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候任军官”的经历

       1968年8月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第五研究院情报所。到五院报到后，即被送到38军114师天津东郊农场接受再教育。再教育结束后，未回五院，被陆军第38军征选参军。

       我是作为外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被征选的。当时，38军共征选了11名外语专业毕业生，据说是为组建技术侦听分队做准备。但后来由于来自北方邻国的威胁有所缓解，野战军组建技术侦听分队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因此，参军后，我们所学的外语知识也便派不上用场了，这是后话。

       穿上军装后，我的身份便从老百姓一跃而转为军队干部，即军官了。但是，由于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暂时不能任命正式职务，所以只能算是“候任军官”。原因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非特殊情况，其军官一般要求必须是党员。

       作为“候任军官”，要想转为有有明确职务的正式军官，首先要解决入党问题。于是，为了入党，我这个刚结束“再教育”的“臭老九”，又被分派到军直属侦察连当士兵，以便通过基层连队的党支部解决入党问题。该侦察连的驻地是历史上河北省委的招待所，位于保定市最北端，东面距107国道不远。驻地西侧一墙之隔是38军军部，好象原是河北省委大院。

       和我一起分派到军直侦察连当士兵的一共有五名大学生，名字是：刘治泰、李庚起、张春山、郑华泰。由于我们五个人都不是党员，因此对于侦察连来说，短期内解决这么多人的入党问题存在不少困难。因为连队接受一个士兵入党，要经过一套繁琐而复杂的程序，谁也不能例外。首先，要由个人提交书面入党申请书，并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接受连队党支指定的某一党小组的考察；第二步，连队党支部要对入党申请人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进行调查，即政治审查；第三步，入党申请人需要由两名党员介绍人向党组织推荐；第四步，党小组认为入党申请人具备入党条件后，上报连队党支部；第五步，连队党支部进行申议，并提交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申请人才能成为预备党员。

       就这样，在我的人生中，便有了这样一段“候补军官”的特殊经历。

       当时，我们五个大学生都十分清楚下到连队当士兵的目的，因而表现得都十分积极。无论是日常作息，还是执行任务，都按普通士兵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敢稍有特殊。此外，为了表现得更加出众些，在许多方面甚至还比普通士兵做得更好。在连队，普通士兵也可以申请入党，但比例有一定限制，相较于我们已经是干部身份的几个“候任军官”要难许多。

       平时，军直属侦察连的任务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负责军部的门卫安全，即在军部大院门口站哨。军直侦察连负责二个哨位，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轮流站岗，通常是2小时轮换一次。当时，军官尚未实行军衔制，干部、战士的服装区别也不大，只有上衣四个兜和两个兜之分。我们几个“候补军官”士兵，虽然身着四个兜的干部服，但也要和战士一样在门卫站岗。开始时，大家多少还有点不好意思，哪有干部在门卫站岗的呀？当时，根据规定，在门卫，凡有军官（标志就是穿4个兜上衣）进出，站岗值勤的士兵都要行持枪注目礼，即从持枪稍息姿势迅速转变为持枪立正姿势。站岗士兵使用的是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在行持枪礼的过程中，伴随稍息姿势转为立正姿势和收枪动作，会发出“叭”的响声，很是威严。对于哨兵的持枪礼，进出门卫的军官要举手还礼。门卫进进出出的军官多时，一班岗下来哨兵记不清要反复行多少个持枪礼。当时侦察连的哨位上一下子出现多名着四个兜服装的干部站岗，一时间竟成了新闻，传遍了整个军部大院。

       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比普通士兵大不了几岁，白天站两个小时岗并未感到多么累。最不适应的是站夜班岗，原因就是困。20多岁的小伙子，正是嗜睡的时候，每一次在睡梦中被唤醒，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迷迷瞪瞪地穿上衣服，昏昏沉沉地在哨位上打盹，无聊地等待着下一班接岗者。夏天还好对付，冬天特别难熬。每次都是被从热乎乎的窝里被喊起来，到外面冻上2小时，然后再回到宿舍睡下，那滋味儿实在不好受。如果是上半夜的岗还好点，下半夜还能睡一会儿，如果是下半夜的岗，下岗后回到宿舍基本上就再也别想入睡了，因为不等被窝暖和过来就该起床出早橾了。

       在站岗值勤的经历中，还发生过一件不太愉快的事。记得有一次轮到我站哨，有一名军官从大院里出来，我按照要求立即行持枪礼。我的动作历来很认真、很严肃、很标准，但那个军官竟然没有给我还礼。于是，我大声地吼了一句：“不懂规矩！”那个干部回头看了我一眼，想要冲我发脾气，但看到我不示弱的样子，便灰溜溜地走了。我当时想，也许是他看到我穿的是四个兜的衣服吧。经打听得知，那个干部是军司令部作训处一名参谋，名字叫邓宝泉。后来，我成为正式军官并到军司令部侦察处工作，与此人“同朝为官”，成为同事了。或许是出于对我那一句“不懂规矩”的“报复”吧，此人见面总称呼我为“新兵蛋子”！是的，我们大学毕业后参军的学生，军龄也就一两年，肯定是新兵呀！而那时候的军官基本上都是从士兵中提抜，他们十八九岁参军，从参军到提干，军龄少说也在五六年以上，相对我们这些刚穿上军装的“候任军官”，绝对算是老兵了。除此之外，这些从士兵提抜起来的军官，之所以对我们这些大学生军官缺乏尊重，与文革中岐视知识分子的社会氛围不无关系。

       侦察连的工作任务除站岗外，还有训练和生产。训练分为两种，一种是平时在营房进行的常规训练，科目包括队列、投弹、射击、擒拿、格斗等，一般有块空场地即可进行；另一种是骨干训练，就是从连队中选拔一部分骨干人员组成训练队，通常为专业科目，包括泅渡、攀登、侦查战术（袭击捕俘、伏击捕俘）、夜间射击、军事地形学、摩托驾驶等，每次集训基本上是一个科目。在侦察连当兵期间，我基本上参加过上述大部分科目的训练，其中，还多次被选到骨干训练队集训。骨干集训队一般不在营房进行，通常是到保定西部的太行山区，如满城县的农村进行。记得最常去的一个村子是满城县鱼台公社寨子村。

       上世纪七十年代，军队的连队都搞农副业生产，主要是养猪、种粮、种菜。为了种地，连队还专门养着马匹，配有马车，以便用于运输。我作为一名四个兜的士兵，连队的所有农活都干过，就连到厕所掏大粪这样的活儿，我也是和普通士兵一样干。此外，由于我们几个大学生在连队算是大知识分子了，所以除了干活儿，我还被安排出黑板报，为连队先进典型写事迹材料，帮助司令部侦查处绘制地图，组织连队文艺活动等等。

       在我提交入党申请书后，由于表现不错，连队党支部很快便把我列入培养对象，我的入党程序也就随之开始了。然而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第二道程序政治审查上出了点问题。

       对我个人历史的政审很快就通过了，因为我的个人经历极其简单，就是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经历，没什么值得审查的。

       问题出在对我家庭的政审上。当时的政审方法，一般情况下是进行函调，即由军队党组织发信函至我家乡的村革委会，由其书面将我的家庭情况，主要是家庭主要成员，特别是父母的政治情况以信函的形式反馈回来。反馈回来的信函要加盖村革委的公章。我的家庭本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成份是下中农，父亲是残废军人，共产党员，而且在村里担任干部多年，历任会计、出纳、大队长等职务；母亲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家婦女。但是，由于在文革初期我父亲曾被作为走资派遭受错误的批斗，使得我的政审变得复杂起来。

       上世纪70年代初，也就是对我进行入党前的政治审查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父亲的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组织的结论。当时，在我的家乡，由文化大革命所引发的派性斗争继而蜕变为宗族矛盾。村革委会被有严重家族派性的一些人所掌握。他们站在本家族的立场上，不愿意看到与他们对立家族的人员入党。因此，不惜昧着良心，在外调回函中向部队提供虚假材料。据后来得知，他们在提供给部队的证明材料中，歪曲事实，说我父亲是走资派。更有甚者，还诬陷我父亲是国民党联络员。好歹部队党组织对当时农村的派性情况有所了解，对他们提供的材料一直没有采信。

       部队党组织就村里提供的材料询问我时，我如实向组织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其实这些情况在我的档案里都是现成的。之所以再次政审，只不过是为了履行一下入党程序。在多次函调得不到真实材料的情况下，没有办法，部队党组织只好派人去我们村外调了一次。

       此次派人赴我的家乡进行外调，是我在入党后才知道的，因为这些事当时对我是保密的。去外调的是侦察连副指导员宫德荣和连队卫生员肖永怀两人。事后他们对我说，此次外调的过程既滑稽又可笑。

       他们二人首先到了县里，在县委组织部门查了我父亲的档案材料，了解了他参军、入党、复原回乡，以及在村里担任干部的情况，并获取了书面证明材料。接下来县里电话通知村革委会，一定要做好接待部队外调人员并如实出具证明材料的工作。但是，等二人到村里后，却连一个革委会的成员也找不到。原来，把控革委会的几个人听说部队派人来外调我的家庭情况后，统统溜之大吉，躲到田里干活去了。因为他们很清楚，对部队的函调可以糊弄，但当着部队来人的面再提供不实材料那就要负政治责任了。

      面对如此情况，怎么办呢？部队两个外调人员商量了一下，决定来点儿绝招。于是，他们两人一个留在村革委会，一个到田里去找人。每找回一个，就扣在村革委会不准再离开。就这样，直到把所有革委会成员全部找了回来。然后，首先向他们宣讲政策，告诉他们，必须提供真实情况，否则政治责任自负。接下来，外调人员就我的家庭情况逐人进行询问，并作笔录。例如，问：XXX父亲是党员吗？回答只能说“是”或“不是”，而且要当场签字画押；如不作答，则一律视为认可。这一招儿着实厉害。因为革委会那些人，一听说要负政治责任，谁不害怕呀。就这样，经过逐人、逐个问题地询问，逐人、逐个问题地签字画押，终于得到了一份关于我家庭情况的真实材料。后来，那位去外调的副指导员曾经对我说，“你们村的干部水平太差了，不对他们采取点非常手段就是不配合。”

       个人政审和家庭政审相继通过后，我的入党问题便扫清了障碍。入党不久，我便被任命为侦察连副连长，从“候任军官”转变为正式军官了。我的人生也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