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芦苇荡

       1968年8、9月份，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文革开始之前入学的大学生终于迎来了毕业分配的日子。

       当时，国家高等教育依然落后，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有限，因此均有国家统一分配。我被分配到了新成立的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今天的空间技术研究院）情报所。我首先到位于北京中关村南大街上的五院院部（原社会主义学院，位于北京图书馆北侧）报到，然后被送到位于香山公园内的该院招待所学习。该招待所集中了几十名新分配到该院的大学生，都是全国各地名牌院校的毕业生，其中除了情报所的是外语专业学生外，其他都是理工科的学生，专业均与航天有关，如天文、航空、无线电、雷达、自动控制等等。

       五院的招待所，是由香山公园内的一些空房子临时改造而成的。当时，香山公园是不对外开放的，好像临时由军队控制。公园里空空荡荡，几乎成了我们几十个人的天下。说是学习，其实根本没有人组织。记得有一个小食堂负责给我们做饭，每天吃过饭除了学习，我们便去香山公园各处游玩，基本上把能到的地方都玩遍了。那些天，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在香山公园学习了20来天，期间，当年分配到五院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大概有近百人）也陆续集中到了北京。大概是9月份的某一天，五院的领导通知我们，根据规定，当年新分配到五院的大学生首先要接受一年的工农兵再教育。

       （注：所谓知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68年9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对其含义、内容、途径等有明确阐释。社论指出，“再教育”是指“知识分子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再教育”的内容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再教育”的根本途径是“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通过再教育使有文化知识的人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剥削阶级世界观，通过体力劳动，通过密切与工农群众的关系，来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

       没过几天，我们便被几辆大轿车直接送到了位于天津东郊陆军第38军新建的农场。下车后才知道，这个农场归38军下辖的114师管理。陆军第38军是前一年刚刚从吉林通化移防至保定地区的，天津东郊的农场也是临时建立的。说是农场，其实原本是仅仅长着一些芦苇的盐碱滩，我们到达时刚刚被拖拉机犁过一边。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新开垦的盐碱地上种水稻，生产粮食。农场的具体位置是当时的天津东郊赤土镇（公社所在地）附近，南距军粮城不远。当地人烟稀少，最近的村子叫山岭子。

       我们分配到五院的大学生被编成大学5连，其他大学生连大多是由毕业后未分配工作单位直接从学校而来的学生组成的。所有大学生连队名义上均隶属38军114师，由341团派干部担任连队、指导员及排长、司务长。38军机关组建了一个大学生办公室，负责该军所有大学生连队的业务领导。后来随着学生连队的不断增加，5连又改称10连。

       那个年代，在学校，我们是学生、是毛泽东的红卫兵，是文革主力军，而一旦毕业走向社会，我们的身份便一落千丈，立即变为工农兵的对立面，成为被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八种人之后，被称为“臭老九”。 

       刚到农场时，目睹眼前的环境，就连我这个农村出身的人都感到恶劣得难以忍受。刚去时，房子仅有原来部队拓荒时留下的半地下室式的干打垒窝棚。里边黑暗、潮湿，不见阳光。为尽快改善居住条件，我们的任务首先是盖房子。经过一个多月，我们白手起家，使用泥巴和芦苇做建筑材料，硬是盖起了很不错的宿舍、会议室、伙房、猪圈、厕所等等。伙食还可以，基本上执行当时的部队伙食标准，但细粮较少，小米饭较多，副食也还凑合。连队纪律非常严格，一切都按步兵连队的管理条例执行。早上出操跑步，白天主要是劳动，有时也安排学习、听指导员上政治课，每天晚上有晚点名和讲评。内务是体现部队作风的一项主要形式，早上起来整一遍，中午起床整一遍，被子要求叠的有棱有角，床单要求平的像镜子，东西放置的要求整齐划一。打扫卫生更是每天的必修课，随时都要保持营房的干净卫生。尽管很艰苦、很紧张、很单调，但我很快便适应了再教育的生活，感到苦中有乐。

       劳动是我们的主课。刚到时正值秋天，任务主要是修整分给我们连的水田，第二年开春后，农活就多起来了，挖渠修路，引水灌田冲碱，培育稻苗，插秧挠秧，种菜养猪，帮厨做饭……，经历了几乎从种到收的整个农耕过程，学会了了人类生存所需的所有技能。

       23岁的我正值好年纪，是连队数一数二的壮劳力，加之又是农民出身，粗通农事，因此凡是重活累活，那次也少不了我。记得最累的一次是挖水渠。因为没有机械，一条通往农场的长几公里、深五六米、宽十来米的水渠全靠人工开挖。由于当地地势较低，地下都是淤泥，而且越往下越稀，挖起来十分困难。刚开挖时还比较容易，当挖到一定深度后，施工变得极其困难。黑灰色的淤泥装满一大箩筐，重达数百斤。两个人抬着，匍匐着身子从水渠的斜面往上爬。每抬上去一筐，都要累的气喘吁吁。有时候，刚爬到斜坡的半腰，还会因为坡陡且滑而往下哧溜。稍不注意，就会弄得人仰马翻，连人带框一起滚落到沟底。因为体力消耗过大，饭量也大增。记得一次午饭，一两多的包子，我一口气干掉了23个。这下子在连里可出名了，甚至因此而得到一个绰号：“王二十三”。

       有耕耘就有收获，连队组建一年后，我们就收获了自己种的水稻，吃上了我们自己喂的肥猪猪的肉，自己养的鸭下的蛋，吃上了自己种的白菜、萝卜、土豆，基本达到了自给自足。我们连还打了一口地热井，大家能够随时洗上热水澡；还建设了一个篮球场，自制了篮球架，并经常组织篮球比赛。此外，我们连还组建了一个文艺班，准备了许多节目去参加学生连的文艺汇演，并给当地农民群众进行慰问演出。节目有歌舞剧、合唱、独唱、民乐合奏、快板、相声等等，反正是能上台的十八般技能都合盘托出了。最辉煌时，我们一台节目能够连续演出两个来小时，而且在大学生连队会演中还得了奖。我虽然文艺细胞不多，但也赶鸭子上架，被选为文艺班的一员。在文艺班，我说过相声和快板，跑过龙套跳过舞，还在乐队拉过低音胡。

       接受再教育期间，大学生们都自觉把位置摆正，身段放低，夹着尾巴做人。连队规定有“五不准”纪律，已经记不太准了，大概有：不准休假、不准谈恋爱、不准随便离队、不准去天津市区、不准亲属来队。为了表现接受再教育的态度是多么虚心，大家从不敢穿好一点的衣服。不少同学，成天就穿一身衣服，破了就补块补丁。记得再教育结束回老家，我将我当时穿的一条裤子给母亲看，母亲数了数，竟然有一百多块补丁。就连距连队很近的天津市区，也从来没有人要求去过一趟。有一次，连队派我与其他两个同学到天津市出差办事，可把我们乐坏了。因为是冬天，我们从连队借了三件破旧的军大衣穿在身上便出发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路上直到进城后，我们总感到一些异样的眼光在注视我们，而且还有人悄悄议论什么。办完事，大家都饿了，决定随便买点饼干充饥。走进商店后，不知道为什么，售货员也总躲着我们。没办法，我们硬招呼道一个服务员，对人家说要买饼干。没想到，对方竟然问我们：“你们有钱吗？”其实，那时我们还真的有钱了。因为当时大学生一毕业便是国家干部身份，已经挣上工资了，每个月大概五六十元，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当时算是高工资了。为了证明有钱，我们三个纷纷从破大衣口袋中掏出准备购物的大叠钞票给售货员看，并向售货员亮明了我们的身份。售货员笑着说，“瞧你们这身打扮，我们还以为是几个乞丐来闹事呢！”后来我们才意识到，不光是我们的打扮像乞丐，我们长头发、黑脸庞、封闭的农场养成的气质，可能更像乞丐吧！

        生活总是有不和谐音。再教育期间的一段小插曲需要特别交代一下。那是刚到学生连时，因和我们的军官排长发生矛盾而引起的。我们排长据说是一个优秀排长，他农民出身，文化水平很低，表达能力很差，理论水平不高，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吃苦、纪律性强、听领导的话、对部下要求严、执行任务坚决。实际上，他这些优良品质，我们就是学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学到。因为不习惯部队生活，开始时我们班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学生，对他的婆婆妈妈的管理很不习惯，经常有些牢骚怪话和不大听招呼的举动，当然肯定也有我们作为“臭老九”的骄傲情绪作怪。排长因工作不好开展，便把我们的情况反映到连里去了。于是指导员的介入使本来不大的事情变大了。指导员认定我们是对抗再教育，反对解放军，并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处理。两顶吓人的大帽子把我们几个人激怒了，我们坚决不认这个账。于是，指导员便决定对我们班单独办学习班，组织整风学习，让我们深刻检查。学习班办了七天七夜，晚上办困了，让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去挖冻土。结果是双方越来越对立。后来经军大学生办公室主任亲临连队，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才将事情平息。组织处理措施是，我们班被解散了，指导员和排长被调回原部队去了，据说都提了一职。我后来参军留在38军后，曾多次见到过那位指导员，因为我们成了一个部队的战友。回忆起天津东郊农场的那场风波，我俩无疑是各有各的感慨和教训。当时指导员对我说：“小王，我们可谓不打不成交呀。”很明显，指导员是在缓和再次见面的气氛。对于我，更多地是惭愧于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处事的不慎乃至偏激。

       （注：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早已被全盘否定了。因为它不仅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成果，而且否认脑力劳动也是一种劳动，认为脑力劳动是“不劳而获”，容易滋生剥削阶级思想，容易使人变“私”，使党变“修”。“再教育”还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反动的，当时甚至出现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反智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论调。“再教育”轻视、甚至于贬低理论、文化以及书本知识和课堂知识的价值，轻视、贬低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把体力劳动的作用和价值绝对化，夸大到不应有的程度，把艰苦奋斗片面理解为苦行主义，试图通过沉重的、原始的体力劳动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站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

       抛开文革的时代背景不谈，拋开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对错不论，仅就我个人的人生经历而言，一年多的接受再教育，应该说并非全是坏事。尽管在这段不得不经历的艰难岁月里，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甚至在身心上受到了一些伤害，但对我个人而言，再教育仍可算作是一次意外的、难得的人生历练。在天津东郊那片荒凉的土地上，我经历了走上社会的第一次风雨，学到了“万岁军”的优良作风，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朋友，收获了体力劳动换来的健康体魄，并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些收获，估且就算作因祸得福吧！

       直到今天，我仍然忘不掉天津东郊芦苇荡的风雨岁月，仍然怀恋着那些一块生活、劳动、战斗过的战友们！