殊贡献者和有身份地位者的一种尊称。民间夫妻间互称老公、老婆，其实是含多子多福、白头偕老的美好祈盼在里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家庭称谓）；

称呼祖父的兄弟：大爷爷（爹爹）、二爷爷（爹爹）……以此类推；

称呼祖父的同辈：同称呼父亲的同辈形式一样，男性只需将“爷”或“爹”字重叠，女性只需将“娘”换成“奶奶”即可；

称呼祖母：奶奶；尊称：婆；

称呼祖母的兄弟：舅爷爷，舅爹爹，舅公，（其妻称舅奶奶，舅婆）；

称呼祖母的姐妹：姨奶奶，姨婆，（其丈夫称姨爹爹，姨公）；

称呼妻的父亲：岳父，外父（日常生活中同妻的称呼）；

称呼妻的母亲：岳母，外母（日常生活中同妻的称呼）；

称呼母亲的父亲：外公，姥爷爷；

称呼母亲的母亲：外婆，姥姥（“姥”的本来发音同“母”，义也同母，即母亲的母亲之意）；

称呼曾祖父：太公；（古代将具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一般要上下分别溯源和延续共九代，分别是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孙、曾孙、玄孙，这九代的家属统称九族）；

称呼曾祖母：太婆。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古代是个严格讲究等级身份的社会，等级身份的观念同样体现在家庭称谓上。以上所列一般为平民及其以上身份者的家庭称谓，对于低于平民身份，如奴仆阶层，他们的家庭称谓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家庭称谓大致如下。

称呼父亲：爸；

称呼母亲：妈；

称呼祖父：爸爸；

称呼祖母：妈妈（此称谓也用来称年老的女仆，不过，称呼她们时，一般写作嬷嬷）。

另外，古人中的尊长者对年纪轻、辈分小或地位低的人，为表示亲近、赏识、好感或希望其顺从自己等这方面的诉求时，往往会在其称呼前加一“阿”字。阿的意思为“顺从、依附”。如阿姨，为古时子女们对父亲的妾的称呼，也泛用作对年青未婚的女仆们的称呼。带“阿”的称呼，用的都是上对下的口吻，子女们称呼父母亲为阿爸、阿妈时，必是针对比自己尊长的第三方，即站在第三方的角度道出才合乎规范，私下是不能乱叫的。

●体位之尊

《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进入贾府，贾母招待她用饭时，关于每人座位的坐法有一段文字描述。

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旁四张椅子。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了……迎春便坐右第一，探春左边第二，惜春右边第二。

这段描述中，贾母和黛玉她们的坐法，其实体现了古人行为礼仪中普遍遵循的一项准则：尊北崇左。古人尊北崇左的准则已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为一种行为规范。

不知是否由崇拜北斗七星而来，北向，在古人心目中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尊者之向，北向的位置也就成为了尊者之位。由此，尊者体位的左面即为东向。古人崇拜太阳。东方为太阳升起之地，被认为太阳神的居地，由此也就被崇拜太阳神的古人视为尊崇的方位。渐渐地，由以东为尊的心理崇拜就延展为了以左为尊的习俗和规范，代代相因。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以左为尊的准则被彻底遵循，并充分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处事方式，进而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拿古人的书写方式来说吧。现代人往往对古人的书写方式感到很难理喻。因为它们与现代人的作法完全颠倒过来了。现代人横着写，古人偏竖着写；现代人由左往右写，古人偏由右往左写。照现代人看来，古人的书写方式既不美观，又降低着书写效率，实在是吃力不讨好之举。其实，古人的做法是严格遵“规”办事，充分体现着以左为尊的准则。上至下，合乎顺，否则为反，故古人自上而下书写。古人从右往左书写，其实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的。古人尊书崇学，书本被视作尊崇之物。读者的右侧，其实是书本的左侧。左至右，合乎序，否则为逆。故而古人的书写方式严格遵循以左为尊的准则，从书本的左侧往右侧书写。由此，照古人的眼光，现代人的书写方式恰是不合天理人情的逆反之举。古人的这种书写方式，充分应用到了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楹联、题字、绘画、书法等都体现着以左为尊的规范。

在其它方面，如社交礼仪、生活起居、待客之道、出行、命名以及建筑、风水、祭祀、丧葬等诸方面，都严格遵循以左为尊的规范。下面略举几例以作说明。

古人崇文。故在朝堂排班时，文官都站在朝堂的左侧。古人讲究男尊女卑，故男女在一起排列时，男人都站在领者（或某个对象）的左侧，女人都站在其右侧。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男左女右的由来。古人在行揖让礼时，其做法是，右手握拳，左手以掌覆其上，其中体现着的就是以左为尊的规范。女人行万福礼时，除了右手握拳，左掌覆其上外，还要将做成这种姿势的双手移至右侧（这种行为所表达的就是将自己置于右的卑位），向下移动，同时双膝跟随着略弯曲。古人出门迎接宾客主宾相向时，为示主人的尊贵，主人要处在门左的位置（即主人在东，客人在西）；同向返回屋内时，主人为示对客人的尊重，会让宾客处在其左侧（在方位上还是主人在东，客人在西，古时的官宦权贵人家，一般庭院中都有设计完好的主客分行的迎宾道路）。

另外，象对人物记述、地点命名上，同样充分体现了以左为尊的准则。现实中，左和右是相对而言的，尊者有时候也会于客观上处在右的位置。这时，在记述他们的位置时，是严格禁止使用“右”字的。古人采取的回避措施是，一律用“西”字代替“右”字。如果针对某人直用“右”而不用“西”代替，则表明其中的用意是对该人充满着反感和嫌憎的。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地点的命名（其实包括对所有人或物的命名）中，也是充分遵循着尊左讳右的原则。如广西地区一地点干脆就命名为“崇左”，也就是今天的崇左市。如果某一地点处在某参照物的右位置上，则必用“西”字代替“右”字。在中国现代的所有地名中，如果其中含有表示体位的“右”字的话，其名称由来要么是今人无视古人尊左的习俗而取的，要么是古人当初对其命名时，对该地充满着不敬之意。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一些朝代的官职中，有含“右”的官名，比如，右都御史。只是，这含“右”的官职并非单独出现，而总是和含“左”的同类官职并列出现，比如，有右都御史一职，就定会有左都御史一职，官职中有“右”必有“左”，但有“左”不一定会有“右”。这同样是以左为尊的实际应用。因为含“右”的官员的地位低，其实际职能基本上为含“左”官员的助手。

在古代，“左”的书面运用也已由最初的体位词衍变为“尊”的含意，并流于世俗，在各代成为普适的内涵。只不过，时至今日，今人对“左”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准确地说，是今人漠视了古人的心理传统。比方说，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这样的文字。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之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

看过上面的文字，是不是可以说古人是以右为尊的呢？当然不能。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指的是蔺、廉两人并列出现时相对的位置。因为蔺相如为文官，实处在朝堂的左面，廉颇为武将，实处在朝堂的右面，两人面君时，从廉颇的角度来看，蔺相如就处在他的右侧。而相对朝堂，蔺相如就处在了“左”的位置，即国君的左侧，为尊位。

今人对“左”的理解，出现了“斜、偏、差错、相反、不合常理、违背正道”甚至说古人以右为“尊”这样的误解。下面略举例说明。

旁门左道。今人对旁门左道的理解完全等同于歪门邪道。这似乎不能怪今人理解上的偏差，因为古人就说，“邪说曰异端，又曰左道”（《幼学琼林卷四·文事》）。古人将左道称之为邪说，是由左道的本意衍生而来的。左道，本意为尊道，其中的左的意思为“以自我为尊”，属个人主观认知上的正道。这种主观的自我认同，在旁人眼里往往会感到难以理喻，其所尊之道也就会被人认为邪道，其言论也就被人称作邪说。由此，则旁门左道的意思为不合乎正统的以自我为尊不知变通的行事准则。

其实，在由“左”这个本应作为“尊”意构成的词语中出现的负面含意中，其含意都万变不离其宗，指的都是“以自我为尊”之意。如意见相左、左性子、左翼、左派、左倾等。

与“左”相对，“右”就为卑位。由此，则今人对成语“无出其右”的理解就出现了偏差。现代词典将“无出其右”一般解释为：没有能够超过他（或他们）的，形容才智超群；右，上，古以右为上。若按这种解释，纵使没能超出他（或他们）的，但起码可以与他（或他们）持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超不出人家，但可三命通会巫咸撮要家打个平手。由此，也就无可比性了。这其中“右”的正确解释应为“下”的意思，古人以右为下。这样一来，无出其右的解释应是：连人家最差的也超不过。由此，则可比性一目了然。

古人以左为尊，对其合理性姑且不论，但对其曾穿越漫长的历史隧道一路走来，并已融入到文化生活中，今人必须予以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尊重。

最后回到《红楼梦》中来。不知读者注意到没有，第六十三回寿怡红时，大家的坐法恰也是遵循以左为尊的准则（从现实原型来看）。但他们掣签时，却没有遵从这一准则，即按普遍遵循的逆时针（由左到右）的顺序进行，而是按顺时针（从右到左）的顺序进行。这显然是刻意安排的。因为《红楼梦》的主旨里包含着彰显女性的以女为尊的思想，故而借这回过生日的情节，特意突出了这一点。他们当时的坐法附图如下，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人生之味

《红楼梦》第五十八回中，紫鹃笑着对黛玉说出了一大堆知心话，其中引用了一句俗语“老健春寒秋后热”。该俗语包含了三种自然现象。其实，该俗语原本说的是四种现象，未说出的一种属人世现象，它就是君宠。老健、春寒、秋热和君宠，被古人称作世上“四大靠不住”。其中的君宠，可说是作者曹頫在作品中最想表达，可每每话到嘴边却又不得不咽下的两个字。事实很明显，曹家在康熙时期，备受君宠，因而过上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富贵生活；可到了雍正时期，皇帝就“翻脸”了，君宠不再，结果曹家的好日子就走到了尽头，最后竟落得个家破人亡的凄惨结局。这些对于曹頫及其家人来说，实是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苦味人生。

人常说，人生好比五味瓶，里面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的确，人的一生，于生老病死过程中，这五味总是形影不离。其中，辣味和酸味非人生必须之味，可有可无。辣味，用来比拟生活中出现各种刺激后之于人的强烈心理反应。在其面前，往往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一种是将生活中的刺激化作砥砺意志的动力，让自己永不停息地追逐着人生的三大终极目标：尊严、爱情和财富；另一种人生是，在其面前，前进的脚步受挫，愈刺激愈受挫，最终导致终身与悲观为伴。酸味，用来比拟生活中出现各种刺激后之于人的在可调控范围之内的心理反应。这种刺激不足以让人为之动刀挥拳、恼怒玩命，又让人做不到平心静气、达观超然，往往是让人爱恨交织、欲舍还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拿是拿得起，放却放不下。比方说，古人总结出人生有四大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大喜，无论哪一项落到人的头上，都是值得喜极而泣的美事。可现实往往会以另一种形式让人感知这四大喜：久旱逢甘霖—几滴；他乡遇故知—债主；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同学。感知到这些情形，对谁来说，也只能听任酸味在内心大行其道了。

在现实生活中，食盐与其说是调料，不如说是食料，因为它系人们日常生活和生理需求中不可或缺的食物。因而，由食盐生出的咸味，乃是一种中性的味道，不带有任何刺激性的成分。由此，由咸味之于人生的象征意义，也就带上了中性色彩，之于人的心理反应也就为习以为常式的心安理得。

剩下的两种味道，苦和甜，可谓有着天壤之别。甜，实是代表了幸福人生的内涵，也就让人格外向往，从而化作了终生祈盼和追求的目标。构成甜的成分中，有快乐、满足、顺心、成功之类让人喜笑颜开的幸福元素。那么，什么样的人生为幸福人生呢？有人总结出了幸福人生的三个标志：衣食无忧，身心健康，亲情无限。的确，有这样的人生，想不称作幸福也难。也有人总结出人生幸福的三大最高境界：富贵、福禄和长寿。无庸多说，摊上这样的人生，旁人一定会羡慕或嫉妒得要命了。其实，人生是一个过程，在格外在意过程幸福的今天，幸福是不是可以诠释为健康有保，富贵有靠，居官不倒，佳人环绕呢？

苦味，可谓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谁都避之唯恐不及。然而，苦味有时偏偏扮演了吸血鬼的角色，缠住人后就不放。这就让人生当中出现了许多让人心悸的词汇。比如，不幸，不安，悲哀，悲痛，屈枉，屈辱，凄凉，凄惨，失败，失意，落魄，落难，忧伤，忧愁，蒙冤，蒙羞，生离死别，家破人亡……单从这些词汇中就可看出，苦之根源在于灾难、挫折和打击这类外在的让人排斥的因素强加于人的肉体或精神上的让人不舒服的感受。由此，也就可将苦味归为肉体（神经）和精神（心灵）上的感受两类。古人常说，世上三般拚命事，行船走马打秋千。所谓“拚命事”，必是无良方可选，不得已而为之，属没办法的办法。不过，这样行事，其中的苦味，最直接还是加之于肉体上的。这同古人的另一句俗语“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中的“苦”，都直接感受自肉体上。再如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其中的“苦中苦”，首先还是感受自肉体上。也就是说，明知是“苦”还要去“吃”，这“苦”必是在人的心灵承受范围之内的，这样的“苦”，纵有再多，也不会让人对生活失去信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现实生活中，对“苦”的感受因人而异，往往和人的意志相关联。因而，在一些人看来是苦不堪言之事，在另一些人眼里，就如同小痛小痒一样不值一提，往往还表现出苦中作乐。由此可见，只有心灵上感受到的“苦”，才是实质上的苦，才反映着人生的悲哀。

当然，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往往总是苦乐相伴的。如果这其中的“苦”必须用人生来衡量，也就意味着这样的人生质量太差，属悲意人生。

宋代老夫子程颐说过，“人生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仿佛为了验证这些话的正确性一样，曹頫一样不漏地实践了一回。结果一一为老夫子言中。曹頫就如同事先和老夫子有了天衣无缝般地默契似的，为世人充当了一回悲意人生的标本。也有人总结出男人一生中的三大悲事：少年得志，中年落魄，老入花丛。这其中的前两项，可谓与老夫子程颐有同道之叹，也属于曹頫人生实践的内容，其结局自然与“悲”相连，与“苦”相伴了。只是将“老入花丛”一项归为“悲”事，似为不妥。因为照今人享乐的观点来看，晚节不保、生理缺憾相比人生快慰来讲，都是不值得珍惜之事。

古人还总结出，人生有四大悲事：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不过，这四大悲事，悲虽悲，却带有时效性，只要环境改变或条件许可，一切都还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真正上升到人生高度带有“苦”味的人生之悲，还是古人总结出的人生三大悲哀：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三大悲，放在时代的背景下，确实因人在其面前无回天之力而让“悲”意更浓，“苦”味更久。

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缘于此，则人处在欲求不满时就会于心灵中感受到“苦”。因而，不管社会多么进步，科技多么发达，“苦”之于人类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都是与人永远形影不离并与时俱进的，今人也就同样会与悲哀为伴。如果套用古人的逻辑，今人的人生三大悲哀恐怕应改为“少年无乐，中年无业，老年无产”了。今人摊上这三项，也就沦为失意人生的标本了，其中的“苦”也就可想而知。但愿没人有意无意地拿一生的时光也去实践一回。

红学研究经典名著红学家红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